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伴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变革，中国新诗百年的命运起伏，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和羁绊。理性反思中国新诗百年从草创、兴起到繁荣发展的历程，面对和分析诗歌现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总结新诗百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能够更好地把握现代诗歌流变的规律，努力探索现代诗歌新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一）诗人与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
谭克修说，这些年，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了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看不懂”、“没有经典”、“口水化”等等。“所谓的诗坛似乎也弥漫着向以享乐为标志的消费时代投降的气氛。这边有自卑自艾的哀怜在杂草丛生的野地传来，那边又四处奔跑着有名或无名的自认伟大的诗人”○35。一些诗人缺少足够的文化积淀和思想素养，对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发展难以进行深刻的洞察，整体沉湎于日常生活的自说自话的，小情调，小清新写作，有的甚至抛弃传统的道德水准，甘心堕落，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创作了一些低俗乃至下流的作品，“下半身写作”，“口水诗”，“垃圾派”，大行其道。这些诗人缺乏崇高的审美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一味从俗从低，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公众对诗人群体的社会评价。
在谭克修看来，一些诗人“希望在消费社会里，诗歌也能像绘画和小说那样变成消费品而受益。为取悦快餐文字的读者，有人使诗歌无底线地口水化。面对客观现实场景的频繁变化，有人采取断片式写作。有人的题材追赶时尚，貌似学会了对公共话题的发言，像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制造些噱头。有人以为把自己的诗歌译成外文，就能快速成长为世界性诗人。有的诗人则被现实生活挤压，而对在现实话语里失效的诗歌彻底失去信心，面临着空前的‘叙事危机’”○36。
在近20多年来的中国诗坛，各种诗歌活动应接不暇，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热衷于出席各类诗歌节庆和作品研讨会，朗诵会等诗歌活动，多数时间深陷于追名逐利的“诗歌场域，诗坛甚至沦落成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诗歌的艺术之争常常变味为‘话语权之争’。诗人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诗作出名，而是依靠诗歌活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水平，还严重败坏了新诗的声誉。”○37
面对这个时代，诗人的态度，按谭克修的说法，有这样三种情况：“一是和时代一样亢奋，随时准备被时代带走，踏上不知所终的旅程。二是主动在自己与时代之间设置防火墙，比如少用手机，拒绝上网等。用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距离。写作上采取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决然方式：要么呈现出与世隔绝的古典田园诗意，要么对无边现实表达出强烈愤怒。三是一边在惬意地享受着现代都市生活，一边情真意切地在乡土诗里练黯然销魂掌，以每天在电脑前码出几行‘伪乡土诗’而沾沾自喜”○38。这些现象精确地反映了我们的诗人对这个时代的极端的不适应。我们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浪潮下，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络时代，现代诗人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并让自己的写作适应这个时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诗歌写作不适应社会的公共需求
从诗歌作品的内容上看，缺少反映火热社会生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新世纪以来，创作了海量的诗歌文本，好的诗歌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尤其是缺少可以历史传承的经典作品。诗歌文本同质化严重，题材、语言、意象、技法上相互模仿，化用，缺少视角独特，具有创新性，反映时代巨变的扛鼎之作。
从创作技法上看，作品与读者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阅读障碍。不少诗人的诗歌文本整体风格过于晦涩或怪异，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不仅对业余读者来说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对许多具有诗学素养的专业读者，也构成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难。这些诗歌在语言运用、意象设置及逻辑思维方式上偏离了诗歌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诗人的创作不能无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尤其在社会公众对消费文化的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下，加之诗歌本身又缺乏消费和娱乐属性，所以极易让读者对当代诗歌失去阅读兴趣。
从诗人所处的现实境遇来看，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给诗人带来了紧张、焦虑，甚或恐惧的情绪。不少诗人面对一个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的荒诞现实世界，他们采取过于强烈的愤怒、反抗或者逃避的姿态；另一方面，诗人面对急剧变革时代的不适应，导致诗歌创作的逃避，反叛或者远离。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远离崇高，形成圈子化，个人化的写作状态，出现了 “口语写作”、“底层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等极端化的叙事方式。
就口语写作而言，目前有一种被泛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口语”被简单等同于方言、俚语、俗语甚至是粗口。在一些所谓的“口语诗人”的写作中， 粗鄙、肮脏、低级下流的词语被捧为“口语”的标志， 并以此传递出某种“先锋”的姿态。这种“伪口语”和 “伪先锋”的姿态借助新兴网络媒体的无界限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损害了诗学探索的严肃性○39。在中国新诗乃至现代文学中，如何使用一种健康的口语实际上关涉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
谈及底层诗歌写作，我们发现，大部分写作者的动力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不公、苦难和贫穷的一种发自人类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并以某种人道主义方式来对之进行道德上的臧否，希望对被分解和压抑的一部分阶层予以道德化的文学关注，在这个意义上说，底层诗歌写作的诗人们面对全球资本化和中产阶级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讲故事的权力以及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整体转型过程中如何确立自己的写作立场，还显得十分的苦恼。目前，一些以写“底层诗歌”而著称的诗人似乎找到了一种可以表述其个人生活状况的对象，但就其生活背后所隐藏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逻辑该以何种方式表达还缺乏主体意识和诗学语言功力。
