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未来展望
历经百年风雨，中国现代诗歌正在走出困境。未来如何在反思历史，审视现实的基础上，寻找一条重返现代主义诗歌公共艺术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
（一）诗歌写作应当因应现实，关注当下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新媒体文化正在侵蚀着我们既有的文化形态，物质主义征服了整个世界，诗歌能做什么，出路在哪里，这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当代诗歌同现实之间关系的张力，使得如何回应现实的设问变得急迫。诗歌的确不能干什么，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你不能指望用诗歌挡住一辆坦克。因此，你不能指望诗歌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诗歌的作用在现实中存在和生长，其作用是‘无用之用’。诗歌会在无意中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语言方式。当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判断时，诗歌或许更好地成为对生活世界的揭示和守护。成为揭示我们内心的矛盾、困惑、冲突、混乱的场所。在现在这个灵魂失守的时代，诗人应当因应现实，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责任和担当，而不是逃离或者隐逸。”○50“无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回应现实，都应该是用诗的语言来回应。”（翟永明语）
“诗人应当忠实于内心的感受，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去发现和挖掘被遮蔽的真，还给人类以尊严，重塑语言的诗性品格。”○51“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在苦难面前表现出诗人的基本优雅。” （扎加耶夫斯基语）骆英说，“中国的语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有太多的因素和外来的东西对我们的社会基础，文化传统带来了冲击。价值观念从未有过的颠覆性撞击，社会利益的多层次性、复杂性为我们带来的矛盾和困惑。作为诗人，或者诗歌，我们是不是可以穿越经济、政治和民族的受益区域，来探讨表现人类本质上不能失去的东西。即便是不能和无法挽回的，我们至少也可以和必须哀歌和叹息。以此让我们或者人类不要显得仅仅是全球化制造的经济生物。在精神层次上，远离现代化的‘新丛林法则’，返回到宽容、互助和和谐的东方文化怀抱之中”○52。
诗人应当明白自己在这个时代的摆位，面对现实，做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诚如卡夫卡和本雅明对写作者的现实命运和写作命运的描述：“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语）“大城市并不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语）
“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而诗人个体的形象却变得空前模糊。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53诗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生活”和“时代”的讨论，而要更为关注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深入思考，不断提升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的水平和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所以，从诗人的个体形象而言，只有那些拥有了超凡的语言能力、修辞能力、现实介入能力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才能够清晰地现象出面孔、线条、骨架的‘个性特征’”○54。
“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黑暗堆积得更厚重的时代，是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是价值溃灭，暴虐横行的时代，是大流血、大冲突、大堕落的时代，也是大困惑、大思考、大救赎的时代!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与者、经历者、目睹者、活的见证人，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更应该庆幸：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55。
（二）传承古典诗歌精神与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维度
“诗的背后是文明和文化的积淀，古体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同时也是最高的表现形式。新诗要达到真正的高潮，可能要使中国长期的、稳定的社会发展和文明积累，形成新的活力和契机。”（李少君语）在古典诗歌里，诗歌的美学意义是很明确的，“淡雅空灵，意境高远”的审美情趣，在唐代诗歌中已经确立。某种意义上，唐诗建构了古典诗歌的美学形象。
“如何创造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创造出一种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汉语诗歌，还需要诗人们共同努力。现在诗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具体的诗作及诗人的影响，还没有恢复到80年代的一种高度或者一种状态。80年代，美学问题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思想解放运动是从美学启蒙开始的，美学充当了思想的前卫。当代诗歌要努力建构自己的美学形象，给世界提供新的价值，建立一个新的意义世界，我觉得这也是新诗百年的一个巨大的课题”○56。中国新诗的百年创新历程，从新诗写作与诗歌传统的延续脉络来看，不管是诗歌语言媒介的突破，还是在诗歌艺术精神的深度把握上都仍需持续发力。长期以来，我们对古汉语借用有余，而化用不足。新诗中用古诗措辞的并不少，但大多只是挪用而已，在现代汉语群中显得很不协调。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现代诗歌进入大陆时，是以一种代表古典民族美学的方式进入的。我们刚接受西方现代诗的时候，台湾诗人已走过这个阶段，开始寻找中国古典传统，并且，一些台湾诗人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比如余光中写出了《乡愁》，郑愁予写出了《错误》，洛夫写出了《金龙禅寺》。他们受古典影响的民族美学典范，迎合了当时的思潮，所以台湾现代诗影响力迅速超过了朦胧诗。”○57
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意义，应当是汉语诗歌现代化矢志不渝的目标。首先，要确立现代诗歌的美学原则。“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尔泰语），自由是诗歌的灵魂。布罗茨基认为：美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其实就是模仿美。诗歌是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自由的最佳方式，也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审美形式。如果说人类最高的存在方式是美的存在，那么诗歌就是通向这一终极目的的途径。美本身蕴含着人类对真与善的价值追求。
