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中，我信任自己的冲动
——《坚持》主编广子答诗人安琪问
提问：安琪
回答：广子
时间：2010.10.11—12.11
地点：北京
访谈形式：书面
问：当诗人们聚会说起一个地方时，最先浮现出来的面孔可以被视为当地的品牌标志诗人，内蒙古应该是你和赵卡最让大家耳熟能详。但如果细究起来，似乎也说不出你的子午卯丑，第一个问题想请你自揭身世，自爆来处。
答：若干年前吧。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005年我们在北京相识不久，在一次交谈中，我好像说过，我是一个“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边缘人。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我一直写得少，在“官刊”与“民刊”都少有作品发表，哪边都没有我。自写作之始，我几乎从未投过稿，我有限的作品，大多是朋友们拿去发表的。说白了，我的读者极其有限。我不是一个明星式的诗人，我从来没有红过。第二，可能要说到命运了。我始终有一种摆脱不掉的宿命感。多年以来，我都视自己为一个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和江湖气概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自我反视能力的渐成，我发现，我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僻、寡合的人。我和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保持着不容逾越的距离。我被这种天生的排斥心理和怀疑秉性所误，以至于今天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赵卡语）。要命的是，这种命运实际上已经深深贯穿在我的文字里，只能“埋头啜饮，昂首嗟叹”了。
请原谅我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身世和来处，在我写下的文字里。
问：如果没有70后诗群的横空出世，你和我其实是一拨的，你我之间的距离绝对比我和1960年，你和1979年出生的人来得近，代际概念确实是很荒唐的。近几年，你以老70后主要诗人的身份陆续参与并组织了70后诗歌论坛，你如何评价70后？
答：相对于无聊的“代际”划分，我更信任的是诗人的出生背景。正如你所言，如果没有“70后”这一概念，我们就是同一拨人。事实上，“70后”这一代人无论是在文化特征还是心理属性上，与六十年代诗人基本是一致的。稍稍往前追溯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早在90年代初甚至80年代末，一批七十年代初出生的诗人就已发力，进入我们的观察视野。“70后”概念的提出至少比这批诗人的出道晚了十年。对于“70后”诗歌群体，我没有那么乐观，但也不悲观。可以说“70后”诗歌现在已经呈现出分水岭，一些优秀的诗人开始不断剥离群体，划线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距我们期待的气象还尚需时日。就我个人的观察，“70后”这个群体，未来应该可以产生跨时代的、承上启下的诗人。在私下里我曾表达过一个观点，经过十几年的积淀与沉潜，除了少数几个，“70后”整体目前又处在了同一个起跑线，十年后会真正见出分晓。谁能持续积累，谁能不断突破，谁能在浑水中洗净自己，谁就可能成为最终走在前面的那个人。
说到70后论坛的组织与发起，借你的话题，我想多说几句。做这个论坛纯属偶然。最初的动机也很简单，只是想找个机会，满足一些朋友到草原来玩玩的愿望，你知道诗人们总是对陌生事物充满了好奇。但后来的情况并不是我想要的，我不能忍受板起面孔来谈论诗歌的那种生硬的严肃感，还要假以各种义正词严，一副文学史的表情。诗会能解决诗歌问题吗？除了诗艺的切磋，我更感兴趣的是诗会之下，趣味相同或不同的诗人之间那种性情的触摸与碰撞，哪怕它是个酒会呢？但现实不是那样，很多人背离了宽阔的人性，更进入不了逼仄的诗歌。所以，我曾一度远离这个自己发起的论坛。
问：2010年初，你和阿翔、宁夏混子发出了编辑《中国70后诗歌编年史》的通告，迄今编选情况如何？在70后诗人纷纷主编并已有若干版本的“70后诗选”问世的情况下，你们这个选本有何独树一帜的举措和意义？
答：今年9月份组稿工作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但对于这个选本，我却产生了动摇。
关于编选一个“70后”全集式的选本的念头由来已久，这一点你应该清楚的啊，早在五年前我们就好像谈到过这个话题。只是那个时候，除了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做这样一个选本的准备。直到2008年，这个想法真正进入我的考虑，是基于两点，一是觉得“70后”可能需要这样一个选本了，而当时已有的一些选本并不能够令人满意。大家知道，黄礼孩最早编选的《70后诗人诗选》只是一个呈现性的选本，一次起义性质的集体操练；康城们的《70后诗集》则太草率，不具备批评与研究价值。焦点应该在刘春的《70后诗歌档案》，但那个选本根本就不是刘春最初设想和为之努力的样子，一个连编者都不满意的选本，不说也罢。其次是来自阿翔等人的督促，作为多年的朋友，我了解阿翔们的这种热情，但我确实很犹豫。不是信心问题，而是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障碍。你像一些后来从网络上成长起来的诗人，一些出生和出道较晚的诗人，尚还不能盖棺定论。比如沈浩波，在70后诗人里已是响当当的人物了，但他是76年出生的，只有34岁，我们还不能把他作为一个中年的巅峰状态的沈浩波框定在这个选本里，如果强行去做只能成为选本的一个硬伤。所以，在稿件组织完成后，我又陷入了最初的那种犹豫不决。总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至少应该再晚五年来做这件事情，操之过急会难逃功利的色彩。
这中间还发生过一点儿意外，我们原计划编选的是《70后诗歌全编》，编选本来是秘密进行的。后来，看到黄礼孩等突然在网上发布了一个《70后诗全集》的征稿消息，我决定放弃。我给礼孩去信说，这个选本由他来做应该是最合适的。而礼孩的建议是，我们完全可以做两个不同的版本。之后，也就是在今年初，在阿翔、宁夏诗人阿尔、谢瑞等朋友的鼓动下，我开始重新考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对于这个选本，我的态度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成一个终结性的选本。我们的野心是，把《中国70后诗歌编年史》做成一个盖棺定论的选本，它的面世将意味着“70后”这一概念成为历史，强行取消作为群体的“70后”，只留下单独的个体的诗人。说白了，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完全以偏概全的，对立于“体制公允”的选本，一个企图重建文学史的选本。
