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由伦佐发起，先在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举行他的个人讲座，引起强烈反响；然后他回西昌约我赴成都、重庆、武汉各大学举行我们两人的系列讲座。在西昌的讲座只是一个小小的预演。那一次走访讲学用“轰动性反响”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最后因惊动了执政党高层而被迫中止。演讲不仅影响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影响延续到20多年以后，我们讲过学的一些大学（如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的中文系，迄今仍有一些老师绘声绘色地向学生讲述“周氏二兄弟”当年在该大学的演讲盛况。这一点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我和伦佐是双胞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们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小学四年级的七册只读了一个月）就辍学了。因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父亲周其良1964年死于囚禁国民政府官员的四川雷马屏监狱），加之母亲多病，大哥患精神病，两个弟弟幼小，我和伦佐大概在11-12岁就参加社会劳动，为母亲分担生活重担了。开始是上山捡菌子、打柴到城里卖；以后脱土砖、捶碎石、拉板板车、抬石头、抬石灰、做临时工……伦佐在文革前一年下乡到西昌袁家山农场当知青，我于1966年4月到铁道兵8815部队下属8817部队民工连当民工（合同工）。文革开始，根据当时的阶级政策（“公安六条”），我和伦佐作为“黑五类”中的“关管杀”子女，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伦佐冲破政策限制，参加大串联后，带领西昌的“黑五类”知青起来造反，我也因为抗议民工连领导草菅人命发动民工罢工而于1968年夏天回到西昌参加文化大革命，先后在西昌地区激进造反派“西昌打李分站”派的文艺宣传队（由西昌地区文工团、地区京剧团、地区川剧团演员组成）作乐队伴奏，在广播站作播音员。1969年到西昌制药厂当锅炉工（为临时工），1973年转为正式工。1975年12月调到西昌农校（西昌农专前身），1988年3月从西昌农专图书馆辞去公职，专职写作。关于我早年的学习和写作情况，我在回答发星的长篇访谈《横断山脉反主流句法的人本踪迹》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就不重复了。我这里简单告诉你一点伦佐的早年情况：伦佐的经历是很具传奇性的，青年时期，伦佐就进过两次监狱，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还死过两次（一次被子弹击中头部，一次被歹人用刀砍击头部）。还有一点，伦佐的思想探索很早，大概从十四、五岁就开始了。我在1972年以前，思想和价值观方面主要受伦佐影响。近40年的思想探索，伦佐写有多部哲学和心理学著作，目前出版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的知识系统，主要是靠自学建构起来的，而基础就是那艰苦童年时期的三年小学课文。
对于伦佐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写作，我曾在《艺术人本论》（周伦佐著）的“后记”中谈到过：“如果说当代中国真有一个不依赖转述西方和注释古代而获得自己的理论话语并自成体系的本土哲学家，那一定非伦佐莫属！”这决不是兄弟之间的溢美之词，而是对真思想、真才华的推崇。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论人、论文有着较为苛刻的标准，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本，我是很少做出正面评价的。中国多的是转述西方和注释古代的、以学术谋职称、争名利的体制化学者，但恰恰缺少有独立建构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伦佐的哲学思想不是从西方的任何理论中转译、转述过来的，也不是从孔孟、老庄那里引申而来的；他的哲学思想（包括艺术本体理论）直接来源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独立思考。这正是我推崇伦佐的主要原因。
伦佐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是2006年由“美国21世纪基金会”赞助、收入美国“21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的37万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这本书在海内外文革研究界和国内的众多文革参与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一次小范围的民间文革研讨会上，我曾对这本书谈了三点看法：一、这是一部心力之作；二、这是文革造反派研究方面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三、这是一部传世之作。有一点遗憾的是，这本书是在海外出版的，国内没有发行，很多人知道这本书，但买不到，有些需要的读者，只能通过复印本阅读。
安琪：虽然我们迄今尚未见面，但我已几次在电话中领教过你雄辩的激情的哲学的一面，这与你生活的四川这个大环境有关吗？敬文东博士在他的专著《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多次说到四川方言之于普通话的区别，他的区别观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我想问的是，你认为四川方言特色是什么，它之于普通话真有巨大的区别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这种区别之于诗歌写作的意义何在？
