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曾经是一位“车轮上的诗人”，想必也拿过钣子，拧过螺丝。有这么一个小游戏，一位工程师和一位诗人分别要拧紧一台机器上的两颗相同的螺丝钉，我的问题是，谁的螺丝拧得更紧？
答：诗人拧得更紧。只要这个诗人是真诗人，真诗人即使扫厕所也是全世界扫得最干净的。
问：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我们知道，对于身体上的自由，您始终以“漂”的方式去实现，去接近。而在精神上，时常乘诗歌之“物”而游。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绝对自由之歌”呢？
答：我的身体和心灵一样容易得到自由，当我躺在草地上，当我一个人顺着长江走，当下雨的时候街上的人比较少，当我一觉醒来，发现阳光刚巧，恰好，照耀在我的脸上，当一个陌生人给我笑，当我打开电脑看见你的来信，当我吃完一碗红苕稀饭，还想再吃一碗，而锅里还有，当我看见一棵白菜独自站在风中，我就想跑到这棵白菜跟前，轻轻地蹲下来，是的，当我蹲下来，我看见蚂蚁，我看见蜗牛，我看见刚刚生出来非常非常小的癞蛤蟆，它们密密麻麻的，那么小，就会跳，我真想知道：如此多的小癞蛤蟆在长江岸边，什么都没有，它们是如何长大的？仅仅靠喝风？
问：卡尔维诺在他的创作中一向提倡“减少沉重”。减少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并设法寻求和谐，这一点跟汪曾琪非常相似。您的创作不但没有“减负”，反而“加重”。为什么您非要以“大地”的“重”去修饰您“苦瓜诗人”的标志呢？
答：我不知道卡尔维诺的提倡。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往往不知道我要说明什么，也不知道我是谁。至今，我都不知道诗歌究竟是什么？诗歌究竟是什么啊？谁能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我读书很少。我手写我心，我心想我的眼看见的。当然，我知道：我看见的很多都是假的。这个世界除了爱，还有什么真的？我反对别人说我是苦瓜诗人。我宁愿我是白菜诗人和红苕诗人。我写了很多很多庄稼的诗，恰恰没有写过苦瓜的诗，一首也没有写过。我只写过一篇叫《苦瓜》的散文，是当时《青年诗人》一个编辑叫我写的。谁最先说我是苦瓜诗人的？
问：说到诗本真的价值，让我想起有一位作家说过，“写作本身是一种对文字的研究”，您对小说的“文字”与诗歌的“文字”，在运用策略与研究方法上有什么不同？把诗“种”在小说里，是您的实践方式？如果说小说离不开生活，那么以“意识”立足的诗歌呢？
答：所有文字都离不开生活，只要这个写文字的人还生活着。小说讲的是故事，在小说里有诗是小说的失败。我的小说一直都是失败的，正如我的人生。我善于失败。我因为失败而活着，而爱着，而写着，而回答你的这个问题着。我因为失败而失败着。我喜欢：如果我失败了，你就胜利。
问：您曾经跑到河南一边打工，一边搜集当地的民歌。我还不明确您搜集民歌的真正用意，如果是用来“传承”诗歌，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您的进步文学观。冯梦龙正是按照他的这种进步文学观，去收集、编造民歌的，使得当时一些进步文人不能不为之震惊“骇叹”。 那么，民歌在您的创作中是如何体现的？您认为如何给民歌在中国的诗歌史、文学史中还原恰当的位置？
答：民歌就是人民的歌。如果我还是人民中的一员，还是人类的一份子，我就应当竭尽全力为人民写歌，写人民的歌，写民歌，但是，我做不到。这是我失败的证明之一。这也是很多诗人失败的证明之一。我有些诗非常像民歌，这些诗发表得很少。几乎没有发表过。我有很多诗都没有发表。我有很多小说同样没有发表。现在，我越来越不热爱发表了。但是，能够发表，挣点小钱，我仍然不反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歌——民歌——是一个国家所有文字的核。
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庄稼地里松土时我发现一小节骨头》那首诗。十多年了，至今记忆犹新。您在这首诗中发现了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狂欢”。这恰恰是一个接近生命轮回真相的过程，而且越深入，便对土地的体验越真切。眼下许多作家土地意识淡薄、拒绝从民间汲取语言精华，对此您如何看待？
答：别人的事情我管不着。我没有认为我从民间汲取语言的精华，因为我本身，就是民间。我一直在民间啊，难道不是？难道你和别人一样，视民间而不见？难道你不是民间？
问：当生命成为一种凄凉，您是幸运的；当诗歌成为一种生存，您是艰难的。生命在您这里，已成为一种表达，一种抽象——一种社会背后的抽象。然而当您的诗歌不再代表任何语境意义，体现出诗本真的价值时，也许您会实现真正的“突围”，您自己怎么看？
