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行如山势，情重似秋枫”
——金铃子长诗《春秋》的美学特色漫谈
雷喑/文
是谁在夜里唱着歌，
在一支短笛中浮动
——金铃子《春秋》
《春秋》（八章），是诗人金铃子继长诗《大堤曲》之后，于其博推出的又一首情血涌动、激荡人心的长诗，好诗。
该诗，仍紧紧扣住其诗一向所张扬着的“爱情、人性与诗意心灵的精神诉求”这一亘古不衰的文学母题，恣意挥洒，歌行抒写；继续秉持着先前的系列长诗所呈现出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诗写原则，与美学神韵；继续突显着其自由奔放、铿锵沉郁、摇曳多姿的个性化语言风格，与心灵气质的传输节奏。
但，较之于以往的若干长诗，《春秋》在结构铺排、时空映现，诗思维度，心理嬗变等方面，又有着明显不同的“个性特色”。也又一次实证了一个有着浓重的理想主义和爱情至上主义者心理情结的女诗人，在有着足够的诗学知识与专业学养积累，具有着很强的心灵激发力和创作爆发力的同时，亦有着对自己的心灵抒写、诗歌文本进行必要的有机调整，与美学演绎的高度自觉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诗艺探索的自主意识和文本自律性。
本文试图采用比较美学、接受美学、符号学、行为心理学等的分析方法与视角，结合诗人写作与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美学底蕴的渊源关系等，就《春秋》上述诸方面的诗学文本性，美学特色及其它，通过总体梳理与局部探窥，最终成之于一篇类似批评式的粗略的撮要，与分析文章。
关于金铃子诗歌文本的“意境美，意象美，语言美，声韵美”等典型的美学特色，笔者已在对其另一首长诗《大堤曲》（刊发于《中国作家》2009年第八期）所作的相关评论中论及（见《大梦如潮汐，我心比明月：由长诗《大堤曲》谈金铃子诗歌艺术特色》）。因而此处不再赘言。但这对于一个非常欣赏并时常沉醉于其诗歌美学风貌的所谓评论者而言，无疑是一桩甚觉可惜但又不得不如此的痛苦事件。矛盾与犹疑了很久，最终我还是不得不就此忍痛割爱。其目的是，为了能更快地进入其《春秋》较以往各首长诗而言所凸显出的新鲜中的个性美学“天地”。赏其诗品独具之格，解其诗思多构之美，撷其诗情嬗变之华，啜其诗心浓烈之芬，而最终归之于其诗学技艺背后的心灵与精神的“大美集成之二三焉”。
一、辽远古风诗意中的“现代心理诉求”之美。
我不怕你们说，它是古人的”（《春秋》第7章）。
同《越人歌》，《大堤曲》等若干长诗一样，《春秋》一诗的诗歌场景，以及场景中所总体氤氲着的，依然是一派隐约着游走着嬗变着的“古风气象”。在这种旷久而辽远的诗意“场景”中，在诗人情感的激烈涌动与交替变奏的过程中，《春秋》所弥散着的，较以往的部分长诗，却平添了几分深沉而沧桑的心灵气息。——
“为什么我总是留恋我骨上的苍茫。一道灰白头发的前额。”（《春秋》第7章）
从第1章的“我无法重新打开一件远古的兵器”开始，到全诗最后一章的“登车揽辔，拯社稷/济苍生”，中间不断闪现出诸如“马车”、“王者”、“大妖”、“古园”、“唐朝”、“草舍”、“谷神”、“纸窗瓦屋、江山乐典”、“青铜色的银器”等带有明显久远年代的历史感、空阔感、模糊感，或“古旧”意味的词汇。诗中这种典型的“征候性”词汇，在无意或有意地写作输出中所蕴含着的“心理意志”，或曰“精神深处所可能意味着的美学光泽”，我同样在前文说到的那篇评论中有所提及，并作了初步的解读与分析。
“物质价值，或精神价值，感情生活的‘良辰美景’，对于所有的都市背景生存者而言，总是存在于过去年代的若干时空中”（语出笔者拙文《新古典主义之殇》）。
包括爱情。包括日常或隐或显或严肃或浪漫的情感生活，或情感者心理。包括以诉说隐秘情怀和感情焦渴之心灵庄园为主要文学能指的“诗”。“抒情诗”。抒情诗中的“爱情诗”。
