我们最关心的还不是这场论战，而是胡乔木觉得有必要反驳余英时观点的心态。陈寅恪不是一个家喻户晓、具备新闻效应的热门人物，理解陈寅恪的学术精神，远非平民百姓乐意议论的话题。故此余英时的文章其实没有太多的宣传效应。促使胡乔木布置“反驳”，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外，有一因素也许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二十余年前，胡乔木与陈寅恪有过这么一次谈话。陈寅恪留给这位中央大员的印象，显然有别于余英时所说的那样。（359-360页）
我过去也不很理解，为什么官方学术界在陈寅恪问题上对我竟如此一再纠缠不已（见《释证》1986版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不过我不相信，如上引《最后二十年》所说的，这是因为胡乔木对陈先生别有“印象”之故。
现在关于第一次风波的事实已充分显露出来了，我认为胡之所以全力布置对我进行“反驳”，主要仍是执行党的决定。我为什么能作此推断呢？从前面有关《论再生缘》风波的讨论，我们已看到官方那种如临大敌的神情，以至康生、郭沫若都必须披挂上阵。此案在党内留有档案，决无可疑。我当年已是主犯，现在又变本加厉，大写什么陈寅恪“晚年心境”，则触党之怒，更不在话下。但老一代如郭沫若之流已逝世，胡乔木以社科院院长的身份正好取代了郭的位置。由他出面来布置“反驳”自然是十分适当的。以党纪而言，他的布置不大可能是完全自作主张，而事先未曾取得（至少在形式上）组织的认可，不过具体的过程和可能涉及的人事现在还无从知道，只有等到档案解密以后了。所以我认为第二次风波仍出于“党的决定”，而且是第一次风波的直接延续。
胡乔木布置“反驳”的情绪表现得异常强烈，其中是不是含有某种个人的动机呢？我只能说，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不是陆键东先生所猜的“印象”。我记忆中有一件小事可能与第二次的风波有关，姑妄言之，以备一说。1978年，我参加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学术交流，前后整整一个月之久（10月16日至11月17日）。接待我们的机构恰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副院长之一于光远先生出面主持。在这一个月中，代表团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由于担任了团长的职位，我个人所得到的照顾更是特别周到（详见我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主编，李彤译，台北：联经，2008）。此行我们并未见到院长胡乔木。但在离开北京前两天，我有机会和俞平伯、钱锺书两先生谈话，这件事我已经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收在我的《情怀中国》，刘绍铭主编，香港：天地，2010，147-154页）。我们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曹学”、“红学”的问题上，因为我在七十年代曾指出：几十年来的所谓《红楼梦》研究其实只是曹雪芹家世的研究。这个评论此时已传到了北京，平伯先生便很同情我的看法。默存先生在讨论中不经意地插了一句话，他说“乔木同志”也认为“曹学”之说在国内很少受注意，还要靠海外汉学家指出来。（原话当然无法复原了，但“乔木同志”四字则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只是听听而已，没有接口。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是胡乔木对我表示善意的一种间接方式，以中共官方接待外宾的惯例而言，他们对于来访者的背景事先一定经过非常彻底的调查，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待。我以往的一言一行，只要是有文献可稽的，社科院有关部门大概都已弄得很清楚；我在《论再生缘》一案中的罪行当然更逃不过他们的注意。胡乔木当年虽未直接卷入第一次风波，然而他1962年春曾拜访过陈寅恪，并为陈的著作出版作过努力，他对《论再生缘》案了如指掌，是可以断言的。在这一背景下，他依然愿意以善意相待，总算是很难得的。上面这段记忆是不是发生过如我所推测的作用，我完全不敢确定。无论如何，我在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待之后，仍然写出“晚年心境”这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字，仅凭这一点，胡乔木非要对我穷追猛打不可，也是可以理解的。
官方学术界对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正式反应，到1986年（即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出版之年）告一段落，但余波似乎仍在荡漾。大陆上出版我的著作已不在少数，甚至其中有些文字我以为可能通不过检查的，最后居然都发表了出来。但唯有关于陈寅恪的研究，除了少数几篇外，一律为政治编辑所否决，包括有些已“附录”在冯衣北书中流传多年的文章。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一两家出版社，而是各处皆然；也不是一时的事，而是自始至今无不如此。由于南北各大出版社政治编辑的口径之惊人一致，使我不能不疑心党中央机构或有指示下达全国所有出版单位，对我所写有关陈寅恪的文字都必须从严审查。如果所测不误，则我的档案中的“黑材料”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上面的讨论都聚焦在官方反应的部分。只就这一方面着眼，则我的陈寅恪研究似乎从一开始便已被官方扼杀，在大陆上未能发生任何影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民间学人的反应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观。我关于陈先生的论述分别在1984、1986和1997年作过三度集结，每一次新版差不多都扩大篇幅至一倍左右。这三种版本虽都不能正式进入大陆，但是由私人携带入口的事毕竟防不胜防。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以后大陆外访学人向我索书的，每月总有几起；我请求出版家寄大批赠本来，先后也不计其数。另一条读我的文字的途径则是前面已提到的，即通过“冯衣北”书中的“附录”。关于这一点，胡文辉先生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的《后记》中有很亲切的记述：
回想起来，我在中山大学就读，即1989年以前，恐怕还不知陈寅恪其人。对于寒柳堂诗的兴趣，则是后来因冯衣北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而起的，准确地说，是由冯著所附余英时先生的论述而起的。（见下卷，956页） 当时大陆学术界的朋友们也往往写信给我，说他们从冯著得读我的论文，恰可与胡先生的经验相印证。最近研究陈先生诗集颇有心得的沈喜阳先生来信说：
先生《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喜阳所读，亦购自书商复印本。（2010年7月20日函）
我的《释证》有大陆书商“复印本”，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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