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
——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例
李永才
李永才，男，重庆涪陵人，现居成都高新区。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诗歌》执行主编。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绿风》《诗林》《诗江南》《红岩》《延河》《山东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三百余种刊物，作品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多种奖项，并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汉英双语年度诗歌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数十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等多部。
内容提要：中国新诗自“五四”白话诗的初创，历经百年发展，在诗歌的现代性建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并与作品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但分析和评估诗歌现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向未来，寻找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百年新诗；历史贡献；问题；未来
中国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多数诗学理论家认为，以1917年2月上海《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以及胡适的《尝试集》的出版为标志。相对于旧诗传统，新诗通过对汉语的根本性变革，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界革命”。从百年新诗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中国新诗经历了从“五四”时期的草创，20年代至80年代出现的现代主义诗歌三次浪潮，90年代超越代际的个人化写作，以及世纪之交兴起的“新叙事主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并与作品相互印证的理论体系。新诗百年产生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传承中至关重要的精神财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大批中国诗歌精品。
一、新诗百年的历史梳理
（一）“诗化革命”及“白话诗”的初创
从中国文学史的视角看，自《诗经》以降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语言、体例、格式和规范上，经过不断丰富、完善与成熟之后，逐渐陷入一种封闭的藩篱。“到19世纪末叶，一批晚清诗人意识到了古典诗歌面临的严重危机，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他们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诗歌理念，并积极倡导‘诗界革命’运动，主张革新诗歌语言和内容，用古体诗来描写新的生活。并积极投入到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新体诗’的创作实践之中”○1。囿于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诗歌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诗界革命”最终未能走出旧体诗的困窘境地，但“诗界革命”的诗人们对诗歌变革的大胆探索，对新诗的初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后来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五四”运动前夕，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开始对旧诗进行有力的反叛与颠覆。以1917年《新青年》刊发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和1919年10月胡适的《谈新诗》发表为标志，揭开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帷幕。对于中国白话新诗的起始，学术界素有争议。“艾青认为是刘半农写于1917年10月的《相隔一层纸》。王光明则称，最早的白话诗应为胡适写于1917年7月22日的《答梅觐庄——白话诗》。其实，胡适写作白话诗的时间始于留美期间的1914年。早在他的《尝试集》出版前，他的第一首白话诗《大雪放歌》就已刊在《留美学生季刊》，发表时题为《大雪》。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一具有新诗里程碑意义的诗集先后共出了14版。”○21921年8月，郭沫若诗集《女神》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他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跳出了旧体诗的窠臼，创造了豪情奔放的新诗体，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浪漫主义风格，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在胡适的大力倡导下，沈尹默、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鲁迅、陈独秀、俞平伯、康白情等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们纷纷加入了‘白话诗’创作的行列，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先验的视角、激进的文风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支持白话诗的言论与文章，从思想、理论上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3。“从‘五四’至20年代初，中国曾先后涌现了40多个文学社团（其中诗歌社团及流派10多个）。仅1921至1923年间就出版了文艺刊物50多种；到1925年，文学社团及其主办的刊物便猛增到100多个。无疑，这昭示着中国古典诗歌时代的彻底终结以及中国新诗时代的来临”○4。
（二）“三次现代主义诗歌浪潮”及其影响
