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答诗人安琪问(3)

　　安琪：你获得第二届柔刚诗歌奖的《刀锋二十首》是你体制外写作风格的一次迅猛爆发，它们尖锐、叛逆、不妥协，有一次与赵思运博士聊天，他说，他越来越觉得诗歌之于时代的无力，所以他越来越看重你这一路的写作，即血性的，骨头的，灵魂的。对诗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周伦佑：《刀锋二十首》写作于1989年12月—1992年2月；同时写作并刊登于《非非》1992年复刊号的还有《红色写作》一文。组诗和文章刊登以后，产生了冰火两重天的效果：一方面是震撼性的反响，一方面是普遍的质疑——即使是一些坚持严肃写作的诗人和评论家（如北京的知识分子诗人和评论家），也认为《红色写作》是“坚硬的对抗姿态”，是“主张二元对立”。那时后现代主义刚开始在中国知识界流行，许多人开口闭口就是“非二元对立”。为了回应这种批评，也为了阐明《红色写作》的基本观点，1992年底，我曾给郑敏先生回复过一封很长的信（郑敏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高度评价《刀锋二十首》，但也善意地批评《红色写作》表现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写作观）。你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思想状态。其实，《红色写作》针对的主要是1989年以后，弥漫于中国文学界和理论界的那种逃避现实、躲进书斋、自我把玩的闲适写作，在诗歌界则是逃避现实的口语诗。许多人都有同感，但由我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提出，它就成了问题。因为我触犯了中国文人中庸行文、中庸处事的行为准则。权力中心（即真理中心）是喜欢一元垄断一元和谐的，他们的那一元是绝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我“非”掉，自我取消掉的，所以，“非二元对立”要“非”掉，要取消掉的，当然只能是作家自己的介入主体和批判主体。许多诗人、作家正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先后掉进了这个后现代主义的陷阱。
　　
　　不管《红色写作》和《刀锋二十首》在当时遭遇到怎样的误解和批评，我依然坚持我的写作理念，继续写作了《反暴力修辞》(十八首)以及《变形蛋》、《象形虎》、《遁辞》等长诗。正如诗人蒋蓝指出的：“周伦佑在89后严峻的现实中提出‘介入当下现实’、‘深入骨头与制度’的写作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它必然地遭到体制意识形态的压制和汉语写作界刻意地肢解、曲解和吸血。12年后的今天，‘介入当下现实’已成为自由写作界的共识，这是有目共睹的。压制和曲解终归于无效。”（见蒋蓝：《体制外写作的命名与实践》）进入新世纪以后，坚持严肃的诗歌精神，介入当下现实，关注底层民众，拒绝商业化，拒绝娱乐化，这样一种写作倾向，正在形成一种方向性的写作潮流。君不见，连恶俗的“下半身”写作者，也在改变自己的形象，转而提倡所谓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吗？而“深入骨头与制度，介入当下现实”，是我早在1992年的《红色写作》中提出来的。《刀锋二十首》，以及随后的《反暴力修辞》、《变形蛋》、《象形虎》等则集中体现了这一写作理念。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有介入意识的诗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要想使自己的写作获得某种介入的有效性，就必须与权力中心（即真理中心）形成某种形式的“二元对立”的张力。舍此，诗人的写作就只能是在玻璃上镂花，除了装饰橱窗外不会有任何意义。
　　
　　【周伦佑短诗一首】
　　
　　看一支蜡烛点燃
　　
　　周伦佑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看一支蜡烛点燃，然后熄灭
　　小小的过程使人惊心动魄
　　烛光中食指与中指分开，举起来
　　构成V型图案，比木刻更深
　　没看见蜡烛是怎么点燃的
　　只记得一句话，一个手势
　　烛火便从这只眼跳到那只眼里
　　更多的手在烛光中举起来
　　光的中心是青年的膏脂和血
　　光芒向四面八方
　　一只鸽子的脸占据了整个天空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眼看着蜡烛要熄灭，但无能为力
　　烛光中密集的影子围拢过来
　　看不清他们的脸和牙齿
　　黄皮肤上走过细细的雷声
　　没看见烛火是怎么熄灭的
　　只感到那些手臂优美的折断
　　更多手臂优美的折断
　　烛泪滴满台阶
　　死亡使夏天成为最冷的风景
　　瞬间灿烂之后蜡烛已成灰了
　　被烛光穿透的事物坚定地黑暗下去
　　
　　看一支蜡烛点燃，然后熄灭
　　体会着这人世间最残酷的事
　　黑暗中，我只能沉默地冒烟
　　
　　1990年4月12日于西昌仙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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