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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思想失踪年代的诗歌(2)

2012-09-28 17:2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看看2010年的到来——我这个时候在阅读卢辉的诗。2010年的到来,全球各地都有迎接的钟声和烟火,世界各国都有迎新年的大型且奢华的音乐晚会,全球各族民众都有相当的激情迎接新年,但是,诗是沉默的,诗人及诗的读者无法用诗来迎接一个数字的变更——确实,思想失踪后,新年的意义只在于一个数的变化。——对于诗人,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涵一点儿希望。

  2010年的到来让诗感到诧异与茫然,如果我们强制性地用诗来承载那些热情,如果我们勉强用诗来描绘人们欢欣鼓舞的场面,无论怎么挤压,诗就是无法吐露出一个恰当的字句。因为思想失踪,感情显得十分虚妄。

  在这个思想失踪的年代,新年到来,让诗人显得十分忧郁与冷默,卢辉等诗人没有站在热情澎湃的人群中,或者,在这个思想失踪的时代,诗人对人们的热情感到陌生,在这个思想失踪的新年,诗人觉得有组织的阵容、庞大的国家激情十分娇柔与虚弱,诗人觉得民众的热情十分妄动。诗人觉得,2010年的这份新年热情没有任何根据。

  这种没有根据的热情成了2010年这个新年的标志——把诗人和艺术家排除在外,这个新年人们的热情的实质已经与诗的本质相去甚远,一种被一个经济支点抬高的热情多源于人的本能,因此诗表现出沉寂。我阅读的虽然是卢辉的一个旧集,但从他的那些诗中,我发现的轨迹是——他的写作日趋冷静,而不是渲泻一种从众的、时尚的热情。

  如果你还要在这个年代写诗,你就得怀疑诗;如果你在这个年代还要为人写诗,你就得质疑人;如果你还要在这个社会写诗,你就得知道人们是愿意沉默还是愿意呐喊。在诗和诗人面前,这不是 “异化”这个理论性词汇能击中一系列问题的要害的。

  当然,就稍早前的某个年代而言,诗人当然要保护人免受沉默之害——这个原则现在也不过时。在这一责任面前,卢辉的诗面临许多问题,如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时,是让诗人来承担,还是让诗来忍受;是让诗来表达,还是让人们沉默——这需要相应的观念来分配这一责任。而卢辉认为,面临问题如同西绪福斯面临一块石头一样,是诗人的宿命,只要是作为诗人,你就不能逃避,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他受到那个远方的神的启示,而不是一味地在诗里吟咏一些古今之苦,来表达作为诗人的自身的命运不济,除此之外,更重要是解决问题。卢辉的某种选择让我们明白,他与他的诗面临许多问题,唯独没有面临诗的文化态度方面的问题,卢辉的这份清醒,也许为诗提供了希望,那我们就得多从他面临的问题,来讨论诗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他的诗或许面临文化问题、技术问题、甚至最浅显的社会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卢辉让自己的诗展示时代本相这一定位——这一点是当代诗人所快要遗忘的责任。

  诗一向是人类的圭臬。诗沉寂是敏于人的沉默,“月亮,一点点地冷了/崖上挂不住半截影子/那个清淡的日子,就在我身边/生命已是一片皑皑白雪”,卢辉在《月亮,一点一点地冷了》这首诗中,把人类的沉默展示得像白雪一样惨烈,而且意识到已到了悬崖的边上。这种境遇,让诗人发现,诗,必须保护生命免受沉默之害。

  是什么掩盖了生命的声音呢?是饥饿吗?是贫穷吗?对于饥饿,卢辉有特别的理解,他从整个非洲的角度发现饥饿的力量,但他离开非洲后,他的视野来到亚洲,并集中在老子身上,“有很多胡须是很轻的;因为便捷/进入骨头的根/经常有思维里见面//……就是这样蔓延而去/老子一言/成百根的竹子,从山坳/节节败退”(《老子之宽》)。社会已经格式化了,进而被数化了,这是一部分人感到兴高采烈的时代,也是另一部分人——也可能是极少数人——感到危机四伏的年代,一部分人感到危险是因为,在被数化的社会中,最大的特征就是社会被物质污染,思想在人群中快速流失;另一种局面——从事思考工作的人的思想被模式化。卢辉表达思想节节败退的场景,虽然没有过多的捎带这个时代,但是整个语境从古至今都贯穿对思想的眷顾,对思想失踪人何以从的恐慌。不过,从卢辉的诗的整体性来看,即使面对这样一个让我们恐慌不已的问题,他也不锋芒毕露,在平静的笔着下,他不懈地发掘着生命沉寂下来的根本所在。

  从卢辉的《红色碎片》,到《七层纱》,仅从表象看,我们似乎发现不了什么,但撩开诗中那淡淡的晨雾或浅浅的夜,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一贯性的思考,他的许多诗篇,表现了“他带着对世界的疲乏和无奈的介入……。更多的是作为短暂者的姿势,又摆不脱英雄丧失的悲哀和孤寂”⑷。

  而在此前,社会文化给卢辉的诗提供的背景是,后现代主义发出哀鸣,因为某一种力量已完全找不到对抗的对象,这显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完善的狡诈性,因为她以满足人的愿望为准则,应运而生的机制就会以人的欲望为起点,那么所有的建设或拆毁,就带有一定的放纵性,——它毁灭的是人恶之为禁锢的,它建设的就是人好之为需要的。在可能消解一切对抗的状态下,某些诗展示的一种态度是,在胜利的渴望中接受彻底的失败。与英雄主义诗歌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剑气,也没有泪水,也没有血迹,有的只是试错,因为只有试错,才会把建设推向建设,才会在试错中找出文化形式裹身的诗者所渴求发现的人的本质。但是,在我们还没有真正领会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勾引时,数化主义就彻底地毋用置疑地肯定了建设毁灭重复建设与重新毁灭的合法性。它把所有的矛盾纳米化,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数化要求,一切矛盾的也是不矛盾。这让所有的诗歌失去了对抗体。

  基于这一现状,诗也和其它文体一样,一度进入知识写作状态。当一个城市作为时代文化的集符出现在诗中,诗人自身带有一股力量、一股热情,或者是勃勃而发的生机,在诗歌之远的距离上回忆或憧憬一切。即是那滴泪水,也有可能成为诗人的一幅望远镜,察看另一种即将为之取代的人文精神的花朵。执着的回忆是不是一种柔韧的精神呢!当然是,它可以帮助诗人穿越城市年轮,然后去惊诧上帝的怪念头。或者模拟伊索,把乌鸦闪闪发亮的眼睛植入诗中,在没有教堂的中国刻画一些若隐若现的教堂的塔尖,把所有的明喻转换成隐喻或是暗喻。虽然一些隐喻来得不是那么准确,但还是用古怪的汉字营造了一些宁静与深邃,这种写作大都带有技巧的痕迹,也透出一些巧妙,但毕意还是泄漏了一些秘密——进入纯技术写作表明诗已经接受了数化的支配。中国从提倡语言诗的那一刻到二十一世纪的头五年,诗歌就失去了她的精神,而无端地把某些对于异样生活的理想植入文化符号群中,而后又运用语言技术使诗的所有能指退回到符号群之外,且不受回忆这一形式所必定需要的时间的支持,因此诗的表述成了一个当下的言说——诗并没邂逅诗想邂逅的,诗并没有寻找到已经流浪许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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