现代主义文学，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随后在俄、英、德、美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等地蔓延，到20世纪20--30年代，象征主义在各国进一步演变和分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受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熏陶，从20世纪20--3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曾先后掀起三次诗歌浪潮，在中国诗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20--30年代：第一次现代诗歌浪潮
20年代后期，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兴起。领袖诗人李金发，以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为蓝本，试验把西方象征主义方法引进诗歌创作。“1923年春，留学法国的李金发在柏林完成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部诗稿，同年秋天又写了《为幸福而歌》。1925年11月，他的诗集《微雨》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5他在诗中模仿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风格，以 “怪诞”、新奇的手法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象征派诗歌的主要成员有李金发、戴望舒和创造社的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除此之外，胡也频、姚蓬子、侯汝华、石民、邵洵美和于赓虞等，也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他们提倡唯美的纯诗，强调诗的音乐和形式之美。重视暗示性的隐喻，关注晦暗的﹑悲剧性的命题。他们发表诗歌的刊物主要有《无轨列车》半月刊、《新文艺》月刊和《现代》月刊。这几个刊物的问世，为以象征派为主体的现代主义诗歌提供了集中展示的载体和平台。
第一次现代主义诗歌浪潮的代表是30年代的“现代派”。尤其是当时集聚在《现代》月刊周围的一批诗人，诸如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他们以独特的审美感受抒发对城市生活的厌倦，表达自己面对现代生活的悲伤情绪。其他诗人，如徐迟﹑曹葆华﹑林庚﹑金克木﹑废名、路易士、李白凤、吴奔星等的作品，都受到现代派诗歌风格的影响。现代主义诗歌群体不仅“克服了象征诗派诗歌过分‘欧化’的倾向，而且较为注重对本民族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继承。并在象征派含蓄意蕴的基础上，吸收了新月派的典雅节制和浪漫主义的热烈奔放”，同时又在诗学理论上做出了合理的修补和完善，使现代主义诗歌在东西方诗学不断融合中走向成熟，在1936～1937年间形成了“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一个不再的黄金时代”（纪弦语)○6。
2．40年代及以后：第二次现代诗歌浪潮
在抗战时期，一大批现代派诗人转向了国难的描绘与国防的呼吁。围绕《七月》和《希望》杂志形成了“七月派”诗人群体，主要成员有艾青、胡风、田间、彭燕郊、牛汉、鲁藜、绿原、阿垅、曾卓、杜谷、邹荻帆等。他们将救亡与启蒙的主题融为一体，以熔铸自己生命和热血的诗歌传达对民族危难的抗争意识，以独立的艺术个性展示了各自的才华。这一时期的诗歌，倾心于激昂的战斗代替了对于纯美的追求。现代主义诗歌探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1947年7月，杭约赫、林宏等在上海成立诗创造社，出版《诗创造》丛刊。1948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新诗社，出版《中国新诗》月刊。这两个诗刊汇聚了当时一大批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后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主要成员有：辛笛、陈敬容、唐湜、穆旦、唐祈、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方敬、莫洛、金克木、王佐良、徐迟、马逢华、李瑛等。他们在诗歌的结构意识上追求 ‘自由联想’，在诗歌的语言层面倡导‘积极修辞’.他们不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而且促使中国诗歌迅速融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之中。”○7
“‘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的诗人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历经‘胡风案’、反右和‘文革’等多次运动的灾难，其幸存者在1970年度末以‘归来者’的身份重返诗坛。1981年7月，中国新诗派的幸存者辛笛、杭约赫、陈敬容、郑敏、穆旦、杜运燮、唐湜、唐祈、袁可嘉等9人，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合集《九叶集》。后来学界将这一诗派称为‘九叶派’。”○8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发现以“九叶派”为代表，40年代整个现代主义诗歌浪潮，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探索和诗学理论的建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以良好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对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潮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改造与吸纳，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谭五昌语）“他们对中国传统和当代西方诗歌的认识更为清晰。在冲破了30年代复古主义的氛围之后，对西方的现代诗歌实现了局部性的超越”。他们的诗歌，在一种严肃而神圣的探索中，“陌生化的阅读期待与我们‘前接受’的基础得到有机的统一，从而获取全新的艺术享受。新诗前三十年融古化欧的向往在穆旦等人的努力下基本得到实现”。○9
4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台港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 台湾地区的新诗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的对话, 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自1953至1954年，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刊物《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相继创刊，并陆续形成了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诗群，代表诗人有：纪弦、郑愁予、彭邦桢、羊令野、方思等；以覃子豪为首的《蓝星》诗群，代表诗人有：覃子豪、周梦蝶、余光中、钟鼎文、夏菁等；以洛夫为首的《创世纪》诗群，代表诗人有：洛夫、痖弦、杨牧、管管、叶维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派成为倡导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
