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名声
陈家坪
“我从来都在秘密地生活。”辩护也是声张？
“要达到具体的崇高。”共勉还是对攻？
“我们都生活在教育的反面。”犬儒只是乡愿？
一一《西山》
身处外省时，王东东似乎要将活跃在诗歌创作中心的写作者逐一评述，以展示他在写作上的诸多见解。其读者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新锐的诗歌批评者。和所有怀着诗歌理想的年轻人一样，谁不向往去北京文化中心生活，哪怕是短暂地居住一阵，然后再返回旧地。然而，去北京生活，有的人是舍弃了一切，漂泊流浪；有的人是寄托于某类工作，挣扎生存；有的人是通过考学升迁。王东东属于后者，是我们现实生活方式中较为幸运的一种。他内心的感受是：“书桌虽小，也可以放下一个地球仪”。读书生活之美妙，用他的诗句形容，则是“书页里的宁静，死去的光阴，如此接近天堂”。他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谁也不能用目光让书架倾斜”。似乎，当初那些因距离而形成的写作者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值得观察的对象，但这并不是对象消失了，而是对象和观察者被他整合在了一起。至少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自我观察更为重要。这充分表明，原本他并不属于写作潮流，而是写作潮流中的清醒者。连“在门口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也会让他产生警觉，是不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这种警觉对应的不是人间的是与非，而是更为深沉的对大环境的体会：“对一个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无法去恨。爱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时，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使他明亮起来的，不是什么不同凡响的批评观点，而是一颗诗心。他是在用诗人的心灵去感受一切，表述一切。他说：“家乡疏远了我，远方疏远了我，风景疏远了我，政治主导了空气”。他“立志不做文士，只是为了不打嘴巴仗”。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汤圆和水饺也拼不成十字架，但是茄子和豆角可以”。但那“仅仅是在盘子里”，他不满足。因为，他感到“祖国，一片土地，在泪水中升起”。他看到“远郊的村民是刁民，只适合做仆役或管家”。对于整个不良的社会状况，“某些知识分子，心里知道，但嘴上就是不说”。“那些海市蜃楼，看，比真正住进去更幸福”。面对诸如此类的现状，怎么把自己融入到这一时代生活中去，王东东是在接近这样的一种诗人情怀。
无须证明，王东东这一代诗人正处于开拓自身写作格局的年龄。现在决定未来。他们首先要避开上一代诗人在写作上所形成的两个较为明显的惯性：一是叙事，二是口语（王东东认为口语是叙事的自然声调）。要突破这惯性，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认识上要明白，叙事和口语是方法，不是结果。它们可以帮助一首诗的形成，但本身不是诗。我们可以运用任何方法，但任何方法都不能成为一种写作上的追求。在写作上，诗人唯一的追求是诗。其次，是要寻找到自己在写作和生活上不同的站位，以此形成自己的写作空间，然后苦心经营。所以，可以说，文章开头的评述，是对王东东在写作和生活上的站位的一个简单的评述。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首诗来考察他已经形成的写作空间。这首诗的题目，叫《西山》。
古代诗人陈志岁在《夏栖西山》一诗中写到：“暂绝去来心，西山一片林。枯根滴泉响，嫩蝶抱花沉。日午蝉声懒，庭荫榻迹深。白云如有意，穿竹伴清吟。”北京西山，是太行山的一条支阜，古称“太行山之首”，又称小清凉山，历今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昌平等几个区县。那么，王东东的《西山》是何情形？但见诗的起句：“西山在变低”。暗示诗人在登高。但“岁月已被西山固定，不再长高”。诗人所看到的这一幅“国画”，既不挂在客厅墙壁上，也不镶嵌在“屏风”里。西山与客厅，是诗人提供给读者的两个站位，一个是现实的经历，一个是古典的人文经验。当立足于西山，客厅是幻想重回古时那种客厅会友的书香生活；当立足于客厅，西山则是一幅挂在墙壁上引人神思的“国画”。但不管怎样，西山是人类生活的见证，“看着恐龙和北京人跑过”。而“情欲”是唯一的生命力，让人“想到了一个词但没有说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没有说出的词”，视为这首诗隐藏的立意。
在具体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王东东想到的词是死亡。在这儿，死亡对应崇高，是合适的。因为诗人“要达到具体的崇高”。这崇高对他来说，是在体验之中，一种体会和实践。诗中，诗人把自己寄托于“一个失地的青年农民”，“来到了广场”，“他软弱的影子投身于大理石方砖的缝隙，哪一块是他从山上分解出的花岗岩？”这儿有对崇高的体验。还有诗人行走在圆明园的福海边，“一个脸部烧伤的行人迎面向我走来，脸上还带着炭黑”，这时，诗人心里怀着人类文明的崇高感，所以，他才能看到整个圆明园就是这一张被烧伤的脸。“但，如何向你们说明这不是幻觉？”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崇高。从一开始，崇高就与悲剧和悲剧人物有关，悲剧让悲剧人物不胜其重，从而分裂甚至毁灭，这种存在的危机带给观众的净化感也包含着崇高感：因为观众总会重生。这可以说是悲剧崇高。当悲剧的艺术逐渐消亡，我们只能在崇高感中回忆悲剧。也可能，崇高本身是一种回忆：不仅是对悲剧的回忆，更是对崇高本身的回忆。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朗基努斯会说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当我们把王东东的《西山》视为含有崇高这一主题的审美对象时，我们只能从该诗的形态和格调中去体察。第6节，诗的首句：“我如何得到这个印象？”幸运的是，此时诗人并不是在登高，而是“我坐着，看着窗外”。《西山》一如济慈的《夜莺颂》，“《夜莺颂》包含着许多与夜莺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感觉，但是这些感觉，也许一半是因为它那动人的名字，一半是因为它的名声，就被夜莺凑合起来了”。《西山》也是这样，因为它跟北京这个地理有关，但不是古代诗人陈志岁的“穿竹伴清吟”，而是给出了一个雄伟的景象：“一个红轮，在地平线追赶南行的火车，一大串红轮……”。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是一列由邓小平南巡所启动的火车，这列火车被一个巨大的“红轮”推动着前行，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最大的现实，是崇高在坠落。当然，毛时代的泛崇高早已经不存在。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王东东于自然山水中寻求与现实的对应物。有人是在古书典籍中寻求与现实对应的思想，有人只是在寻求但从不与现实产生对应，仿佛一只无头的羔羊，任人宰割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目标的时代。我们不是彼此的竞争者，我们应该是同盟者。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是天生的，需要同盟者去创造。可在平庸的现实，人们普遍渴求正常的生活，即使在所谓的文学艺术界，也很少有人对真理有真正意义上的感知，这让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难以产生。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全的冲动”。英国的E.博克(1729～1797)在《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提出，崇高感情的根源是“自我保全的冲动”。 这当然同样是因为存在的危机，一种危险的机会，于是崇高感同时包含着危机和欢欣，一种欢欣，加在危机之上。所谓危机，用王东东的诗句来形容，就是“一个漂浮的天空，握住心痛的锥子”。在这儿，王东东深刻地洞察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那充满痛苦与危险的移动，“正是不断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冲动让人们热衷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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