答：啊呀，这个题目太大了，我被吓住了。我一直不相信“突围”的说法。况且，您说的“诗歌不再代表任何语境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纯诗吗？纯诗存在吗？就如同纯净水，真的存在吗？就如同真空，真的存在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空气里到处都是细菌。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身上带着结核杆菌，所以结核病越来越多了。每一棵菜身上都有虫子。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病。每一个字都有含义。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诗歌不代表任何语境竟义。
问：宁夏有个农民诗人张联，他也关注他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傍晚，但他从来不把城市里的东西带到乡下。您却不一样。有人认为您站在城市里吃乡土的“老本”，您自己也曾戏称是从乡下往城里不断“偷运诗歌”。那么您跟张联相比，所坚守的东西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答：读过一些张联的诗，很喜欢。如果我是真诗人，如果张联也是，那么，我和张联没有什么不同。硬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张联是手心，我是手背。
问：有人称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再像其父辈吃苦耐劳，丢弃了传统美德实属悲哀；有人则称不能吃苦耐劳也许是一种进步，表现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和张扬。那么，二代农民工不愿吃苦，您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首先，我要分得清：苦是什么，甜是什么，好是什么，坏是什么，如同，我要分得清：活是什么，死是什么。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其实还活着。有的人，别人以为他苦，其实他正甜着。有的人，别人以为他甜，其实他正苦着。鞋子合不合脚，除了鞋子和脚，谁知道呢？
问：请给“活着”一个定义吧。
答：活着是每一分每一秒，每一点每一滴都是真实的自己。除此，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死了”的。但是，一个人永远活着，该多累啊，请允许人死吧。允许人活，同样允许人死。死而复活。有死才有活。不死就不活。
生活与人生
问：从2003年开始，您开始了电影剧本创作，有没有搬上银幕的，给我们略讲一二吧。
答：没有。1965年春节，正月初一晚上，长江岸边，著名的专给死人打碑的石匠柳富云，因为看电影被踩死了，答：同一时间，我出生了。我出生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也在看电影。他目睹了柳富云被活生生踩死的全部过程，因而，错过了我的生。上辈子的我死于一场电影。这辈子的我生于一场电影。这是我和电影的关系。我就是电影。
问：当下您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一些人对写作的环境和时间很挑剔，那么，您在这一点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答：我的生活普通极了。别人怎么过我怎么过。我一般早上起床就写，站着写。写完了这一天要写的，我才出门，这时差不多八、九点钟吧。我一天只写一千多字。诗歌，最多一首。我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二十行以内。所以，整整一个白天，我都是农民。我失去土地很早。我失去了土地，就帮着我母亲侍候庄稼。我母亲也失去了土地，我就帮着我看见的农民侍候庄稼，或者，我蹲在地边，笑着和这个侍候庄稼的农民说话。我愿意和任何一个农民说话。我愿意对任何一个农民笑。我永远相信：正在侍候庄稼的农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一个农民在地里侍候庄稼，是这个世界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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