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诗百年的历史贡献
百年来，中国新诗历经“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历程，在中华民族辗转逆行的精神呼号中，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完成了它的初创。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下风。”○14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优秀的文本，更加有意义的是它拓宽了诗歌原有的定义，并且为这些新的定义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一些与当代艺术同步的美学观念通过诗歌这一形式得以呈现。诗歌的属性和功能、诗歌与表达的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等问题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梳理、追问和重置，打破了横亘千古的、仿佛天赋的权力对美学的专横垄断，而进入到一种可以怀疑和自由回答的诗歌生态○15。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诗人在对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建构，对成熟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对诗学理论的探索，以及在推动民间诗歌和网络诗歌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
（一）初步完成了对新诗现代性的建构
姜耕玉认为，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 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 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 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 纷至沓来, 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 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 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16。徐敬亚认为，“宏观地说，当下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大体构，在诗意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上，已形成了一整套独自的生命哲学与诗歌美学。细微地说，在诗的内部建筑形态、节奏音律、语感意味、语词转化、意念变异等各方面的，也早已完成了细节建构”○17。
谭克修说：“朦胧诗人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与表现手法的学习，给汉语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艺术表现功力大增。北岛们对人的尊严、个体生命意义的集体拷问，多数作品仍可归于“政治抒情诗”。他们在诗学价值取向上，仍然坚守“诗言志”这一汉诗的传统。稍后出场的第三代诗群，部分先锋诗人如韩东、西川、柏桦等诗人，受到西方语言哲学影响，对汉语诗歌此前强大的“诗言志”传统，进行了调校。尤其是非非主义，后来的“废话诗”，把汉语诗歌的敞口，从延续了数千年的内容事实，彻底向语言事实聚焦。他以为，在诗中把语言的位置提到某种绝对高度，对汉语诗歌的“言志”单极传统而言，用反向的极端手段加以修正，是完成汉语诗歌现代性改造，走往更成熟方向的重要环节之一。谭克修说到，“多数人会将现代诗的现代，指向其现代性。但现代性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术语。它是一种持续发展的、不可逆的时间观念。现代诗人如何面对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关涉诗歌现代性的不断持续的问题。○18
经过无数次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和东西文化的碰撞，一大批优秀诗人开始重新思考诗歌语言和存在的关系，他们不满足于让诗歌停留在将语言视为宗教的过于极端的写作方式上。寻求通过语言去追问时空体验、生命体验，最终为事物的存在提供某种证据和幻象，并揭示出事物存在的本质。他们的努力，是完成汉语诗歌现代性改造，向更为成熟的语言艺术形式迈进的重要推动力量，经过不断探索，现代诗歌在语言气息和情感节奏，语言逻辑和变形手法上日趋成熟，在处理现实题材，日常生活经验和审美方式上，表现出了得心应手的现代气象。
（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稳定和成熟
于坚认为：“新诗出现在汉语自身的危机时代，从古代汉语向现代白话文转化过程中，新诗诗人将诗歌语言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创造力转移至现代汉语，体现了新诗的自由，灵性和对事物本质的鞭辟入里的揭示。新诗语言，是语言的最高表现形式，以一种世俗宗教的形式和审美经验，复活了汉语古老的诗意和神性的魅力。诗歌的这种经验性，感受性而非概念性的特质，是我们运用汉语表达在其他领域的观念、概念和事物时是截然不同的”。○19“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 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 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 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20“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将汉语不断推向极端和极致，以各异的嗓音发出了有关现实世界与经验主体的精彩言说。”杨小滨说，“汉语当代诗在语言的创造力上远远超出了前行的世代，提供了一大批风格鲜明，自成一家的杰出诗人。中国当代诗人通过各种风格化的努力，从现存的主流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不再表达乏味的意义、明确的观念、俗套的情感。