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知识分子群像——独立行走的自由人访谈》《中国民间诗人笔述漂泊精神史访谈》《胡亮专栏》《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简史（一）（二）》《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中国打工诗人精神存档系列》《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等等属于《独立》的文论，都是献给中国诗歌不可多得的具有文本的不可复制性和精神重建的重要性的成果。
近五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地域诗歌”特性的写作的加入，发星及其地域诗人的写作空间也在逐步拓展，地域诗群以浪潮之势席卷大西南，它的范围从四川大凉山——西昌——成都开始蔓延至贵州黔南、贵阳、毕节——云南昭通、楚雄——甘肃——宁夏——这一大西南（大西部）地域，并与这一范围内的《非非》《存在》、《诗镜》《人行道》《零点》《芙蓉锦江》《星期三诗刊》等主要民刊形成燎原呼应之势。
而《独立》经过十几年的风雨历程，经过三个重要华丽转身后，自身已形成了自己的办刊风格，那就是始终围绕“地域诗歌”与“民间诗歌∕诗歌史料”的建构与整理。三个转向，即：
1、由同仁性质转向地域民族文化现代诗群体的方向性写作。
《独立》从1997年10月创办至2001年10月这四年里，主要写作群体以四川大凉山部份彝族、汉族诗人，加上贵州黔南布依族、土家族、水族诗人为主。此时期的《独立》诗人多凭借某种模糊的使命感与年轻的热情写作，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梳理与引导，许多诗人的写作到一定程度便停下来或者重复自己。至2001年10月《独立》7期发星、梦亦非第一次明确提出“地域诗歌写作”，并从理论上给予支撑与作为写作的根系，“地域诗歌写作”诗人们开始认清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与维度，并且逐渐统一与接受。“地域诗歌写作”开始在除去四川大凉山之外的地方如：贵州黔南、云南楚雄、甘肃、宁夏、福建等地产生积极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地域诗人。自《独立》7—13期，前后近6年时间共5次推出“地域诗歌写作专辑”。由同仁性质转向地域民族文化现代诗群体的方向性写作。“地域诗歌”真正成为“一个向外打开的不封闭的写作概念，它有操作与研究的无限性与超越有限的地域性/发星语。
2、由诗歌作品为主转向把“中国民间现代诗歌运动史”作为《独立》的一个重要专栏。
从1999年《独立》2期中刊出贵州地下诗人哑默的民间诗歌史料信件和2001年《独立》7期刊出阿翔、发星整理的“九十年代民间诗歌资料”， 这两次对史料的推出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为尝试，经过主编发星的收集与组稿策划，到2006年、2008年两年，《独立》13、14期推出全国10多个省的80年代诗歌历史资料文章专辑（计有20多万字）。在民间及官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独立》也达到了第一个顶峰时期。
3、由对大凉山彝族诗人“地域诗歌”的关注转向对底层独立个性诗人的写作精神断面记录。
主要表现在：①对当下农民诗人的关注。主要有宁夏盐池农民诗人张联，成都龙王庄农民诗人李龙炳，河北定兴农民诗人狂氓(张树森)，楚雄昭通农民诗人嘎足拉揶(李果)，并刊发了他们的诗歌、散文等。②对“打工诗人”的关注。1999年《独立》2期设“打工诗人专栏”刊载“打工诗人”张守刚等人的作品，这也是在全国刊物首次出现“打工诗人”一词。而在《独立》11—13期上重推现已为著名 “打工代表诗人”——郑小琼的代表作品《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挣扎》等，为郑小琼2005后“热透诗坛”作了前期铺垫。此外，《独立》13期设“打工诗人精神存档”专栏，采访：张守刚、柳冬妩、徐非、许岚、许强等重要打工诗人，留下中国打工独特一族（打工诗人）的人类学（生存学、社会学、中国转型史学等）研究的精神史资料。
随着时间潮水的过滤与冲刷，《独立》近五年来又形成几个新的关注点：①对个性诗人的推重：海上、孙文、孙文涛、梦亦非、郑小琼等。②对民间诗歌运动史的归结整理。③对80年代重要诗歌文献的整理。④对民间诗人中独立知识份子的关注访谈(周伦佑、周伦佐、哑默、张嘉谚、张修林、海上、吴若海)。⑤对民间漂泊诗人的关注(黄翔、海上、南北、孙文涛、安琪、西域、张守刚、游建明、蓝紫等近30人)。⑥对80后诗人丁成、罗逢春、李成恩、阿索拉毅、鲁娟等以及90后新一代新人李唐、艾溅果、苏笑蔫、原筱菲、高璨、零落香、雷迅等的提携与帮助。