此处，不妨允许论者宕开一笔。我国最早却也是最具“民间性”，最具“自由而活泛，淳朴而率真，美好而洁净”的抒情文本性的经典“爱情诗”之大成，无疑是“周代”之《诗经》。而“《诗经》‘国风’中的民间恋歌和氏族贵族们的某些咏叹”，所在抒情中记录或描写出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诗经》的首篇）、“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郑风•野有蔓草》）式的“热烈奔放、毫无顾忌的爱情道白”，所体现出的“劳动者之间淳朴、浪漫、又缠绵悱恻的爱之情状”，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已更多地被“金钱与利益，或纯粹的快餐式肉欲享乐观念及行为”所异化，所替代。爱情的“功利性，自足性”对传统爱情之美好的意蕴，进行了庸俗而粗暴地“解构”与“颠覆”。更多地呈现出“在消费中‘爱’着，在‘爱’着的同时，进行物质与情感的双向消费”的非爱情的“爱情”心理，或曰“爱情观”。侥幸存留的些微“童真的花瓣”，不被“异化”成一朵朵未及开放便已败落的“恶之花”，便也很大程度上，陷入个人焦虑或曰心灵内部的“对抗与挣扎”的泥淖之中，阴霾密布，矛盾重重。个人或群体自然而本真状态下的“爱情诗篇”，被更多打上了“外部力量的钳制烙印”，一如自儒学兴起以后对《诗经》，尤其是“朱儒”们对其中的“郑风”等进行百般鞭笞与诟病之后的《国风》命运一样，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周代诗歌风貌”的渐变性式微。
因此，在当下这种“机械化、程序化、自动化”机能日益强健与生硬的“言说背景下”，进行理想状态下“爱情的浪漫抒写”，或作进一步的“理想式呼唤与寻求”，便依然会遭遇到一重又一重漂泊状态下的“障碍，与困境”。将此向更宽广的生存范畴或情感诉求的语义、意义层面作无限延伸，亦莫不如此。故此，金铃子们只能将自身的“毫不妥协”，或“妥协中的最后扼守”，诉诸于诗篇中的“过去时空”，投向了近似于周代“诗三百”的“国风”场景之中。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愿望，于今人看来，未免也太过于简单了，简单的就像这两个平白如话的小小诗句，加上标点也不过十个字。然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实则如天涯之遥的“现实”的愿望，不知让多少人梦碎“幽灵湖畔”，魂断“海市蜃楼”。没有天崩地裂，无需锦衣玉食，所求的不过是“执子之手”，陪“他”走完这短短的红尘中几十年的光阴而已。可是细数斑斓红尘，纷繁往事，你却会惊奇的发现，真正能成为这八个字的理想归宿者，不是寥若辰星，便是邈如黄鹤。
所以，金铃子们的抒写，便有了理由。在荒凉而凄清的旷野中，一身日辉月影、白露秋霜般的“呼唤”与“追思”，“自语”与“倾诉”，便成为金铃子们一首又一首长诗中，抒情主体与抒情客体混现叠映着的“人”之“形象”（符号）。而她们的情感寄予对象，那个在心目中、冥想时、梦乡里，闪现出无数次的“他”，却至始至终怎么也不会“真实”的出现在“她们”可切身感知的现实世界中，甚至在其虚构出的“诗意栖居”的时空中，也不会正面现出身来——“那人”，永远只是存在于她们诗意的感觉之中。与另一位女诗人红娃之诗不同的是，“金铃子”终生要“追寻”的，更多的是可能被定义为一种“情感”向度的“理想归宿”，尤其是“爱情”，更具感性色彩；而“红娃”毕生所向的“未名城”，则可能被更多地理解为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类终极家园”，当然，亦包括前者所言说所抒写的那一部分中的某些元素。我这里，并非意在比较二者写作或表现“主题”的宽窄，或厚薄，而是重在强调，若从一种“文艺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审视，则金铃子的诗歌文本，及文本中的感情质地，心灵气息等，更趋向于一种“女性”之“性别”所典型具有的主体意识。