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远山的具体解庄过程中也能约略看出其与章太炎的某种渊源关系，这种渊源我以为便是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国大陆本土已经久违了的小学（即文字学）功夫——可能恰是由于此，远山又完全区别于包括陈鼓应在内的诸多当代解庄者。尽管陈鼓应先生以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对庄子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一个”10。但事实上，远山对庄子的评价之高远超陈鼓应。假如不揣冒昧，我以为远山的解庄用心之深也远超陈鼓应。而诸如“用西学裁剪中国文化”或者用西方哲学范畴解释中国思想等，还仅仅是比较表面的区别，真正深层的区别是对我们本土两千多年生存结构性的那种深刻感悟和理解。尽管陈鼓应也明确以为：“儒家的忠君思想、等级观念、权威意识、保守倾向及其对农工与妇女的鄙视，都是与道家精神相对立的。治人与治于人的观念使孔子成为历代专制政体的保护神。至于儒家的等级伦常之发展为后代的礼教文化绝不是偶然的。现在有所谓新儒家，为儒家使用一些现代概念的包装，但其基本精神与现代政治是背道而驰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及普遍参与等等；而儒家，从孔孟开始就是与此相反的。”11但我们通读过一遍《庄学奥义》和《老庄新论》，显然就可能获得一种较清晰的比较和印象，比如远山说道：“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已被秦昭王、齐缗王一度用过的‘帝’号，因而兼用儒墨竞相鼓吹的‘三皇五帝’，号曰‘皇帝’，开启了长达2132年的中华帝国史，永为世界记录。庄子对君主专制的超前批判和惊人预见，因而长期有效，永垂不朽。”其间既能约略见出其不同于当代诸多学人的传统史学趣味，同时对传统帝国的专制历史的从头到尾的厌恶与痛恨和对庄子学说的从内到外的推崇备至，也溢于言表。
当然，一如丁国强所指出的那样，辨伪是《庄子》解读者无法绕开的工作。但辨伪的基本功夫是考据，以当年章太炎与胡适的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为例，陈平原有过的一段评论颇为精到：“章氏所争不在义理与训诂孰先孰后孰重孰轻，而在治经治子经过校勘训诂这一最初‘门径’后必须‘各有所主’。在章太炎看来，说经之学，其用在考迹异同，发明历史真相，乃‘客观之学’，讲究实事求是，‘以比类知原求进步’；诸子之学，其要在寻求义理，陈说人生奥秘，乃‘主观之学’，讲究自坚其说，且‘以直观自得求进步’。”12治诸子之学，训诂、义理一样不可偏废，本应是常识，但章氏的“主观之学”与“自坚其说”的说法与主张堪称高明。远山除了小学功夫扎实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庄学义理的全新阐释之中，自坚其说的主观之学可谓一以贯之而且旗帜鲜明地贯穿到底。“有鉴于嵇康被诛，名列‘竹林七贤’的向秀为求自保，遂篡改曲注《庄子》，向司马氏献媚。仅因死前未能完成并公开流布，遂被郭象窃为己有。……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篡改曲解《庄子》，究竟是‘论之不及’，还是‘智之弗若’？主因是‘论之不及’，即价值观迥异。晋人郭象与其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无不坚执儒学‘成心’且‘师心’自用，因此即便在某些局部略窥庄学奥义，也非得篡改曲解不可。若不篡改曲解，庄学奥义就会沉重打击他们终生奉行的儒学价值观及其生命实践。”从焚书坑儒以来，尤其是古文经学考迹异同“发明历史真相”，乃重中之重，而向秀、郭象“篡改、曲解”《庄子》，远山的首要任务也一样是“发明真相”，然后才可能“自坚其说”。毋宁说，在远山那里“发明真相”与“自坚其说”互为表里，并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互相支持。以他举闻一多在《庄子内篇校释》为解开庄学公案提供关键线索为例（即“汤问革曰：‘上下四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问答中的二十一字）：“可惜闻一多受困于‘与下文（案：即重述鲲鹏寓言）语意不属’之卓识，认为……二十一字‘无从补入’，就止步于解开公案的咫尺之遥。关锋、陈鼓应根据闻一多的发现，把‘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补入原文，可惜未采闻一多的‘与下文语意不属’之卓识，没对伪《列子》做深入辨析就视为依据，将‘汤问棘曰’二十一字误属下读，遂与揭破郭象公案擦肩而过。”这“发明真相”便是为了支持“认知陷溺人间视点、学派成心的俗见之非，必须获得超越性的道极视点。然而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人间视点、门派成心转换为超越性的道极视点，庄子不得不在《逍遥游》篇首，引领读者像北溟之鲲那样‘化而为鸟’，与大鹏一起展翅升空——从人间视点、学派成心，趋向道极视点”的自坚其说。