《独立》创刊十四年来，一直坚持独立的品质与精神，并在时间中逐渐确立了自己。而这种精神融进“地域写作”中，像大凉山上纯洁的野花，已漫山开放，芳飘四溢。十四年来《独立》受到了文学界尤其是诗歌界中众多的诗人、评论家如张清华、黄梁、蒋登科、张桃洲、赵思运、杨四平、谭五昌、王耀东、哑默、老象、木斧、孙文涛、海上、史幼波、杨然、西域、林贤治、杨远宏、王若冰、王志成、王若冰等的高度评价与赞誉，以及《诗歌报月刊》、《诗林》、《岁月》、《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上海文学》、《蓝》（日本）、《新大陆》（美国）和民刊《大陆》、《非非》、《存在》、《诗家园》、《守望》等多种文学杂志的转载，入选《70后诗人诗选》《中间代全集》《诗歌与人——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中国新文学大系2006年-2010年卷（诗歌）》、《2000—2006中国最佳诗歌》、《二十世纪民间诗人二十家》《中国新边塞诗选》《神性写作流派史全集》《70后诗全集》等选集。并被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汉语诗歌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等大学与机构收藏。
四、发星与《独立》的独特地位与独立精神
中国“地域写作诗歌流派”的确立与发展、成型依靠于民刊《独立》十四年来十八期杂志对作品的夯实与理论的建设，有别于其他所谓“流派”与“诗派”，《独立》是依据作品与理论的双轨并驱，齐头并进，相互存在交叉与重合，来达到一个诗派的标准与要求。“地域诗歌”写作的确立与定型是以十多年来在这一概念下的实际操作来完成与巩固的。这在诗歌界林林总总的派别与宣言的大而不当和空洞无物理论脱离实际，实际缺乏理论的大背景下，是仅有的完整与可验正的诗歌流派。它的出现无疑丰富了“地域诗歌理论”的完善，为“地域诗歌写作”创建了地基与框架，提供了参照的谱系与写作的向度。
而除了大凉山——西昌——贵州——大西南这一条主线上地域诗人们对自身诗歌写作与地域身份的建设确认的努力外，“地域诗歌”最大的推动还是直接来自诗人发星，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依赖发星一人之力推动了一个崭新的诗歌写作风尚的建立。这在当代文学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浸透在其中的酸甜苦辣与血汗之劳只有发星一人自知。就我了解，《独立》其中几期的编辑印刷完成后，发星就曾经大病过几次。
发星把自己定位为“民间诗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者”，并且，他亦朝此目标工作着，用自己对文学的真挚，磨练自己并影响着《独立》周围的朋友，身体力行以自身的工作诠释着独立之独立人格与精神，并潜移默化的把这种品质与精神传递给诗人朋友。所以，团结在《独立》周围的诗人，后来几乎都会因受发星人格魅力的感染而成为诗人加朋友。女诗人安琪曾经在对发星的访谈中说道：“我经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无处存生，或许可以到普格找发星，也许他会为我搭一间小茅屋让我在里面读书写作。这种想法来源于传说中你经常帮助一些处于困境中的诗人，和你的文本中体现出的正义感。”此话中亦见发星的影响与侠义名声之远播。
发星常年居住在普格那座小县城。从照片上看，县城并不大，但山地清爽，天色蔚蓝，在这片远离中心可以静心思考的偏僻之地，发星以一颗赤子的诗人之心义无反顾的朝精神的圣殿艰难而孤独的跋涉。学者、历史学博士王东杰先生文章中言道：“常有人终其一生，足迹不出于乡里，而关怀所向，仍不失为国士、天下士者，正因一隅之中即可窥见整个国家以至天下。”
而《独立》在中国民间诗界的独特地位，一是它至创刊以来连续十五年的出刊∕不死现象，二是它坚持独立的精神，穿行在汉语与少数民族诗歌文化之间的边缘存在。即以边缘民族文化为写作资源，倡导并实践“地域写作”，建构并探索边缘民族现代文化及精神，建构大地域、大边缘的大文化观。
如果说“地域诗歌”的最大的问题或者讲”地域诗歌”的短处就在于她的“粗糙”。（而“粗糙”又同时是”地域诗歌”的特色，是”地域诗歌”写作“四十八个要点”之一，在反而构成一个批评的双难境界），发星曾在《”地域诗歌”写作小词典》中解释“粗糙”说：“是在所谓文明与文明规范形式之前的那些保留在‘前文明’‘前文化’中的未经污染与打磨的人类优秀精神品质，如善良、纯朴、憨厚、天真、透明……等等。……当这种文化形态放置于诗写语言，产生的效果是人的原欲（美欲）被这些语言一一带活，发出共鸣气质，获得活血旺盛之人的自然之力”。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发星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写作来诠释着这一定义。在我看来，这是一柄双刃剑的两难问题，“粗糙”固然让诗歌获得了巨大的原创力空间，展现了瑰丽、奇异、深邃的民族文化图景。但从诗歌对于自身精致的约束和对技术的要求上讲，未免无有损伤之患。