有着一种隐约其间的对“宏大”与“庄严”等美学特征的“回避”与“拒绝”，至少有着淡化“生存哲学所能给自身抒写带来的表现心理与世界观的双重威压”的潜意识，或曰写作行为心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可能阅读起来，会更加轻松，更容易引发“快感”式的愉悦与激动。尤其是现代社会，在形而下生活的“旅途中”，或物化得到处充斥着金钱主义者的广场、街道、暗室里，那些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心生厌倦的人们，更习惯或更易沉浸于这种“心灵的迷醉与狂欢”，而常常忽略金铃子们的诗意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具普遍性、价值性的“寻求指涉”，或者“书写意义”——一种有别于红娃们的“终极性归宿”的“情感归宿”：爱情中的“理想”，或理想中的“爱情”。
若将这种对“爱情中的‘理想’，或理想中的‘爱情’”或感性或理性的渴望，与终极追求心理，放在一个大机器工业时代或后现时代的“日常场景”中来诗意，来展开，连抒写者自身都感“虚弱已极”并“心知肚明”——对于强大、笨重而野蛮的现实，这确乎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我曾在关于金铃子诗歌《大堤曲》的那篇评论中写到，“……交汇着古典式浪漫与现代性思维的女性心理诉求……从弗罗伊德的‘梦与潜意识’的观点作可能地写作心理推断，它似乎暗示出诗人从个人内心，要传达出‘她’对当下时代广义的世俗情感及‘爱情’方式的怨怼，厌倦，乃至弃绝之心”。
我在这样的书写，也许来自于我对孤独的深邃理解，也许来自我的傲慢。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的狂热和浮夸 /唯有爱，像一只衰老的长翅歌雀，在它歌唱之前 /我还记得满怀谦卑（金铃子《消瘦》）。是的,唯有爱，还让我记得满怀谦卑。”。——金铃子对长诗《越人歌》的按语。
这种对现实世界中“理想爱情”的追寻，以及寻而不“遇”，“遇”而不可“得”后的失望，乃至绝望心理，在长诗《春秋》的第5章，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证：
我要在这里度过我的春秋。在孤独之山上
成为神的新人。神的床罩，我要亲手缝制
谷神遥远的洪响是从这里传出的。
神哦，我们对饮
我要用颤栗的酒款待你，那是我为你酿制
我在小声说：我需要一饮而尽
他们不可能更多的知道我们的风景
我永远也不会讲述。我天空的繁星，天空的云朵
我们逃脱了可憎的仇恨，枯朽。
——《春秋》第5章
抒情主体之“我”，最终却“我要在这里度过我的春秋。在孤独之山上，成为神的新人”。
因此，我们便不宜把其诗中所营造的这种古典式的“浪漫气息”,以及我上文所言及的“古诗意场景”等，单独看作所谓的诗歌“意境”，而是要从更辽阔，更深远的心灵诉求和（或）写作心理学的范畴，才不至于忽略它的文本性，和可能隐含于文本内部的“精神晶片与美学能指”。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爱情”，固然有着使人类得以血脉相传，绵延不息的生殖学语义功能，一如“肉体”行为，是“爱情”最低级也是最高级的的表达工具一样。但维持与持续激活这种“肉体中的爱情”，使之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形、任何境遇中永葆生命与情感之青春活力的，不是“肉体”间进行时的“短暂性愉悦”，而是“寻找”、“倾慕”与“等待”诸过程或行为姿势中的“心灵高级化学反应”，即爱恋中的“永恒精神”。即便“悲苦”，即便“凄清”，即便“坐等戈多”，但内心所拥有并欢喜着的，却是“虚无中巨大而真实”的“幸福感”。它甚至可以使一个个体人类，蔑视“世俗”，冲破“山隔海阻”、“千难万险”。即便“白发皓首”，却依然能“你思恋着我，我思恋着你”。它使我们“纯洁”。使主宰我们肉体兽欲的灵魂，“崇高无上”。