第二，诗歌的内容要揭示现代世界的自然性、人性和人与自然同构的神性。要通过诗歌关注自然的严肃和崇高，“因为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是最基础性的东西；而诗歌对人性、人心、人权的关怀和尊重，促进人性的复归，是诗歌主体性的本质要求，是汉语诗歌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意。神性则代表一种向上的维度，引导人的上升而非坠落。诗歌必须反映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只有在这样一个多维度的视野中，高度才是可能的，”○58当代诗歌的高原也才会出现。
第三，要通过“语言建构诗歌的美学形象，诗歌的美学形象是符合道德伦理和真实人生的典范模式，比如唐代的李白、杜甫、王维，现代的胡适、李金发、艾青等等。在当代诗歌中，这样鲜明的美学形象，并因此呈现的意义世界，还是相当匮乏的。身处百年新诗发展的新时期，”○59我们希望看到众多具有个人独特风格和审美追求的优秀诗人相继涌现。更为关键的是，应当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诗歌独特的美学标准和美学形象，为当代人提供符合现代审美情趣，具备真正现代美学意义的精神价值。
（三）融合中西，确立和维护汉语诗歌独立的场域
“中国新文学衍生于西方文化母体，所以中国新文化人普遍具有对西方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学术界有人提出‘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也正是以此为前提的。那么，作为边缘文化的当代汉语文学，真能在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之外创造奇迹吗，抑或是只能永远命定地作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属部分而咀嚼‘后殖民化’的滋味呢? ”（周伦佑语）作为一种历史追溯下的现实背景，从80年代西方文化迅速在本土登陆，一直到后现代蓬勃兴起，历经 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强势洗礼，90年代诗歌开始进入到文化全球化的“世界性 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中国新诗除了要在“影响焦虑”的驱使下，反思新诗的历史，还必将在融入世界性的场景并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同时，肩负确证汉语诗歌身份的现实使命。这一裹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在内的现实性问题，在极具现实意义的指向中隐含着一种文化政治意识。由于文化政治关涉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世界”的人如何应对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并捍卫和改造好自己的文化。所以，当我们讨论中国新诗的现实处境时，有必要从文化政治的视角去思考，不仅要审视本民族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更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做出价值上的判断 ○60。
从域外视野上看，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教授（Stephen Owen）在1990年发表了《何谓世界诗？》（“What Is World Poetry?”）○61。在这篇文章里，他指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 “双重不足”：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无法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现代西方诗歌。他诘问：“这还是中国文学吗？或是发轫于中文的诗？”无论他的观点对现代汉语诗歌存有多少偏颇，其文章在实质上都涉及了现代汉语诗歌的文化身份，而这个问题一旦置身于后现代特别是后殖民的视野之下，便不是诗歌本身能回答的。在后现代的氛围下，文化全球化和汉语在语言政治上的位置，不但使中国诗人对本民族语言产生一种“时代性的焦虑”，而且也必然会在“边缘反思”的情境下，引发对汉语本身的再认识以及诗歌语言的再建构，而囊括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对“汉语主体性”的重新确证以及第三世界文学创作所包容的“文化权利意识”问题○62。
“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现在提出走向本土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我们的面孔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被世世代代族人的眼泪、汗水和鲜血浸透的生养地中，便包含着我们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今天，当汉语文学在普遍感觉焦虑的“‘后殖民化’处境中要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时，本土意识的唤起就更显得重要了。”○63 “中国诗人的作品要吸引大家，必须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本土经验创造维度。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作时，就是要把个人经验写出来。个人经验中有本土经验、民族经验，还有世界经验，具有人类价值经验的普遍诉求。”（谭五昌语）
对于诗人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或许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64就像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强调的“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重新进行估计”○65的那样， 在全球化甚或后殖民的复杂语境下，不但“东方”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即使常常在语言政治弱势的视野中看待“西方”以及“西方文化霸权”也同样存有可以深入思考的空间。因此，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对汉语本身的历史反思和现代建构必然会导致对“汉语主体性”的维护和重新认识○66。王家新曾这样论述：“提出‘中国话语场’，我想正是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到了语境的差异性、具体性以及它对写作的限定和要求。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谈论民族、文化、社会和语言，而是把这一切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话语实践中来，就会看到一个有别于任何语境，只在中国大陆发生、动作和演变的话语场。虽然它同样处在全球文明的笼罩和压力之下，并与之构成一种互动关系……而在实际上，这个话语场与世界也绝不是隔绝的，毋宁说，它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各种话语的交汇与冲突○67。
总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写作和诗学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超越，虽最终外化为一场关于两种语言资源的论争，但其实质却表达了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诗歌写作在交流借鉴和自我建构中的语言政治与文化身份问题。这不但是百年中国新诗通过借鉴，与政治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关联的一个例证，同时，也是新诗历史遗留问题在后现代反思情境下的一种自我呈现○68。骆英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几十年才趋于稳定而快速，当代诗歌还未及冷静下来思考。因而，体现不到相对于欧美诗歌的独立性、艺术性，这是有悖于诗歌艺术性的。我们必须回到诗歌的人类本性之美和艺术之美，必须回到民族的语言母体，艺术审美母体，记录和反映同一时代的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69。
