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你是把诗歌作为快的艺术而把小说作为慢的艺术了？
韩东：没错，诗歌是快的艺术，来得快，去得慢。小说来得慢，去就不一定了。好的小说也是去得慢的，甚至常驻某处。
安琪：你认为你的读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韩东：像我这样的。我既是作者，也是我写的东西的读者，这个读者的身份是须臾不敢忘记的。我不仅只写自己能写的东西，而且——这很重要，只写自己愿意读的东西。可写和可读在我这里不应该是分离的。在谈论中它们怎么就变成了分离的？我觉得有点奇怪。可读，并不意味着读者，或者市场，也不是屈尊俯就的结果，本来就包含在写作艺术之中了。片面地强调可写亦然，是不成熟的写作者的一种自我辩护。问题在于，很多人都在连自己都看不明白的东西，又有很多人在写自以为读者大众喜欢阅读的东西。
安琪：你的性格中似乎有种好斗不妥协的成分，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
韩东：两者都有。当然，我们的环境是很恶劣的，因此，任何反抗、抗议、抗争或对立的声音都是有道理的，甚至于必要。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愿意看见皆大欢喜，那种甜腻的利益共谋的歌舞升平的景象。问题在于，抗争要付出代价，这代价有时候很根本，你的成功意味着变成了你所反对的那些东西。鲁迅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成功即意味着他的失败。如今，什么人在鼓噪他？又在什么地方使用他？昔日的敌人已经化灰成烟，但武器尤在，越发地熠熠生辉了。鲁迅就是一件精良的武器，而非战士。战士倒地而亡，化作利器，被权势者居为己有。有人说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伟大的灵魂，民族魂，呵呵，这个民族需要的绝不是强大的让人仰视的灵魂，而是自由呼吸的空气。所以我比较认同本能的、即兴的，甚至是无效的反抗，而蓄谋的、具有政治色彩一以贯之的斗争则使我厌恶。
安琪：“他们”诗群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请你从你的角度叙述一下它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作用，并且叙述一下你在他们诗群的作用。
韩东：“他们”对于第三代诗歌运动能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写作团体，具体的写作者或许能从中找到认同感，使自己变得比较自信。写作者的自信在缺乏社会承认的开始阶段肯定是有意义的，但也只是在开始阶段。我主持编辑了刊物《他们》，使大家拥有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园地，如此而已。当年我更需要《他们》或“他们”，这也是我和一些有天分的写作者相逢相聚的原因之一。
安琪：每个流派最终的走向总是分散或反目为仇，“他们”有吗？在“他们”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事？
韩东：分散是肯定的，各奔东西，各干各的事情。但反目为仇“他们”似乎没有。我和于坚确有一些冲突，但也没有到反目为仇的程度。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我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也许当年我们过于紧密了，失去了对对方的必要的尊重。因此在一些时候和地方伤害了于坚，或者他感觉受到了伤害，我很抱歉。于坚也会时不时地挖苦我，我们都有点意气用事。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我和于坚无论是并肩而行或是打架，都是很珍贵难得的。创办《他们》的过程中，记忆深刻的事当然有，说来话长，就不说了吧。
安琪：时至今日，你认为你做得最漂亮的事是什么？
韩东：真的很难说，没这么想过。但肯定不是编辑《他们》，也不是完成某本书。也许是辞职吧？但也不好说。
安琪：你父亲方之先生也是个作家，可以说你是出生于一个文学世家，这样的家庭对你写作有无影响？
韩东：肯定是有影响的，但这影响很难分析，更难归结到文学方面。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分量很重，超过所有死去和活着的人，但不因为他是一个小说家。我父亲没有让我背过唐诗，也没有教我写作，故事倒是讲过一些，但那是哄小孩的，绝非刻意培养。小时候我很喜欢听父亲和他的朋友说话，谈写作谈文学，也谈别的。我似懂非懂，那可真是一种享受。我父亲从没有料到我以后也会写作，我开始写作是在他去世以后。他对我的生活很关心，但对我的“事业”很忽略。我很感谢他的忽略，甚至也感谢他的早逝——从写作和精神成长的角度说。父亲一死，我就没有父亲了。将敬畏的感情系于虚处，这对精神成长和健康大有好处。从十八岁开始，我就是一个心目中有父亲而现实中没有父亲的人了。
