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您提醒了我，下个周末见到父亲时我要仔细问问，或许他是希望他的孩子应该读一些美好的文字，仅此而已。
◇问：父亲——建筑师——《诗刊》，苏历铭——房屋建设者——诗人，从这种关系的对照不难看出，您与您的父亲之间有种奇特的暗合，这种暗合我认为是精神上的内在的暗合。您最初的新诗启蒙就是从“父亲”或“《诗刊》”那里开始的吗？
●答：我只是在2006年到2007年期间，一度涉足过房地产推广工作，属于客串而已。其实回国之后，我一直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即负责企业上市、并购和重组等业务工作。我的兄妹当中，没有一个人子承父业，受邀去沈阳参与地产工作时，我还真想到您说的这个话题，似乎命运中总要做一点父亲做过的事情。
读中学时，我很喜欢小说，也曾写过数篇拙劣的小说，给一些杂志投寄过，退稿信中的鼓励话给予我极大的安慰。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接触朦胧诗，准确地说，北岛、舒婷等朦胧诗人是我的新诗启蒙。吉林大学是当年诗歌繁荣的重镇，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是中文系的师兄师姐，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容易被裹挟到诗歌之中。在我接任《北极星》杂志主编后，立即把这本学生学术刊物更改为诗歌刊物，可见诗歌当年在我们这些学子心中的分量。
◇问：1998年9月，您从坦桑尼亚进入肯尼亚的蒙巴萨，想必一路领略了非洲大陆上那大自然的狂野风情，然而最值得体验的应该是活跃在内罗毕和蒙巴萨之间“袖珍型”蒸汽机火车吧，那种“呼哧呼哧”的情景曾经出现在《走出非洲》的电影中，对于这样的旅行，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除了摄影摄像，没有想到用“诗歌”的方式将它“纪录”下来？
●答：真的很遗憾，从内罗毕到蒙巴萨，我们是搭乘飞机往返的。我从来不去参加旅行团，不喜欢那种按着事先设计的线路机械地走马观花。本来肯尼亚行程中没有安排去蒙巴萨，是临时改变行程才去的。在海边小住三天，向海的一侧是一扇巨大的折叠落地窗，每天早晨拉开窗帘之后，水洗过的阳光在蔚蓝海面上闪动金光。小说《根》就取材于蒙巴萨，我还到过当年贩卖黑奴的海港。
要说特别记忆，就是我们租船到远海钓鱼的经历。那是一对法国人，他们来到蒙巴萨后，喜欢上那里并留了下来。他们请我们喝肯尼亚咖啡，交谈中感知着他们自由从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对于一贯崇尚自由状态的我来说，他们彻底的自由现状令我深受触动，自叹弗如。
上了钓鱼船后，我就爬到驾驶舱的顶部一直坐在上面，等黑人水手示意金枪鱼咬钩时，我迅速地跑下来和他一起摇动渔线，把一条肥硕的大鱼有惊无险地拉到甲板上。往船舱里一看，发现同行的八个旅伴已经横七竖八地瘫倒在船舱里，我特别欣喜地发现我不晕船！晚上我们带着这条鱼去找中餐馆，希望厨师能按照我们的意愿做出清蒸的味道，任凭怎么讲解最后还是没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其实我并不是说吃的事情，从酒店去餐馆乘坐的出租车，是一辆四十年代的奔驰老爷车，后面有两排对坐的座位，车门从前向后开启。我坐在车上，瞬间想到好多部美好的电影，像您说的《走出非洲》，还有《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等那个时代的电影。
我写过《蒙巴萨的海水淹没我的脚趾》、《母象》、《落日映照下的乞力马扎罗雪山》、《阿吉普宾馆的窗外》等一组关于非洲的诗体日记，这些文字只是记载心中的小感触，我没有能力展示出非洲雄狮的怒吼和壮美的落日。
■观点
◇问：90年代，随着中国海子、顾城、骆一禾的死去，活着的诗人几乎一夜之间消失，整个诗界显得空前的寂寞。然而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商海沉积后，一些转行下海的诗人纷纷归来——诗界的人，也许都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个情景：2005年的9月17日晚，在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演讲厅内，当20余首诗歌被一一高声吟诵起来的时候，“复旦诗歌日”便有了特别的意义，有一位诗人曾动情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当百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归来！”，您作为商海“归来者”，十年，或二十年，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我个人认为，活着的诗人一夜之间消失，和海子、骆一禾的死并无关系。在当年，海子还没有被神化，他的死并不能让诗人们一夜消失。当年六月风波是理想主义的分水岭，使得一群心存良知的诗人闭上呐喊的嘴，他们在沉默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多人不再公开发表作品，不屑于充当装点门面的饰品，把诗歌彻底沉寂于个体的内心。汪国真之类的所谓诗人应运而生，那些浅薄之作成为那个时期中国诗歌的欺世经典。