周伦佑：敬文东我认识，见过面。你提到的书我没有读过。但就我的经验而言，四川方言对四川诗人写作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在川文化的区域内有很多种方言：成都方言、重庆方言、西昌方言、自贡方言、乐山方言……每个地区下面又有各种不同的小方言，都是很不相同的(比如川剧高腔就是以自贡方言为基础的)。还有，就我所知，80年代的四川诗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位是用四川方言（或诗人家乡的方言）写作的，依据的基本上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规范的普通话系统。在私下或正式场合朗读诗歌也大多是用普通话，在我的记忆中，在公开场合只有个别人是用成都话朗读诗的。你在电话中“领教”我的“雄辩的激情的哲学的一面”也是根据我的普通话表述，而不是四川方言表述。关于“四川方言的特色”我只能告诉你，一、四川话很具幽默感，但它只能在川文化的语境场域中才能被理解和感受；二、现代诗很难完全用四川的某一种特定的方言来写作（起码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虽然我没有发现四川方言对四川诗人写作的决定性意义，但我认为四川独异的地域环境和近代川人的来源构成（湖广填四川；流放而来；充军而来）无疑对四川人的思维方式和想象方式产生了影响，使川人形成了与外省人不一样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从近代四川学者和作家的思想及行文方式可以得到证明。这种精神上的“不同”主要体现为：直觉、想象、激情、谵妄、自负。这也是80年代四川先锋诗人的特点。
安琪：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代的一些诗人似乎在以各种方式譬如编书、搞活动等进行着重新洗牌的企划，并且在这一系列企划中重新确认第三代代表诗人的名录，虽然你也是活动能力很强的诗人理论家，你却很少制造关于第三代的活动而是孜孜以求你的非非，我可否理解为这是你极度自信的表现，也就是非非大于第三代？我确实感觉在你身上有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概。关于“第三代”的命名众说纷纭，我想听听你这家之言。
周伦佑：确实如你所言，在我的价值坐标中，非非主义高于“第三代诗歌”，也大于“第三代诗歌”。除了专注于我个人的诗歌和诗学理论写作，非非主义的完美呈现是惟一值得我去倾注精力的一件事。归根到底，个人的写作是高于一切群体活动的（高于“第三代诗歌”，甚至也高于非非主义）。一个诗人，如果没有那些和自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能够代表诗人进入时间，对抗时间，战胜时间——最后超越时间而不被时间所伤害的纯粹作品，一切商业策划，一切商业炒作，一切群体活动，最终都只会落入一个“空”字！对“第三代诗歌”的确立，我早在80年代就已做了应该做的事、我1988年3月完稿的《第三代诗论》一文，至今仍是这一研究领域最权威的理论文本，现在有关“第三代诗歌”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思想线索，基本上都可以在我这篇文章中找到出处。况且，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从理论到作品，一旦确立，就已成为客观的历史，不是一些曾经的参与者按照个人的意愿事后搞一些商业策划，搞一些商业活动，就可以“重新洗牌”的。比如，由书商万夏投资、策划，由杨黎具体操作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这样一本书，任意编造历史，怀着自我脸上贴金、确立个人历史地位的可疑动机，花了十几万元人民币，结果怎么样？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研究者，会把这样一本由圈内人胡编乱造的、自己花钱自我炒作的商业性图书当做严肃读物！
关于“第三代”的命名，就我所知道的，政治方面最早是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和毛泽东提过；学术领域中，海外学者唐德刚和国内学者李泽厚、周伦佐提过；与中国当代诗歌相关的“第三代人”概念，是1984年四川大学学生北望在一本油印本的《第三代人》刊物中引述杜勒斯和毛泽东的话而提出的（1985年万夏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也设了“第三代人”栏目）；而“第三代诗歌”和“第三代诗人”则是我在1988年3月完稿的《第三代诗论》一文中正式提出和阐释论证的。我们在还原历史时，必须以可以查证的文本为依据，而不能轻信那些拿不出任何证据的什么“据说”、“可能”、“大概”以及“我曾经如何如何”之类似是而非的传言——在我上面列举的这些事实之外，那些“自称者”叫他们拿出证据来看看！
还有你提到的“自信”。一个诗人自信的根据是什么？当然是他的作品。是他的那些能够代表他进入时间，战胜时间——最后超越时间而不被时间所伤害的纯粹作品！你感觉中的我的“自信”，我的“乱云飞渡仍从容”，大概就来源于此吧。因为这种“自信”，我有组织活动的能量和条件而厌弃活动，我有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而拒绝参加活动。有一点我想得很透彻：诗歌是灵魂的事业。一个人的生命就那么几十年，如果想写出一些能够传世的作品，就一定要摒弃许多外部的东西。那些热衷于各种活动，拼命制造娱乐话题的前“第三代”诗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缺乏信心。我曾经在去年的某个场合遇到一位过去很优秀的“第三代”诗人，整个人感觉很糟糕，我问他：几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了？他说酒色过度。我说不至于吧，感觉你的精、气、神都垮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状态，而是你所指的那一群下海经商的前“第三代”诗人的状态。他们中的某些人即使偶尔还在写诗，但早已和文学无关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