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星1989年秋于双乳山顶
当精神萎缩、价值迷失、道德沦丧成为社会的腐质和普遍的人性；当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成为生存现状和可预见的未来；当体制委虚、自由维艰成为生存噬心的主题，在我们以“人”相称的这个高级物种的躯壳里还剩下多少内质来自我自许和验证？
这是一个人类生存最危机的时刻，这又是一个精神最晦暗的时代。我们精神可依靠的花朵与生存所需要的阳光发生了深刻的变异，我们存在的理由从来没有如此的陷入深度的怀疑。当政治、经济、环境、民族、民主、正义、公理、公平、和平、自由、价值、道义、爱情、亲情、尊严、良知、善良、悯爱……一个个曾经作为终极意义的词汇越来越远的离开我们精神的母体语境。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我们到底还可凭借什么？——来填充灵魂越来越稀薄的身体。
上帝死了，需要重估一切价值。
一百年前，但尼采面对工业时代带来的社会∕价值结构的变异，而扪心发问时，一个沉重的主题就缠绕至今。今天，拥有相同工业经济时代而无配套和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结构的不同生存环境之下时，这个问题又无时不在一切探求真理的大脑中急迫而深刻的发问。而依附在这个疾病重重的时代，文学又如何来保证自身的健康？有时，我想当我们沉浸进文学的温泉，我们是否还有无必要去感受水温之外的温度/湿度？事实证明，我们无法不去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像雨天也会淋湿你的头发，你无法不去关注你身处的天气。
而诗人何为？
无数次，有无数哲人曾站在星空下凝望、思考，而当他们远去，临到我们又一次来到此地来思考这个无数人曾经思考过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思考，我们不得不无法逃避。我们看到文学自身矛盾种种，各种媚俗，各种嘈杂的现实/现状如同波浪过后的充满泡沫的海滩，早已偏离了文学自身为艺术的纯洁所要求的品质。不过，幸运的是仍有少数被抛弃与被遗忘的贝类，在潮流过后的沙滩，在默默独对的孤独中，孕育着内心的珍珠。
于是我们得以在这嘈杂之中听到了安静，于大面积的腐庸之上看到了少数的优秀与健康。
——毋庸置疑，“地域诗歌写作流派”就是这沙滩上的一元。
十五年前，当它从大西南这个被主流与中心所遗忘的偏地悄然诞生，有多少目光曾经向那边一瞥？！而今天，它以它自身的顽强与坚韧身姿越来越多的吸引着文学的目光频频回首。
“地域诗歌”正在成为我们所说的那一根稻草，至少它还能让卸去了世俗的沉重的个体获得一丝普渡的机会。
本文试图回顾“地域诗歌写作流派”这一段短暂而又漫长的历史，综合其起源、形成、发展和影响这一线索，做概要的叙述与提炼。
一、“地域诗歌”的起源与创立
“地域诗歌”起源于四川，诞生于1997年，由诗人发星首倡，后来青年诗人梦亦非加盟，共同合办了两期刊物，从诗歌作品与理论上得到双向夯实。
那是一个“伟大的80年代”业已结束的时候，而“地域诗歌”恰如其时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无意而达成了一种承前启后的意义。发星出生并居住在四川省普格县，普格位于大凉山，隶属西昌市，西昌市是中国伟大80年代诗歌运动主要诗歌流派《非非》的诞生地（后转移至成都），早在1986年《非非》创刊之前的1984年，其创始人周伦佑以及其兄周伦佐便在西昌市文化宫开始诗歌讲座与哲学讲座，后来讲座到成都、重庆以及武汉等，盛况空前。发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西昌文化宫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当时最前卫的诗歌与思想。他在接受著名诗人安琪的采访中回忆这一段时间时说：“80年代是一个渴望知识与求索的‘理想时代’，大家都带有笔记本，只听沙沙的抄记声在桌上鸣响，这种美丽的声音，多年后时常在我耳边回荡。”。如同一个诗人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同样一个诗歌流派的出现也是与它的时代社会的种种背景息息相关。探寻“地域诗歌”的成因就不得不回溯到古蜀四川这一地域源头以及那几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1、《野草》时期。四川民间诗歌最早出现在1963年11月，由陈墨、邓垦、白水、蔡楚等人在成都组成的一个文学团体，他们编有刊物《野草》以及手书诗集《落叶集（1963-1967）》（陈墨著）《中国新诗大概选》（陈墨编）等，其文学团体的情况至今已不可考，但作为新时期成都的首个民间文学团体，仍然不能忽视其开创性的意义。
2、七十年代·西昌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昌，居住着后来在中国新时期诗歌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周伦佑、蓝马，还有周伦佑的兄长周伦佐（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学史和哲学史遮蔽的人物）。70年代前后，周氏兄弟先后开始诗歌与哲学的写作与研究。周伦佑的一些诗歌同时期在西昌与攀枝花一带的青年中传抄。（以周氏兄弟为中心，朋友王宁、黄果天、王世刚（蓝马）、欧阳黎海、刘建森等常在地下交流文学艺术与人生理想等等，他们形成“西昌地下文学沙龙群落”）。这一时期为后来《非非》的诞生奠定着积累与蓄势的重要基础作用。