一声过后，音讯全无。
它们看来象是一些荒谬，在一片茫茫青色里
你会感到一种类似崇高的东西，类似他们对一首梦谣的解说
——《春秋》第6章
因此。金铃子式的“爱情诗”的抒写，无论在过去，现在，抑或未来，依然具有着不可被遗忘，被忽略，被割舍，被否认的永久的抒写渊源，歌咏价值，精神旨归，美学意义。
二、复杂而绵长的“情感意蕴”之美。
显然，《春秋》一诗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个人情感中的最为隐秘、最为“敏感”也最“动人心魄”的那一种“所指”。
“在一个没有鹰的天空，我在和谁依约而至”，“某次短暂的爱情”（第1章）；
“风为什么不喊出来，那支相遇之歌。”，“直到风中的大妖吐出咒语：我爱……”（第2章）；
“……交织在秋蝉苦苦的霜恋里”(第3章,诗中“秋蝉”有着明显而凄美的“自况”意味)；
“还在寻找一间草舍的情怀，……紧握最后一瓶少女的芳香。……爱远离了我吧”（ 第3章）
“神哦，我们对饮/我要用颤栗的酒款待你,那是我为你酿制/我在小声说:我需要一饮而尽……(第8章)
但同时，出现于《春秋》中的其它一些提及“爱恋”的诗句，却又突破了这种个人私密情感的语感暗示，与意义范畴：
我看见一切都迅速离去。我看见
人们相遇，相爱，绝望和死亡。在一小时之内
留下一望无垠的贫瘠。
——《春秋》第4章
我饮茶于纸窗瓦屋之下
为这无限江山铺开乐典，铺开我们年轻时写的小诗
布满鹰的怀念，布满爱的嘴唇。
飞行的影子，如此生动逼真。我不能超越它了
不能在它之前消逝，同时远离虚构
远离母亲一样宽阔的村庄。那些爱恋中的红蜻蜓。
——《春秋》第6章
上面笔者所摘引的两节《春秋》中的诗句中，“人们相遇，相爱，绝望和死亡”之“相爱”，“爱的嘴唇”之“爱”，“那些爱恋中的红蜻蜓”之“爱恋”，很明显，已由《春秋》开始几章中所呈现出的“个体生命的单一思慕与爱恋”，扩展、延伸并上升至整个人类语境范畴中——“广义的，普泛的，生命与生命，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原始性中包孕着终极性的爱恋”。近乎一个“亲情”、“友爱”、“眷顾”与“热爱”等词汇所具有着的生命质感、情绪质感、精神质感、与美学质感的——同义语。
这也正是与《大堤曲》、《越人歌》最大不同的地方。却某种程度上基本接近《太阳普照》，或《春天里的抒写》之心灵律动，与美学意蕴：在个体抒情中，融入浩大的更为广阔的“场景感”，更为博大的爱之情怀，及心灵诗意的美学元素。
若做进一步审视与考究，联系诗人金铃子的生活中的迁徙背景（金铃子2005年才来重庆，之前有20年是在成都度过的,），以及某些曾震撼过我们心灵空间的“重大的社会或民间事件”（比如汶川震灾），通过她某些诗句中所呈现出的巨大的“空寞”、“失落”、“荒凉”感，以及这种感受中所抑止不住的丝丝缕缕的“温热与悲悯”的情感“气流”，我们甚至可以分明察觉到那些“重大事件”所给予一个女诗人心灵与精神上所投下的“光芒或阴影”，或隐或显地触摸到——她内心深处涌动不息的那股血浓于水的“乡情”之爱。
我已经不知道几百里之外的故乡
有那么一个下午。有那么多人，走了。
世界怎么这样的空荡啊……
——《春秋》第7章