现代汉语穿梭在日常口语、古典汉语和翻译文体的缝隙中，更加自由，更有弹性，也具备更丰富的潜能。”○21孙基林认为，说到当代诗歌与语言，如果从诗学的角度看，它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回到了语言本身。也就是从古典工具性语言观而回到以语言为本位的现代本体性语言观。“诗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既揭示了它的语言属性，也赋予诗歌从始至终的本质规定性○22。徐敬亚认为，在中国白话诗刚出现时，现代汉语还很不完善。首先是基本的语法体系没有建立，很难达到语言系统的两大标准，一个是规范化，一个是稳定性；其次是词语的数量严重缺项，很多现代生活用语，包括自然科学的用语还没有从日本等国移植过来，无法与现代生活一一对应；第三是缺少复句系统，包括词的性、数、时态等都不清晰。…… 经过100年，现代汉语在以上三个范畴内都基本成熟，成为一个庞大的、综合性语言体系。目前现代汉语巨大的弹性空间，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思维的表达，甚至可以基本承载各类先锋性语言试验。○23上述学者的观点，从不同角度表明，现代诗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成熟和稳定，对推动现代汉语独立而成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诗人
“一个时代的诗歌是否繁荣，其主要的标志是看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一部诗歌史需要的则是重要的诗人、诗作和流派的支撑。”（罗振亚语）孙基林说，“关于现代诗歌100年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段和节点上，都曾出现过为数不少的杰出诗人、作品和影响深远的事件。相对于一些耳熟能详的个体诗人、单一作品文本和诗歌事件，或许我更乐于从整体性，包括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和诗学维度来审视、度量诗的历史与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很看重胡适的价值。他应时而起，并适时推动了100年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成长。包括郭沫若与他的浪漫抒情主义，闻一多与其新古典诗学，李金发、戴望舒等的前期象征主义，卞之琳等为代表的言智型倾向，还有艾青一度倡导的散文化诗歌美学。○24余怒认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郭沫若、徐志摩、艾青，他们的价值在于构成了百年现代诗歌传统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个环节。当然，49年之前的那个时期，更重要的一些环节是废名、卞之琳和穆旦这些人。30年后的朦胧诗人，对后来的写作者更具影响力，他们对个人感觉的注重、对意识形态代言的逃避、尤其是语言口语化的更频繁的运用，使得深受文学化影响之苦的写作者们得到了诸多启发。○25谭克修说，新诗百年里表现出成熟品质的诗人，要从第三代诗人里开始往后找。若一定要说之前的诗人，我宁愿选名气没那么响亮的痖弦、昌耀、多多等人，其他大牌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艾青、食指、北岛、顾城、杨炼等诗人，作品的价值需要在历史的维度上才能确认。百年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整体性高峰，无疑出现在第三代诗人和稍后出场的诗人○26。事实如此，第三代诗人出现过一大批优秀诗人，比如韩东、西川、柏华、唐晓渡、于坚、周伦佑、李亚伟、翟永明、尚仲敏、杨黎、赵野、郑单衣、唐亚平、万夏、宋琳等等。“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正是各地孤独的地方主义诗人，如安徽桐城的陈先发和马鞍山的杨健，武汉的张执浩、小引，昆明的雷平阳、李森，北京的臧棣、沈浩波，河南周口的谷禾，海口的李少君，杭州的潘维，哈尔滨的桑克，乌鲁木齐的沈苇，江苏的胡弦，济南的宇向，成都的哑石弥赛亚，长沙的路云……，他们在世纪之交静悄悄地、又革命般地集体崛起，才共同形成了当代汉语诗歌蔚为壮观的繁茂丛林景象”○27。除此之外，当今诗坛还活跃着一批成熟的实力派优秀诗人，比如王家新、孙文波、梁平、汤养宗、潘洗尘、娜夜、靳晓静、李元胜、金铃子、三色瑾、刘泽球、李永才等。“优秀诗人的位置不是争来的，依靠的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要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吴思敬语）
（四）诗学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百年来，中国新诗学术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出现了胡适、闻一多、梁宗岱、废名、李广田等新诗理论家。从70年代末开始，风起云涌的各种诗歌流派的诗人，既是自己流派的提出者，更是流派理论的实践者。就像谭克修说的那样，“今天派”诗人有着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气质。○28孙基林说，北岛、舒婷、顾城他们的80年代，其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远大于美学的意义；而“他们”、“非非”的80年代则回到了诗歌本身，开启了中国意象诗学之后一个诗歌叙述美学的时代。在这一向度上，第三代诗歌回到语言、回到事物、回到生命自身的本体论诗学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29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在诗歌流派、诗潮及诗人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具有突破性和系统性理论贡献的批评家，诸如孙绍振、谢冕、徐敬亚对朦胧诗研究的批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新时期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后期的罗振亚、王泽龙、张同道、王毅、孙玉石等人的专题性论文对现代诗歌的整体性叙述框架和流变规律进行了重点研究。
