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博：往事的背后有条小路(2)

　　
　　我得承认在大学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开始我一个人悄悄地写诗，偷偷地投稿。就这样在校园里我孤独而又高傲地成长着。遇见分歧和摩擦我习惯了用武力的方式去解决。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特有的一种胆气和侠气，无论是同学和学校的家属以及校园周边的混混很少有人敢和我正面冲突，何况当时我的武器装备也是一流的。
　　
　　一个平常如初的午后，我被一位好友高伟邀请走进了81级同是机电系的尚仲敏寝室，我去不是谈诗论语的，而是找说法，喝讲茶的，说穿了是去弄人的。在我正要动手时，尚仲敏大喊一声：“架我们不打了，你是条好汉。从此我们是朋友，你应该写诗才对。”他突兀而又意外的几句话让我呆在原地不知所措。架自然是没打成，因为诗歌。从那一刻我们就此走到了一起，成了诗歌的战友。用打架的精神在诗歌的内部和外部左冲右突，让那个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旗帜“大学生诗派”从外省的重庆出发，一路向左向右。
　　
　　事隔不久，来自重师的燕晓冬以及尚仲敏和我在重庆自费创办了大学生诗报。青春而又自由，叛逆而又片面。在它的发源地重庆大学，一大批守卫诗歌的工科青年冲破了专业的电阻找到了诗歌的发光体。尚仲敏、卢泽明、夏阳、何房子、叶昆山、楼刚等一干志同道合的诗友打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庆大学的诗歌长廊。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为这所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续写了将来的另一种可能性——文理并茂。
　　
　　岂止是重庆大学，川外有柏桦、张枣，三医大有刘太亨、小安等，重师有燕晓冬、罗勇、西师有邱正伦等一干人在八十年代重庆市的大学校园里形成了诗歌的青春黑板报。
　　
　　八十年代的诗歌游子和诗歌侠客们怀揣全国粮票、部分现金，四处游走、交访。有的行万里路为的是淘些见识，有的怀着一份期盼的心情去结实一生的知己，他们天天想着远方、念着站台、摸着珍藏在身上的诗稿，在诗歌的江湖里闯荡、游历。行为是出走，目的是出走，结果是走了后回来，回来再走。
　　
　　刘太亨在西南医院的单身宿舍成了重庆八十年代的重要诗歌驿站，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一到重庆必然先去太亨处落脚。那是一幢木结构房的二楼中间的一间房，总面积不到十五平方米。几乎天天有酒局、夜夜有沙哑的歌声和朗诵声。至今我都惊叹于刘太亨当时的接待能力和贫穷中阔绰的开支能力，以及他和左邻右舍在喧嚣中和谐相处的亲和力。在那里我认识了宋炜、李亚伟、赵野、杨黎、吉木狼格、万夏、周伦佑等一大群诗歌好汉，他们分别代表着整体、非非、莽汉等八十年代重要的几个诗歌流派。那时的我们是一群诗歌红卫兵，在激情中自由地串联，在诗歌的梦境中死死地捍卫，彼此报上名字就已是命中注定的相识和一生走到老的哥们儿，没有防备，不计出处，更无贵贱贫穷之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每一个哥们都在他们该在的地方过着自己该过的生活，但只要一见面就犹如见着多年不遇的亲人，内心的那份温婉和踏实就会油然而生。至少我的内心是这样感受和感悟的，尽管有的哥们间彼此内心有一些小疙瘩，我个人认为也不会伤及到彼此内心的那一份尊严。大气和宽容，自尊和自爱，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和诗歌的本质有最直接的通道。
　　
　　当年的宋炜身形比我还要瘦削，目光锐利才思敏捷，如今脏话讲多了把自己活生生讲成了一个胖子，体型与赵野接近。而赵野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沉默寡言；高深莫测的样子，看上去学富五车。万夏无论从造型、眼神还是手势都像一个大艺术家。亚伟披着长发，满脸长着青春痘，给人感觉随时都想及时地热恋一场。
　　
　　重庆大学做为重庆规模最大的高校，来访的诗人也是络绎不绝。作为一帮穷学生的重大诗友们，为了接待诗歌江湖来做客的侠客们，我们当掉了一切可以当的东西，比如手表、收录机、毛料衣服以及羊毛衫，在当无可当的时候我们押上学生证，公费医疗证去换取一桌廉价的酒席来招待四方来客。到最后山穷水尽时，我们开始有秩序地去卖血。当年卖过血的有我、何房子、夏阳、楼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杨黎和吉木狼格来我们学校喝酒，酒至酣处狼格叫火锅店的老板把一把火钳烧得通红，他从容地用手拿着通红的火钳用自己的舌头在上面舔来拉去，一阵阵青烟从他嘴里冒将出来，看得我们一干人目噔口呆。问其究竟？他无不神秘地告诉我们那是巫术，彝族的巫术。去年我还十分认真地问过他，他却告诉我说只要敢舔，谁都能够做到，说得我心上心下将信将疑。
　　
　　不知不觉间大学四年就在诗与专业的穿行及摩擦间过去了。一九八七年的夏天是一个大汗淋漓的季节，泪水和汗水淹没了我往后的路。临毕业前踢出的一脚，整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轨迹。仅仅为了一张食堂里举办舞会的一张舞票，那张舞票仅值三分钱。我踢了校学生会干部一脚，接着我被拘留了。当我茫然而又惶恐地从拘留所出来回到学校时，校园里已人去楼空。同学们已随毕业分配去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而我已被校方开除，唯一在学校等着我的是我的女友徐梅，她对我的不弃不离是唯一支撑我还能走下去的信念。我仅仅穿着身上仅有的一套臭烘烘的衣服从学校后门灰溜溜地离开了我学习、生活了四年的大学。
　　
　　四年大学我什么也没带走，不要说文凭，就连一本专业书、一张诗稿也未带走。只有满身的愤怒、屈辱、内疚、无助伴着我流落江湖……
　　
　　从那以后，我远离了诗歌，我发誓要出人头地。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我辛辛苦苦挣了上千万的钱，接着又披星戴月地把它们赌出去、亏出去。
　　
　　直到2005年我因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不便出门，只好关在家里写诗，才重新开始了诗画创作，并出了一本诗集《大係语》画了不少画。直到参加了周墙在黄山举办的诗会，才又和一些老哥们重新见面。。周强同志心厚，心善。行走江湖乐施好善。每二年都要为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哥们举办一次盛大的聚会。
　　
　　这篇文章写到此处就快结束了，零零星星、拉拉杂杂，没有过多地谈及诗歌本身。写文章于我而言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它在不经意处自然会触及到我的痛处，痛处太多了，很多地方还未结疤。很多地方根本就结不了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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