我注意到，有人提出“新归来者”的说法，这种提法似乎是特指在商海里忙碌又重新写作的那批人，很显然，我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上世纪90年代初，我已经出国留学，之后的近十年时间与国内诗坛隔断，没有在国内诗歌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其实从大学最初写诗到现在的任何一个时期，我都保持着诗歌写作的状态，即便置身于所谓商海，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歌，只是某个时期没有发表作品而已。
“归来者”归向那里？无非是指在官方诗刊或民间活动上重新活跃，而我始终都没有“活跃”过，保持独立和自由的写作状态，是我一直以来保持的生活方式。
◇问：如果说诗人“消失”是上天对诗歌最大的惩罚，那么诗人下海则是诗界的无奈选择——这似乎成为了顺其自然的理由，但我认为下海与写诗之间要构成必然的关系，似乎还是有点牵强。进一步讲，诗人的消失与诗人的无奈之间要构成一种因果或递进关系的话，也有点不合乎情理。要我看来，诗坛萧条直接的催化剂应该是90年代兴起的商业大潮，而恰恰这个时候诗坛“消失”了那么多“我们的人”，因此从表面上看好像构成了关系：那么多写诗的人都“走了”，把活着的诗人都给“吓着了”，因此他们纷纷弃笔投商……作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您如何探视这迷离背后的本质呢？
●答：我一直以为，生活大于一切，当然大于诗歌。诗人首先是人，而不是诗。下海即不写诗，写诗即不下海，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牵强，它们之间不应该是天然的对立关系。的确，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大潮迅猛地席卷整个中国，全民经商似乎成为大家投身商海的充足理由，诗人群体开始发生裂变。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诗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他们是社会群体中最具探索性的人群，在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博弈中，他们没有理由缺席。一段时间的远离，或许对他们自身写作更有益处，真正的诗人决不会因为职业身份的改变而放弃诗歌的。在日本留学时，财部鸟子曾邀请我参加过《历程》诗刊的同仁诗会，那些诗人都拥有很好的职业或自己的产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诗人身份。
诗歌从古至今都是小众的艺术，它是一群具有天分的人为整个人类创造的美好意境。我们总是过分地夸大诗歌的功能性，似乎它无所不能，它能改变人却不能改变人生，它能使目光所及之处充满魅力却改变不了社会。诗坛萧条并不可怕，只要诗人们尚在，诗意就会充溢于每一个人的心间，相反诗坛繁荣浮躁，真正的好诗并未出现，反而是更大的悲剧。
◇问：上世纪80年代，由朱凌波策划了《北方没有上帝》诗集，单从诗集的名字来看，似乎预示对某神秘力量的瓦解，在您看来，有没有什么暗示的作用？比如诗人从神坛上的“集体消失”或其它的什么？
●答：当年朱凌波把诗集名字定为《北方没有上帝》，是不满新传统诗人和朦胧诗人垄断中国诗坛的现状，他的寓意是让他们“集体消失”，以便更年轻的诗人能充当诗坛的主角。
◇问：据说您执意拒绝书号出版诗集，是不是跟1985年因为诗歌出版问题，连续两次遭遇比较沉重的打击有关？
●答：1985年曾与朱凌波、包临轩等人合集自印《北方没有上帝》诗集，与杨榴红合集自印《白沙岛》，两本诗集先后被有关部门定性为非法出版物，屡遭审查和磨难。从那时起，我恨透了这种出版环境，想到有生之年若再出版诗集，决不使用所谓书号。我更不会为购买书号花费一分钱，《有鸟飞过》是一老友帮我出版的，之后的《陌生的钥匙》、《行走》等诗集，都没有使用书号，但我把它们印得尽量精美，送给喜欢诗的朋友们。
有人说没有书号不算正式出版，也参加不了诗集评奖，他们根本不了解我，那类评奖对我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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