综上所述：“诗歌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新诗百年，革新了观念，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发端于诗歌的先锋浪潮对一代人的思想启蒙和一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70诗歌作品也一样，诗歌的优劣，直接体现了诗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对社会生活诗性体验的深度和独特性，以及诗人运用诗化语言处理存在世界的能力。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艺术家要有历史意识，他认为，伟大的艺术一旦出现，整个艺术秩序和艺术史也会发生变化，此前的艺术和艺术家的重要性本身也会随之被重新认识，并重新排序。诗歌和诗人亦是如此，”○71当下“中国诗歌走过百年的时间，我们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许多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因为有中国旧体诗歌的宏大背景，因为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向世界优秀诗歌的学习，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我们如何将优秀的诗人和诗歌让更多的人认知，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诗歌传播和诗歌基础教育做得更好，给诗歌以更好的文化空间，是每一位诗人，每一位评论家，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都应思考，并有所作为的。”○72
中国诗歌走过百年，一个诗歌繁荣和发展的新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有理由期待，符合新时期人民审美趣味的伟大诗歌和诗人将会出现，真正的诗歌现代美学标准将会确立，并最终建构一个具有现代诗歌美学典范意义的世界，为人民群众提供崇高的精神价值和心灵慰藉。
注释：
○1○2○3○4○5○6○7○8参见子午：《泛叙实派诗人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9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导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10参见谢冕：《朦胧诗实验艺术论》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11见张立群：《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2○13陈仲义：《道德与价值评判：当下神性诗写的一个向度》，《江汉大学》，2009年第4期；
○14○17○23韩东、春树、徐教亚：《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三）》，作家网，2016年7月14日；
○15○21○25余怒、杨小滨、汤巧巧：《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四）》，作家网，2016年7月16日；
○16○20姜耕玉：《论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8○19○26于坚、谭克修、小安：《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一）》，作家网，2016年7月8日；
○22○24○29○30束晓静、孙基林、马策：《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七）》，作家网，2016年7月25日；
○27○28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诗歌月刊》，2014年第4期；
○31○32○33王幸：《新世纪诗歌的现实与未来》，《当代文坛》，2012年3月第1期
○34子川：《新世纪诗歌的遮蔽与去蔽》，《文艺报》，2011年8月10日
○35○36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诗歌月刊》，2014年第4期；
○37王珂：《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理论与创作》，2006年11月第15期；
○38○49于坚、谭克修、小安：《重磅：白话百年中国当代诗歌百人微访谈（一）》，作家网，2016年7月8日；
○39杨庆祥：《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几个问题——我看“新世纪诗歌十年”》，《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
○40○41○62○66○68张立群：《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个人化”写作》，《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42刘波：《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博览群书》，2012年第3期；
○43朱大可：《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44江 非：《诗歌批评的问题在哪里》，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11月2日；
○45陈超：《寻求“综合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文艺报》，2007年11月15日；
○46崔卫平：《作为想象力的批评》，《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47谢有顺《对人心和智慧的警惕——论李静的写作，兼谈一种批评伦理》，《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48○56○58○60参见李少君：《百年新诗,百年激流》、《从朦胧诗到现在的四十年：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开始了》，《北京青年报》，2016年8月23日第B01版；
○50○51李永才：《诗性的流沙》，中国南方艺术网，2015年1月8日；
○52○69参见骆英：《当代国际诗坛》特辑，作家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
○53○54霍俊明：《自媒体时代写诗的人与诗人》，中国诗歌网，2016年7月27日；
○55○63周伦佑：《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诗生活网，2005年3月2日；
○57○59李少君：《当代诗歌的美学构建》，网络http://blog.sina.com.cn，2016年3月3日；
○61斯蒂芬·欧文：《何谓世界诗？》，刊于《新共和》，1990年11月号，中文翻译见《倾向》，1994年第1期；
○64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代序，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6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1页；
○67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02版。
○71李少君：《当代诗歌四十年》，《文艺报》，2016年5月25日第2版
○72林莽：《当代新诗：生机盎然的荒原》，《文学报》，2016年1月21日。
（原载《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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