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简介：1967年生于四川宣汉，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成都。先后做教师、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出版有政论《北京关注下岗》、艺术论著《毕加索》（与刘华合著）、《跨世纪对话》（与张育人等合著）、长篇小说《妻子与情人》、《怀念爱情》、《指向死亡的宝藏》等五部。近两年主要从事中短篇小说及小小说创作，在《天涯》、《当代》、《青年文学》、《长城》、《芙蓉》、《百花园》等国内十余家刊物发表作品。
李永康（以下简称李）：罗伟章先生，尽管在读者的眼中，你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的数量（仅指篇目）比小小说的数量多，甚至影响更大一点，但我这次采访你的话题还是要局限在小小说的范围内，这有点削足适履的做作，对你不公平，可也没办法，因为我有私心——偏爱小小说；另外，我的报纸读者也大多是小小说爱好者。
我最想知道的两个问题是：你是怎样想到写小小说的？你写第一篇小小说之前系统研读过类似的作品吗？
罗伟章（以下简称罗）：首先说明，我的创作还谈不上什么影响，从事写作的人那么多，而且高手如林，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无法与他们相比。
至于为什么写小小说，我没刻意去想。写成啥样是根据素材来定的，这个东西只能写成小小说，就不把它弄成短篇。勉强打个比方：如果小小说是一粒石子，扔过去伤不了人，却能给人痛感；如果把这粒石子用一团棉絮包起来，连给人痛感的力量也消解了。其中的道理大家都懂。虽然懂，但很多人还是愿意在石子外包上棉絮，比如我那篇《拾荒者》的小小说被《文艺报》转载后，一个作家朋友看到了，提醒我说，以这些情节为线索，再加些人物进去，就可以弄成中篇甚至长篇。我知道这是一片好心，但不会这么做。对多数创作者来说，“数字”不仅成为诱惑，甚至成为标准，然而数字本身不能带来荣光。艺术需要直达生活的本质，需要挤奶而不是发水；“发水”给创作带来的最大伤害，是把那一点有意思的东西淹没和稀释了。很多人之所以能够终生从事创作，就因为觉得“有意思”，从大处说，只有诚实的劳动和诚实地给予才有意思，“发水”只是敷衍，不会有意思。认真一辈子难，敷衍一辈子也不会轻松。
我至今没有系统地研读过小小说，但读到一篇有力度的小小说总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许多人都向往并追求“精悍”这种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我也是。
李：应该说你是幸运的，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很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有了固定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让很多人羡慕。突然间，你却自己打碎了这个“铁”饭碗，举家迁居，远离故土，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这让人大惑不解。你能谈谈离职的原因吗？
罗：这问题以前也被人问起过，我的回答是：对文学的热爱，是惟一的原因，所有的原因。当然在单位上也能搞创作，现在写得很好的那批人，很多都是业余作家，但我以前在一家报社，又负点儿小责，类同于部队上当连长的情形，在某个范围内你是头儿，但凡事又必须冲在前面，这占据了我的白天，有聊和无聊的应酬又占据了我的夜晚，我没法写作。我多次想调到宽松一些的单位，但均告失败。如此，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你看我已是三十大几的人，再不拿出点手段，我就白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其他一切道路对你都是宿命的道路，如果我不认真写点东西就老，就死，我就只是在舔生活的盘子。这样说好像我在文学上有多大的志向，其实不是。人生只有一次，从人道的角度讲，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该做自己想做的事。当然，你脱离了别人为你规定好的轨道，其艰辛就自不待言，但既然选择了，就必须有勇气付出代价。世间的每一种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
李：你是怎样中文学的“毒”的？文学究竟给你带来了什么？还有，你写的东西又会给读者什么帮助？
罗：我想，大多数中文学之“毒”的人，都因为事先喝了苦水，生活逼使他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就是表达。我六岁就死了母亲，母亲没死几天，别人就拆了我家的房子，说地基是他祖上的。那时候我妹只有两三个月大，虽然乡亲们把本就不充足的奶水喂她一点，但毕竟吃不饱，而且嗅不到母亲的气息，醒来就哭，哭累了就睡。那种哭声至今还常常刺痛我的神经。母亲是个能干人，她去世前，父亲里外不管，她这一走，所有的担子都扔给了父亲。父亲领着一家人，把日子一步一步地扛。那时候农民的主要任务是保命，一般不太重视读书，但父亲硬是让我念了大学，为给我借钱，父亲神思恍惚，曾三次摔下数丈高的悬崖，虽都幸免于难，但每次都在床上呻吟一二月之久。父亲的勤劳、执著和坚韧，是我一生的榜样。活到现在，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念初中的时候——厨房一个认识我的师傅见我终年吃不上肉，便偷偷把一份烧白扣进了我碗里，我舍不得吃，把肉刨出来锁进木箱，要给父亲带回去；那是春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要星期天才能回家，肉身上长了很深的白毛，父亲用开水把白毛洗去，流着眼泪，一绺一绺地撕下来，分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吃。
文学给我带来的，是让我知道一个人要明白地活，所谓明白，就是知道自己是谁，再就是福克纳说的，要有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等等人类永恒的真情实感，归纳起来就是爱。我的作品能给读者什么帮助，我不敢说。
李：有一次，大概是在你家里同你聊天的时候，听你说过，你上大学的时候曾将但丁的《神曲》倒背如流，至今也有“黎明前的阅读”习惯。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你是深有体会并下过一番苦功夫的，那阅读的乐趣又在哪里？你都喜欢读哪些书？
罗：《神曲》也不是都能背，只限于其中的《炼狱》篇。阅读给我的乐趣超过任何东西，包括写作。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智慧跟科学不一样，它不随时间的推进而发展，许许多多美好深邃的思想，埋藏在历史的河流里，许许多多“每日都面对永恒”（海明威语）的著作家，在时间的深处孤独地吟哦。通过阅读，我认识了那些思想，成了书的朋友，也成了著作家的朋友。你问我喜欢读哪些书，我就喜欢读那些能够成为我朋友的书，它的基本格调不是斗争的，而是宽爱的抑或忧伤的，是与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的；其中最高级的部分，是能引领我走向自然，回到童年。
李：读到你发在《江南》杂志的随笔《黎明前的阅读》时，我对你的思考不是很在意，却对以下的这段话兴味颇浓：“通常情况下，我不喜欢那些以著书数量来衡量自己成就的人，当然也不大读那些人写的书。每当我看见有人把自己写的书摆在最显著的一角，有人去他家（不管这人是谁），就拉着客人站在书前炫耀一番，客人临走前签名送上一册甚至几册（不管客人要不要），我的心情就很不好。”这让我也很不好受：我也曾经自费印过两本书，也是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有些是朋友索要）就赠了出去。当然结果是：别人（包括朋友）也不会轻易把时间花在这些书上，尤其不能在“黎明前阅读”，浪费了时间和资源。难怪你要呼吁《抢救对季节的感觉》。浪费资源等于破坏大自然，破坏大自然等于扼杀生命。这种现象在快餐文化和通俗文学里面比较严重，小小说界也出现了苗头：以创作数量（多是自我抄袭）和纸本印刷册数取胜，真正的精品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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