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不应是作家的附庸或密友，批评也不仅仅只有“审美”分析一个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审美”与“审丑”并行的与批评家主体生命和尊严息息相关的价值分析。就此意义上，我以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一种能给文艺创作、作家作品、文艺欣赏带来新的生命的创造性写作。创作，需要有主体个性的介入；创作，更应该有主体私人的感受、分析、比较、判断融入其中。所以，对那些动不动就爱拿批评家说事，甚至一遇到敢于“批评”的批评家就说，您既然懂得这么多，何必在我身上浪费如此之多的精力，何如自己也拿起笔来写几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呢？我感觉这种论调浅薄好笑，并不以为然。批评既然是一种创作，它就必然有着自己的规律、学问、讲究、才情等。
然而，当下的不少文学批评，确实已经变成一支银样蜡枪头，一个可以“观照”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的万能手电筒，这是批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浑然无知或佯装不知所导致的后果。不幸的是，批评却仍在自我感觉良好地以现在进行时态现身于各种文学现场。现在，人们对批评有着强烈的批评冲动。以至于批评越多，批评就愈不像批评，反倒更像是一场场玄虚名词的博览会或广告词。不管站在批评的哪一极，总之都与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无关。有人说，鲁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批评的时代。我深以为然。鲁迅的人格和文格是高度一致的，其嬉笑怒骂尖锐泼辣的大量杂感式批评足以警世。不管形势多么危急，纵在最最黑暗时刻，在国民精神极度脆弱的时候，他仍挥动着一支如椽之笔，给痛苦麻木的民众以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思想启蒙。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有才华的批评家，他们借助于媒体的力量迅速完成了跻身名流的历史进程。但是，不少挣得一顶批评家高帽的人，却丢失了起码的人文关怀。我们很少能见到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文字，他们的批评远离作家作品，更像是一枚枚“空对空导弹”，沾沾自喜于高谈阔论、自说自话，充满着炫技的客里空意味。也许，在他们眼里，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工程太小，收益甚微，以他们的才华、能力，仿佛高射炮打蚊子，“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现在的批评不像批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许多顶着批评家头衔的人自身学养有限，甚至出现“断供”危机。其中，琐而不慧、博而不专，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隔靴搔痒”是也。一个批评家要搞好批评，必先胸罗万物，读万卷书，看破世相，经历沧桑，然后方能写出富于生命活力的批评文字。现在的批评家大都经世未深，满足于当 “搬运工”——从西方趸来现成理论，施以改头换面的“旧城改造”，能指望他们写出有冲击力的批评来吗？当下的批评呈现出一种趋势：言必称西，鹦鹉学舌。虽然批评可以借鉴，也应该借鉴，但借鉴只是手段，不是批评本身。
真正的批评应是一种有尊严、具傲骨、扬正气的理论表达。批评家主体建构起道德底线与美学圭臬之日，就是批评面对文学发出强有力声音之时。鲁迅先生曾经在其 《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真正的文学批评亦当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放眼古今中外，范例不难找到。毛泽东的批评文字尖锐谐趣；鲁迅的批评杂感旁征博引，形象深邃。这些自不必说。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集序言》写得也是很有口碑的，试读这一段：“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里，“野兽的奶汁”，“狼的怀抱”等描述，形象地说明鲁迅那坚韧的、义无反顾的叛逆性格，文字郁勃峭拔，力透纸背。
批评走到今天，显得踉踉跄跄、疲软失态。分析起来，批评的困顿主要归咎于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批评的媚俗附势，文学批评对文学事件比对文学作品更感兴趣。二是文学批评已经变成只会“审美”不屑“审丑”的文学表扬，批评家主动“自觉”地拔去批判的锋芒。三是文学批评山头化、圈子化，失去与大众对话的公平、公正操守。文学批评乏力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文学创作缺失时代的经典，也不是批评理论资源过剩，而是批评家的伦理维度和美学维度的丧失，是批评家在文化多元化时代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失去了修身养性的耐心，无法坚守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批评家们面临的压力始终没有减轻多少；处在我们这个商业时代，批评家们面临的诱惑太多。顶着压力伸张正义、仗义执言，显然比趋炎附势、多赞少弹要来得艰难得多。但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如果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精神和气概，就应该改弦易辙另谋高就。从事文学批评，就要在责任与艺术、启蒙与自觉等对立统一的矛盾悖论中找到那个至关重要的平衡点，发现批评的“人间正道”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应该成为批评家潜心思悟的一个攸关生命与尊严的庄严命题。
□周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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