唐人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一文中，在论及“诗歌语言的简约与意境深邃之间的关系”时，曾言，“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意思是说，诗，应“用精约的语言，表现出丰富的情志意趣”。即强调的是“文章之蕴”。他亦从读者鉴赏的角度来立论，认为鉴赏过程，往往是“义得而言丧”——读者品味到了诗中的审美意味，就不再停留在文辞上。金铃子博客中的个人“诗观”——“诗歌的力量与词语无关,它只与一种气质相关”，便也无疑是强调和高度重视诗中之“意”，而非词语本身的“雕凿”、“考究”与“纠缠”。刘氏在论及“诗歌作品中的“境”中之“义”如何才能得以实现时，指出，“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意思是说，“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能够与之相呼应的高明的接受者”。这一对诗歌审美意境的本质特征以及美学能指的协调性解决之简约论述，对于当今的诗歌创作及诗歌审美，无疑仍然有着极其必要而精准的指导意义，与诗歌抒写的警醒作用。
因而，从接受美学的层面来讲，针对金铃子诗歌的某些阅读人群，或诗歌美学的受众而言，其沉潜于内心的与诗人诗作有关的“信息元素”，及是否能被瞬间充分激活，与接受“意义”牵引，很大层面上制约了他们或她们的阅读感受，感动程度，与美学收益。其结果显然有着远近深浅浓淡多寡简丰之别。一如《春秋》中的“远古”在某些“审美者”看来，只是一个表示历史与时空感较为久远的名词；而“巫山”，不过是一座诗人要去的某座山的名字,“有那么一个下午。有那么多人，走了”中的“下午”，仅仅是个生活中的普通“下午”一样。
然而，当下的诗界，多的，却是热衷书写，“辛勤制造”而不知醍醐灌顶的“诗人”；更多的，却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亲情友情”式的“诗歌受众”，与‘审美人群’”。
思接上文。这种诗歌中“情爱”主题，或单一，或复杂，或单向，或多维，就抒写者而言，难的，不是情绪的铺排，情感的驾驭，结构的组织，修辞的创设；难的，是如何将“大”包孕于“小”，将“宏大庄严的主题元素”，诉诸于“个人精微万状的心灵空间”，且将二者融合得不见诗思上的断裂之“隙”，不见生硬的技术化拼接之“硬伤”。
依我看，诗人金铃子的《春秋》，做到了。至少，基本做到了。
换一重角度看，如若我们将审美的目光，仅仅只是集中贯注于《春秋》一诗中所彰显所传达所反复咏歌的这种“爱情”或“情爱”，那我们便可能最不应该地忽略掉了“它”另一重情感空间，或曰美学维度。
若我没有完全误读，或未完全偏离诗人创作此诗的“初衷”，则我可断定，她本意中的“重心”，并非意是关注这种或宏大主题或个私话语中的“爱恋”本身。而是重在抒写一种坚定而浓烈的“追寻意识中的情感意志”。“情感”只是个诗歌文本元素的外部称谓，并非文本意义的内核，只是对这种“追寻意识”进行抒发和表达时所借助的质感极强的“柔软载体”。
是谁在夜里唱着歌，在一支短笛中浮动”
在前方孤独的道路上。她将占据我多长的白昼和黑夜”
还在寻找一间草舍的情怀……”（第3章）
那些鹰群，消瘦地穿行于我的诗句
穿行于我不断渴望又不断落空的旅程。”（第6章）
飞行的影子，如此生动逼真。我不能超越它了”（同上）
上述在不同章节中出现的诗句，在极具形象感与动态性的语义中，具有着明显外在的“结构性”功能的同时，亦暗示出一种辽远场景中的“漂泊感”，与“追寻感”。这便无疑成为了我上述推断的有力佐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则将全诗所有的“情爱”元素，全部归依至一种我本文开篇所言及的“更辽阔，更深远的心灵诉求”。表明“爱恋”（广义的，和或狭义的）仅仅只是这种“更辽阔，更深远的心灵诉求”之一维元素“构成纤维”。从而使《春秋》一诗的意义能指，具有着超出文字词语及全诗直观阅读时所直接激发的那些种“审美”能指，使之更为丰富，更具审美意趣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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