准确说，远山的解庄也便是从大鹏展翅升空“逍遥游”有效切入，并多少有点一剑封喉地指出，鲲鹏象征“大知”，在庄学四境之中仅属于“次境”，“开篇夸张象征‘大知’的鲲鹏之大，是为象征‘至知’的‘藐姑射（ye）神人’出场做铺垫。旧庄学谬解鲲鹏象征庄学至境，使‘藐姑射神人’寓言变得多余。”从根本上颠覆旧庄学，重新阐释新庄学，奥义也即“义理”自然是关键。诸如“奥义藏于‘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等句式在远山的解庄中自然成了基本的功课，在“内七篇”的解读中比比皆是。饶有意味的是，为了说明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受的“郭注误导，因而谬解‘九万里’为垂直距离”，远山说道：“作为水鸟，大鹏起飞必具三步骤：先拍击离水，‘水击三千里’；再斜行爬高，‘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再水平飞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终生不仕，享寿八十四岁，长年垂钓江湖，无数次见过水鸟起飞，不可能违背其常识。水鸟起飞之常识，或为埋头书斋的治庄者所无，却为酷爱自然的李白必有。可惜他盲从郭象，进而以其巨大诗名，把‘直上’谬解，普及为旧庄学‘常识’。从‘大知’趋向‘至知’，从人间视点升华为道极视点，原本极为艰难，‘直上’使之变得轻而易举，与《逍遥游》主旨根本抵牾。倘若水鸟如直升飞机般‘直上’，又何须‘水击三千里’的助跑？”此殊关重要，因为其是人间视点、学派成心与道极视点的分水岭。对此分水岭的泾渭分明，远山自始至终毫不含糊。不如此就无法还原庄子著述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奥义——当然，支离其言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坚执儒学成心者上下其手的机会，也给远山彻底颠覆旧庄学并深入解庄学之俗谛与真谛之秘密武器（而这也才成了他“庄子与我，相视而笑”的基本理由），远山指出：“‘内七篇’的义理核心是卮言，文本主体是寓言。若不明白‘卮言’晦藏的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支离寓意。‘寓言’、‘卮言’之中，均有‘重（chòng）言’……郭象误读为‘重（zhóng）言’，谬解为‘借重’尧舜孔老等名人以‘自重’，毫无证据。出场最多的尧舜孔，是‘内七篇’的主要贬斥对象。‘内七篇’中的老聃之言合计103字，如何借重？而且无论怎样统计，也不可能拼凑出十分之七的‘借重之言’。‘重复之言’占十分之七，却符合实情。按理十分之七的‘重复之言’会使阅读极其单调，然而阅读‘内七篇’绝无单调之感。因为仅有极少量重言是字面相同的标准型重言，大多数重言都是字面不同的变文转辞。不过变文转辞在避免了单调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考文知音”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焚书坑儒”以来的古文经学，其难度也一样可想而知。而远山除了“考文知音”，更是把大量篇幅和精力贡献给了“变文转辞”的考证与阐释上。比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远山称之为“庄学至境”，“‘至人’是庄学根本名相。‘至人’、‘神人’、‘圣人’是‘异名同实’，‘同出而异名’的变文。‘至人无己’是庄学根本义理，‘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则是至人无己的两翼展开：欲超越‘我’执，必先超越‘功’‘名’。”“‘至境’三句是庄学大纲，将被《齐物论》（跳过《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逐一深入展开……《逍遥游》首章，已把庄学要义阐发殆尽：小知大知倚待之‘物’，即为所蔽之障；小知大知有蔽之‘知’，源于有待之身。致无其功的至人必先‘无待’，因为‘功’必系于外‘物’，致无其名的至人必先无蔽，因为己‘名’必系于己‘知’。”那么显然，远山的所有解庄的工作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去蔽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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