张立群谈到，世纪之交的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身体叙事”再度掀起微澜。但这种“身体描写”即“黑夜意识”，却少了几分关乎女性命运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成分，相反的，倒是在欲望的表达与书写中增添了几分表演成分和媚俗感。这种将观念和欲望彻底符号化书写的表演，将“个人化”降格为一种消费时代和历史记忆，丧失了一代诗人手中的写作表征，透过这种极具“亚文化”意味但同时又极具危险性的书写，对诗歌语言以及阅读标准的要求，又会成为中国诗歌面临的重要课题○40。
杨庆祥也说到一种新的写作倾向，一些诗人试图从“五四”白话诗以来的现代诗歌话语体系中剥离出去，以“回归古典诗歌，回归古典中国”为目标的写作潮流在新世纪以来暗潮汹涌。杨庆祥说，当这种诗歌写作成为一种“无意识”，转化为一种当下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取向的时候，我则同时看到了某种值得反思的美学。我在他们的诗歌里面感觉不到我们何以是当下的“主体”而不是秦汉盛唐的“主体”。他们在借鉴和挪用古典汉语的同时，却把自己“埋葬”在一种想象性的“古典生活” 和“古典形象”中并且乐此不疲，他们都缺少一个远观和反思的距离，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外在于我们时代生活的感觉○41。
（三）诗歌批评整体性的理论创新乏力
新世纪诗歌批评，在取得丰硕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表现在：一是缺乏多种维度的诗学理论创新；二是对个体诗人及个体诗歌文本的审美批评重视不够；三是对诗歌的价值评判陷入伦理困境。当下的许多评论文章泛泛而谈，观念陈旧，缺乏个性鲜明的话语方式。大多数学者急于追随西方理论，却对西方理论一知半解，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满纸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和枯燥无味的欧化句式。
李敬泽指出，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大都是“冷漠而客气”，这就是批评家与作家的真正关系。无魂的批评正大行其道，他们的表达如同机器般冷漠。我们看到的很多批评文章都似曾相识，大同小异，因为都使用着同一套模式、同一些术语、同一种语调，这是学院教育体制下的产物○42。批评家朱大可说，当下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继而成为行尸走肉。○43我们的批评已经严重脱离艺术、心灵、精神和思想的范畴，在很多批评家那里，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其实与诗歌本身无关的所谓学术研究所使用的素材，诗歌作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其本身的价值与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批评家有时更需要去重新做一个读者，以普通读者的心态去欣赏和吟诵诗歌，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贴近诗人的内心，去挖掘那些能与我们产生碰撞乃至共鸣的诗意。”○44
陈超认为，理想的“综合批评”，“除了应有思想深度和对形式感的自觉外，还必须能做到紧贴文学创作的实际，不发空言。既要在学术上训练有素，又避免以生硬的某个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文学现实○45。崔卫平针对当下缺少想象力的批评指出：“人们一度将方法论作为批评的法宝，认为只要掌握了种种批评武器——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等，就有可能挖掘出一部作品的秘密。但那武器说到底是人家的，是在人家的工场制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考虑在自己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批评，这种批评不应该仅仅是学院式的，而是需要与这个正在成长的社会一道成长，与我们周围一道拓展的空间一道拓展。”○46优秀的诗歌批评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批评风格，其独特的话语方式，自觉的理论意识，都可以展现出一个人的批评气度与抱负。像吴思敬、徐敬亚、陈仲义、罗振亚、沈奇、陈超、李犁、钟鸣等诗歌批评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方式和风格。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批评的专业精神，应该是比纯粹的理论阐释更为深广的表达和解读，这种专业精神即意味着“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47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应该真正深入到诗歌内部中去，寻找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有艺术美感的语言创新，让我们获得了多少有思想含量的美学意蕴。而这些，或许才是当下的诗歌批评家真正需要去关注的核心命题。
(四)诗歌的通识教育薄弱，诗歌写作后继乏人
长期以来，教育系统和社会文化组织对现代诗歌的常识普及和通识教育，从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更谈不上重视。一般的中小学关注的是古典诗词的学习，现代诗歌的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教育至今没有开设一门完整的新诗史课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编的古体诗比例远大于现代诗歌。而且所选不多的新诗远不能代表现代诗的水平。也很不重视现代诗歌的文体特征及艺术性。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高考试卷明确要求应试作文不能写成诗歌，这是对作为语言艺术最高表现形式的诗歌的极大蔑视。“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诗教’，《礼记》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48当前，不少学者的论文，只热衷于那些已经成为课本知识的诗人名字。他们对好出某些所谓名作很多倍的当代诗歌置若罔闻。他们既不具备阅读当代诗歌的能力，也不信任后来诗人的智商和写作能力。绝大多数汉学家也只推崇我们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古诗词。他们或认为古典文学才具有东方、异域风情，也更符合汉字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的特点。他们对现代汉语文学，尤其是汉语诗歌，采取的是一种蔑视的眼光，可能源于他们眼里的中国现代性并不具有合法性。他们认为现代性由欧美人来完成就行了。我不认为欧美诗人遭遇的现实比我们的更糟糕，他们比我们更焦虑，只有他们需要超现实手法处理荒诞、陌生化经验○49。在更复杂的现实世界里，我们获得的更复杂的经验，需要我们采取多样的语言策略和表现手法，协调语言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使之对称于更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除了对诗歌教育的漠视，对年轻诗人的培养也很不重视。除了专业作协的官办诗歌刊物，比如《诗刊》每年一次的“青春诗会”和《星星》诗刊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活动的举办，还在不遗余力地企图培养和挽救一些游离于诗歌边缘的年轻诗人和大学生诗歌写作爱好者外，大批年轻人的诗歌热情和兴趣爱好早已被市场化的喧嚣和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所淹没。“当代诗歌的困境，当下人文教育的困境，或许都可从中获得启示——诗歌写作和诗歌教育的结盟，带来的很可能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复活。”（谢有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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