3、八十年代·成都时期。1986年5月，周伦佑和他当时的诗人朋友蓝马、杨黎等在西昌创立《非非》诗刊，吹响了后来影响到整个四川甚至国内外诗界的“非非”号角。《非非》后来转移到成都，并迅速在成都形成四川现代诗歌运动的重要浪潮之一。与其它民间诗歌不同的是，非非的创立有很厚实的理论基础，以至于后来的许多评论者们批评“非非”的理论胜过了作品。而在我看来，周伦佑一直在这两个方面努力的把握着平衡。在非非出现之前后，四川诗人已开始空前活跃，1984年2月，李亚伟、胡珏、万夏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1984年冬，欧阳江河、周伦佑、石光华、万夏、杨黎等人在成都筹办由先锋诗人为主体的“四川青年诗人协会”。1985年1月，万夏、杨黎等人编印《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夏，李亚伟、万夏、杨顺礼、雷鸣雏、何小竹等编印《中国实验诗歌》。1985年3月，尚仲敏、燕晓冬编印《大学生诗报》，创立“大学生诗派”，1986年5月，万夏、宋渠、宋炜、石光华等编印《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6》（1988年12月编印《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7-1988》），1987年2月，廖亦武、周忠陵、巴铁等编印《巴蜀现代诗群》，同时期活跃的还有“四川七君”等等。《非非》的出现似乎更大的唤醒了沉睡的古蜀山山水水。接着，1988年12月，女诗人晓音在西昌创立中国第一张女诗人主编专发女诗人的诗报《女子诗报》。短短4年间，“莽汉主义” 、“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整体主义” 、“四川七君” 、“ 巴蜀现代诗群”“女性诗群”等在巴蜀大地上风起云涌，中国现代诗的激裂潮流从以“朦胧诗”为中心的北京转移到了以“第三代诗人”为中心的四川成都。在这一势头的冲击下，在大凉山周围地域先后创立与诞生了《跋涉者》、《山海潮》、《000诗潮》、《三号文学社》、《夏华》、《温泉诗刊》、《折磨河》等一批规模不等、影响不一的民间诗刊，而这一地域文学的浪潮直接导致了《独立》的蓬勃蓄发。
4、九十年代·大凉山时期。经历了八十年代的高潮，九十年代相对开始下滑。这一方面是来自诗人锐气与精力的下降，而主要的是来自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的经济浪潮的强大与持续的冲击。诗歌开始了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与淘汰法则的检验。而事实证明，被浪潮冲击过后真正坚持下来与后来居上的都成了金子。即使历史的考验业已来临，这一时期，仍然有《海灵诗报》、《山鹰魂》、《声音》等一批大凉山民刊创办与延血。接下来，发星带着他的《彝风》《独立》两兄弟出场了。
《独立》的前生是《温泉诗刊》，1987年10月由发星和欧阳勇创办，和大多数民间文学刊物一样，《温泉诗刊》也没有逃脱1989年那场被取缔的厄运。后1990年夏天，发星又创办《大凉山诗歌》，因同年9月“苏联解体”之变，再遭厄运。此后发星还创办过《大凉山中学生诗坛》《山中幸存者》，囿于当时的环境，这些刊物先后停办。
1997年文化环境发生变化带动了民间诗歌的潜流，同年4月，由发星出资在西昌举行了一次同仁性质的“民间诗会”，参加的诗人有祥子、柯红、尚华、阿黑约夫、克惹晓夫、阿苏越尔、余冰等，集合了当时大凉山的汉、彝青年现代诗人一半以上的新生重要力量。发星遂开始创办彝族诗人专刊《彝风》，1998年又创办《独立》，稿子就是这次诗会的结果。
这两份刊物方正式以一种稳健的步伐走上中国民间诗歌的坎坷曲折之路，《独立》到2001年前一直是打印、复印，受囿于经费原因，印数少，传播也受限。2001年后，《独立》改为速印；2003年后为正式印刷厂印。“其间印数与质量的提高，随着“地域诗歌”写作的推进与影响而提高（发星语）”。略有不同的是《彝风》到目前已出11期，间断性不定期出刊。主要为彝族诗人作品与相关文章，具有鲜明的专题资料性。有时《彝风》又作为《独立》之中的一个栏目，《彝风》的传播对象为彝族诗人和研究彝族文化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而《独立》一直是连续出刊的，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关于刊名《独立》的含义是：“登别人没有的，唯我独有的。具有独立精神品质、独立个性人格的诗歌作品以及其它与诗歌相关的东西”。《独立》的创办是为了“聚积与团结《非非》移居成都和大凉山其它民刊在本地消失后留存的诗歌血脉”这一说法，这可能是发星的原初想法。《独立》最初的出现是打着“大凉山第二诗界”的旗帜，像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从山中密林一跃而出。今天来考察“大凉山第二诗界”的提法，如果“第一诗界” 即代表着官方、公开、体制内这些元素的话，则“第二诗界”就意味着民间、地下、体制外。今天随着”地域诗歌”的逐渐形成，“大凉山第二诗界”的称号渐渐的消隐，也是顺其自然而为。此外，大凉山第二诗界的提法，与这一地域所产生的诗人也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周伦佑、周伦佐兄弟曾经在大凉山周边生活过多年，“非非”的主将蓝马、吉木狼格亦是大凉山人。另外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晓音等著名诗人都出在大凉山。当这一批人走后，剩下的自然也需要“第二诗界”来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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