安琪：我曾看过国外一部电影碟片《童年旧事》，也是讲到了父亲，结尾处有一句台词：爸爸在天上看我。当时我想到了你的诗集名字，你看过那部片子吗？你对“爸爸在天上看我”如何理解？
韩东：我没看过这部电影，可见再好的说法都会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发明出来，当真是人同此心。如何理解？不需要理解呀，就是“爸爸在天上看我”，我是这么觉得的。一束目光而已。他看你，而你看不见他，但你能感觉到他在看你。不是监视，而是关注或关心。就是这样的经验感觉。
安琪：我记得你的《山民》一诗入选了高中教材，作为作者，请你向我们解说一下这首诗好吗，或许可以给教师们提供教学的依据。
韩东：《山民》很简单，不需要解说吧？解说反而会坏事，孩子们本来懂了，一解一说反倒糊涂了。古诗也许需要解说，因为用典以及一些今天比较生疏的背景。当代诗歌我主张不解说，直接去读就行。我不相信那些需要经过训练的读者，更不相信强调这些的诗人。从不读诗的人开始读诗可能不习惯，但也只是不习惯而已。读一些，读多了就习惯了。或者说读诗是最好的训练。从来不读诗的人一开始就碰上了解说肯定是一件坏事，以后再也不读诗完全有理由。教师应该提供好的诗歌，并把他们读诗的喜悦传达给学生，靠感染的力量而非靠知识的力量，这就太棒了。
安琪：诗界围绕着“民间”与“知识分子”一直有诸多纷争，你的长文《论民间》被视为为民间张目的重头稿，在你看来，这二者间的最大分歧在哪里？
韩东：现在看来最大的分歧还是写法上的。当然，当一种写法一统天下并振振有辞的时候，就构成了压抑，或者压迫。九十年代的诗歌界就是这种情形，“知识分子写作”甚嚣尘上，继而成了主流，登堂入室了。“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之争对具体的诗人而言乃是话语权力的争斗，但对诗歌本身而言却是写作方式、风格、理想的相互映照。一元变成了两元、多元，这有多么好！如果“民间”一统天下，我也肯定会很反对。当年为“民间”辩护是因为它处于劣势，甚至奄奄一息。自然我的诗歌风格是倾向于“民间”的，所以才直接地贴己地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写作”带来的压抑。现在的“民间”和“知识分子写作”都一样，鱼龙混杂。《论民间》表达的实际上是立足民间的一种理想状况，同时它也是投入战斗而应运而生一篇时文，只有文献的意义了。
安琪：在诗歌界你属于又会写诗又会做事的人，也就是俗称“诗人活动家”，你自己认可这个称谓吗？或者你如何定位自己？
韩东：不是认不认可的问题，而是巴不得如此。我就是缺少“活动”，所以向往“活动”，在这个词最物理的意义上。至于我所做的那些事，大约属于文学的公益事业——绝不是美化。我很厌烦经营自己，送往迎来。所以我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病态？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到最后会是一种很可怕的人格。在这方面我有自责，有反省。我倒希望自己随和一些、宽宏一些，我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之境。在和外界交往方面，我一直是疑虑重重的。不像大部分人从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中，有的在浑水摸鱼，有的则是天生丽质。反正我不是天生丽质，得学着点。“诗歌活动家”没问题的，我正在学，“小说活动家”也在学。只是社会名流我自衬还是免了吧，那也太不靠谱了。
安琪：你对今后有何打算？
韩东：继续写作，养家糊口，以及，更真实地体会活着这回事。
二、韩东简介
韩东，1961年生于南京。第三代重要诗人。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在校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毕业后在西安、南京等地高校任马列主义教员，1992年夏天辞职。1985年起主编《他们》文学杂志一至九期。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诗作，提出“诗到语言为止”观点，引起诗坛的争议。九十年代末发起“断裂”运动，引起文坛争议。著有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小说集《西天上》《美元硬过人民币》，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等。
曾获得包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内的各种奖项。诗作入选各种教材。现居南京，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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