经历几番自我激辩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我必须做好一切被指责、被谩骂、被敌视的准备。无论多难，无论发生什么，这个事情必须完成，这是我对那些精心遴选、认真准备了作品的诗人们的承诺。我可以负责任的表态，这个选本最迟会在明年与大家见面。
问：可能是我孤陋，在我的视野里你和赵卡主编的《坚持》民刊是内蒙古最有影响的，刊物的先锋性是其主要原因。请简要说一下《坚持》的来历及去向，并说说你们的民刊观。
答：很多时候，我感到这本叫《坚持》的小刊物，就是我自己的命运。它经历了酝酿、诞生、停滞、不断的改版和反反复复的校对，它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关于《坚持》，我做如下介绍：
《坚持》1994年创刊于内蒙古乌海，第一期为四开小报，基本上为本地作者，加上发行不到位，未产生较大影响；第二、三期改为四开八版，质量大为提升，很快受到关注；第四期于呼和浩特出刊，诗人赵卡、阿翔正式加盟并参与主要编辑工作，改为大32开杂志，出刊后，受到海内外诗人及评论家的广泛赞誉，奠定了《坚持》在中国当代民刊史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本卷《坚持》在卷首语里公开拒绝了当时的伊沙与女性诗歌作品。尤其是，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诗人阎安在当年度的《延安文学》上完整的转载了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公开发表的《眺望时间消逝》（赵卡）和《一条狗或狼狗穿过傍晚的马路》（广子）。《坚持》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产生影响正是从1996年卷开始的。《坚持》的实际编辑者始终为广子和赵卡，作为友情的鉴证，诗人阿翔自始至终参与了《坚持》的部分组稿工作。而奇怪的是，作为创办人，广子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没有发表在《坚持》。2006年《坚持》计划复刊，并改刊名为《旁边》出刊一期，但因故未发行。2008年《坚持》正式复刊，并以其严谨、苛刻的选稿和办刊风格，再次成为当代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非正式出版物之一。《坚持》没有任何口号，它始终倡导的是自由、独立的写作精神。《坚持》的选稿原则始终只有一个，就是编者视野里那些无限接近少数的优秀诗人。
我不反对“民刊”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但我更愿意称之为非正式出版物。我对民刊的理解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审美趣味与“文学政治”，哪怕是功利的。
问：读你诗文，字里行间的颓废和唯美气息居然有点脂粉味，奇怪的是，它们又是现代的，我不知道这种诡异文风的形成所来何处？你的诗歌写作受到什么影响或者说，你的诗歌写作的构成是怎样的？更简单一点，你如何写作一首诗？
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大概是几年前某一天，我突然跑到《秦》论坛发了个帖子，就是几个漂在北京的80后玩儿的地方。土豆的一个跟帖让我至今难忘，大意是“感觉充满了忧伤的近乎迷人的气息”。一个人的写作气息，他的语感他的词性一定与他的性格和内心里隐藏的世界或秘密有关。我无法说出具体受到过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的写作肯定与一些人和事物有着奇妙的联系。这个话题恐怕很难说清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1999年至2004年，我大约停笔了五年（这五年恰值中国网络诗歌风云际会）。这五年我因祸得福，因为如果不能调整自己的语言状态，我可能会自杀掉。五年停笔的结果是，我还活着，但长发变成了光头。也就是说，我逼迫自己剪掉了语言末梢的那些毛叉，触摸到了语言的横截面，可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毛叉感还在……你想啊，我们每天面对的世界有多么古怪，我们藏在衣服里的身体有多么诡秘?你知道吗？那个剃着光头的身材矮小、粗壮的男人，他的内心里还装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他自己。我想你明白我这么说的意思。
我不记得是如何完成一首诗的，我想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冲动。不论这个冲动是披散着长发，还是剃着光头。在写作中，我信任自己的冲动。
问：有时候觉得你的生命观很虚无，但你做事却又讲究扎实，你如何调理这两种状态？
答：哦。过去我通常会用最简单、最笨拙的办法来调节、平衡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比如在公司，我的心理定位就是职业经理人，有个固定的原理原则在那儿放着，你只需要按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行了。回到生活中，我允许自己展示、放大内心的那个个我，让它得以真实的释放。生命观的虚无不会抵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正向努力，反而有利于我们厘清生命的本相。所以，我允许并鼓励自己在这两种角色之间不停的转换。
现在，准确的说是五天前，我刚好接受了一个关于生命教练的课程，在那里，我再次找到了让它们统一的方法。
问：偶然看过你若干文案，有理有节有高度有局部，好像听说你高中毕业就上班去了，不知道你这份才华和写作能力是怎样得到的？天赋，还是后天的学习？
答：我要感谢八十年代，没有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也许会继续坐在低矮的教室里，接受政府制定的教育。我可能会活的很体面，瞧啊，这个聪明、富裕而有教养的白痴。但我赶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八十年代，这使我很快很顺利的就滚出了中学的校门，成为一个社会青年。在漫长的青春期里，成长为一个壮工、临时工、矿工、记者、主编、导演、诗人、策划人、职业经理人……你看，有了这样一份履历，做个文案算的了什么啊？
我的写作起点很低，属于从课本古典诗词里启蒙的那一类。如果天赋指的是学习、磨砺和忍耐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所有的写作者都是天生的。
文案和写作能力，是多么的不搭界。前者指向生存，后者暗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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