到了90年代，一批诗人面对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以较大的勇气提出了一些新的诗学概念，并以自身的诗歌文本作为实证。如李少君的“草根写作”、陈先发的“本土性”、 余怒的“混沌”诗学、臧棣的“诗道鳟燕”、 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伊沙的“口语诗论”等。90年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的叙事性，是对现实与历史的一种回应和处理方式，同时也强化和拓展了另一类叙述美学范式，这在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孙文波和臧棣等诗人的诗学言论和文本实践中有所体现。当下还应给予持续关注的诗人，包括安琪、黄礼孩们命名并一直持续推动的中间代、70后甚至80后的诗歌观念与写作○30。批评家对新世纪诗歌的理论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出现了诸如张立群、王学东等人对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研究；子午对“新叙事主义时期”诗歌的梳理和跟踪研究；谭克昌、程一身、向卫国等对地方性诗歌写作的提出及地方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
（五）彰显了现代诗歌的民间立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诗歌民间刊物为阵地的民间诗歌,坚持独立、自由与批判精神的民间诗歌写作立场，逐渐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整个诗歌场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数庞大的民间诗人的参与，使得“官办刊物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的办刊理念。诗歌民间刊物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客观上改变了诗歌长期由学院派主导的中国诗歌历史的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了新世纪诗歌更大的发展。诗歌民刊给新世纪诗歌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诗歌民刊相对于官方刊物的存在，以独立的精神追求，彰显了民间话语的魅力，激发了诗歌写作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新世纪诗歌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相得益彰的局面；二是诗歌民刊打破了传统体制对于诗歌的话语垄断。”○31不同组织和流派之间的竞争，不仅可以消解官方刊物大一统的，呆板的固化格局，而且能够矫正诗坛沉闷的秩序，推动诗歌创作保持多样性和新鲜活泼的文风。让诗人们找到了更大的叙事空间。尤其是诗歌民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种风格诗歌写作者对诗歌创作自由的追求，为诗歌的创作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生力量；三是民间资本的注入，为新世纪诗歌的繁荣发展客观上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32总之，专业诗刊，上百种的专门文学期刊，难以计数的诗歌民刊,以及容量无限的互联网络，为诗歌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宽广的平台。诗歌民刊和官办刊物在新世纪的这些年，同场竞技，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中国诗歌的多元化发展。
（六）诗歌的社会化传播更为广泛
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及自媒体的广泛发展，加之文化资讯的快速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新世纪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联网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诗歌社会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渠道和平台。新时期诗歌的创作、传播、评判和选择机制与传统的传播依赖纸刊、编辑的机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会化，也是民主化的时代。
网络诗歌写作不同于传统方式的特质表现在：首先从题材的来源看，网络诗歌直接来源于信息时代最鲜活最直接的社会生活。本真的故事、清新的结构、活泼的语言，为诗歌写作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其次，网络“诗歌把作者和读者的距离，写作与出版的距离，作品与评价的距离缩短了，诗歌创作与传播的速度更快；诗人之间,诗人与读者之间,诗人与评论家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第三，网络诗歌突破了以往只能通过纸质媒体发表的限制,”○33诗人不再担心作品发表问题,诗歌作品在瞬间就可以被阅读传播,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使诗歌写作群体得以迅速壮大。同时网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诗歌写作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诗人的表达更加自由,更易回归诗歌主体性的本身；
毋庸置疑，网络诗歌开放式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网络诗歌这种开放式参与，交互式阅读机制，降低了诗歌写作门槛，导致浅显化、平面化，甚至简单粗俗的诗歌盛行,诗歌神圣的地位受到挑战。诗歌创作的严肃性和社会责任大幅度降低，损耗了诗歌的艺术价值。二是由于传播手段的嬗变，复制与模仿在技术上的简单快捷，大量机械复制和拼凑模仿的诗歌充斥网络，违背了诗歌的审美规律，影响了诗歌艺术性与技术性的统一○34。而一些优秀诗人的作品被模仿，抄袭的舆论事件不断发生。对诗人群体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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