从60年代初期开始，现代主义诗歌成为香港诗歌的主流。当时，几乎所有文学报刊杂志的诗歌栏目都被现代派诗歌占领。并涌现了一批现代派诗人，如卢因、戴天、西西、也斯等。
中国新诗从20年代初的初创、起步，到40年代的朝代更替，其间只有二十多年时间，而1949年后，中国诗歌基本上是古典加民歌式的颂歌体，或政治抒情诗。为此不再赘述。
3．70年代末至80年代：第三次现代诗歌浪潮
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在70--80年代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主编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以油印的形式创刊。该刊汇聚了一批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他们以理性和探索的姿态，写作了一些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对传统古典加民歌式的诗歌进行大胆的反叛。在整个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学领域通常认为，北岛、杨炼、江河、顾城、舒婷等人是“朦胧诗”派（也称为“今天”派）的领军人物。其代表诗人还有：多多、食指、徐敬亚、西川、欧阳江河、海子、骆一禾、王小妮、王家新、吕贵品等。1980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8月，《诗刊》发表章明撰写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一文，引发了对朦胧诗的激烈论争。
伴随朦胧诗的论争，中国诗歌在审美性和结构性上发生了重大变化。1985—1986年，诗歌界发生了两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是在成都，由大学生赵野、唐亚平、北望、胡晓波、邓翔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由八大院校，十多个学生诗歌艺术社团参加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编印了《第三代诗人》诗集，并提出了“第三代诗人”的概念。二是在1986年10月，由徐敬亚等人发起，《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以多个整版推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让当时处于地下的63个诗歌流派和数百家社团集体亮相。当时的中国诗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驳杂。涌现了诸如四川的“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上海的“海上”、“大陆”，南京的“他们”，北京的“圆明园”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社团。各高校兴起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校园诗潮，如重庆大学的尚仲敏等人主办的《大学生诗报》，甘肃的《飞天》月刊也曾经开辟“大学生诗苑”专栏，发表大学生诗歌，有力地激发了大学生诗歌写作的激情。
新诗潮运动在全国范围发展之广、影响之大，实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堪称奇迹的文学现象。谢冕不无欣喜地指出：以“朦胧诗”为龙头的新诗潮，“倡导了一场旨在变革诗歌艺术的潮流。这一潮流导致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一个诗歌时代的开始。就结束的那个诗歌时代而言，‘朦胧诗’运动无疑挽救了中国诗歌艺术陷于僵局的停滞和危机”○10。
（三）90年代迄今现代诗歌扫描
90年代，是一个物质主义肆掠和大众泛娱乐化的时代。诗歌作为小众的语言艺术，在阅读空间日益狭窄的背景下，不可避免落入难以对抗现实的困境和被边缘化的遭遇。这一时期的诗人，脱离了80年代集体舞蹈的诗歌场域，走向超越代际的“个人化”写作。他们的诗歌代表了在无共同主题的时代，个人叙述指向内心的写作取向，而且总是体现为一种生命本身的现实言说。在普遍存在失势，创作群体离散的情境下，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碎影式状态”○11。90年代的诗歌，就总体而言，具有时代影响力和历史继承性的诗歌文本还不多，诗歌创作收获欠丰，诗学理论探索也不够系统和深入。
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出现了多元化的写作倾向，诗人们从多种向度上探索诗歌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向度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标志性的事件是发生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争论。子午在《泛叙实派诗人论》一文中描述了这次论争：“1999年4 月16至1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近40位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会，就一系列诗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对话。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立场与‘民间立场’的诗人、诗评家发生了尖锐激烈的论争，简称‘盘峰论争’。”
该事件标志着“90年代诗歌”这一当代诗歌史时段的结束，随之出现了更多的，更大范围的讨论和论争。比如有代表性的：一是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之争。“2004年，刘诚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提出神性写作概念。刘诚所说的神性写作是指那些积极向上的,有道德感和担当精神的写作。神性写作主张,文学要成为参与时代精神重建的正面力量。而与之对抗的兽性写作,则泛指那些向下的写作,如欲望的写作、垃圾的写作、破坏的写作等等。○12这种格局的形成,正是新世纪诗歌最富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所在。”二是诗歌的时代精神与人类价值之争。“2010年8月13日晚由大型民刊《第三极》与新浪第三极作家群落博客联合发起的‘中国诗歌微博论坛第一届在线诗歌讨论会’上,与会的诗人就中国诗歌有没有可能赢得世界文学的尊重，进行了长时间辩论。”○13各种精神向度诗歌写作的相互竞争，形成了多元共存，互相包容的局面。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