今天，“地域诗歌”与“地域写作”已成为一种泛化概念出现在各种文本及公共视界，被越来越多的所谓写作、派别、主义所借代与占用，但那都只是狭隘的圈子与山头思维借以掩饰其写作上的苍白、空洞的伪饰，与发星和真正的”地域诗歌”写作无关。发星也曾预料过此种观点，他说：“一些评者把“地域”理解成“狭隘”“封闭”的代名词，我理解它们的初衷，因为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终端——某一地域的相沿承袭，使人们的阅读记忆已烙上：凡提地域，总是落后、偏远、愚昧等等同。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发展，一根线把便把全人类请到身旁，这时的地域已经消除距离与偏远等由于文化、经济、差异而至的一种“隔”，只是在各地域中由于历史空间的快慢而存留的文化差异与类别。其实，先锋的艺术创作就是提供这种“差异”——人类共有的“差异”，不是局部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吸引与互补、学习，是从相对的文化属性中找出共性而共同前进。生活在华夏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人们存在多种“差异”，在一个大的“汉文化大语境”下呈现各自的差异，就是“百家争鸣”与“万鸟朝阳”，这样的景观与现象，才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五千年乃至更久的历史长河，将岁月中许多“一个巨大文化混合场”安放在大地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巨谜，巨谜通过艺术形式而呈现，这便是有方向的创造”
整合发星、梦亦非倡导的“地域诗歌写作”从提出、形成到确立、定型、拓展，亦可梳理出它的本质与精髓：“地域诗歌写作”不是狭隘的“地方”、个人、小团体，而是指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根系的“大地域”。换言之，具有相对完整的民族文化谱系与根脉而又有大致相近的区域和强大的世俗风物，这是“地域诗歌”写作产生所必备的背景。它要求其中的每一个书写着∕传承者必须以其文化为写作渊源和人文依托。在此基础上可吸纳当代先进文化成果，进行再造与深化。在发星曾经构造的蓝图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清晰的思路，他设想“地域诗歌”由本土地域出发，去考量与连接更多民族兄弟以及整个人类地域文化的现代转换与提升，寻找人类最佳精神生活方式，集合具有原族与原文化等多重文化传承属性的类似“处子之身”的边缘民族的强大传统文化力量，用差异混血语境消灭全球化的苍白，同时重新刺激与激活汉语的活力与纯洁性。发星曾说“我的一个最大的梦想，是从大凉山出发，去团结与发现中国宽远地域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诗歌探索的朋友，让我们一道，对自己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文明)进行再造与传播”。而“地域”中潜含的文化能量在使写作者得到文本的饱满的同时亦成为地域文化在现代文学谱系上的传播者与复兴者。发星认为：“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根系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每一块特殊地域都值得写作者去探索，如果每一块地域都有一群现代艺术的探索者们，那离中国文艺复兴的时候就不远了。”这当然只是一种梦想，但，同时又是渗透诗人深邃良知之血与高迈视域之光的宏伟愿景。
“生在蕴积民族文化的大山中，如果一个人不去写作那是对这片土地的不敬以及对黑色原族之深沉灵魂的不恭”。或者，可能正是这种带有原初性质的单纯愿望支撑和建立了一个深邃的精神世界。
最后，还是让发星在《没有完结的前行》里的一段话来完成这篇文章的结束：
如果在深夜你登高远望，你便会看见人类所居的那些城市(即所谓的“现代文明”)，与宽远的大山密林比起来，是那么的渺小。大山密林中藏隐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金银宝石，作为生于厮，呼吸于厮，以后魂系于厮的山林之子，抖落银月洒满的黑发，听唱经者朗朗的护佑……你便看见你来到神界，与先辈们把酒狂欢，这是多么幸福的世界。
2011年10月——2012年1月20日于鄂西北
(选自《独立》19期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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