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时和现时的原因，非非阵营中几大开国元老都已形存神亡，这本身是很自然的俗世现象，89 年以后的后非非写作，可以说只有周伦佑和少数非非同仁在继续“坚持不懈”！从这一点来说，周伦佑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孤独者。从他提出“红色写作”起，在诗歌文本的创建上，可以说周伦佑本人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艺术上要变构，要红色写作，又要保持住非非一惯的风格，谈何容易。在红色写作以前，周伦佑的文本实践中就有如陈旭光所说的“亚文本叙述”或“文体混杂”：即在诗歌本文中对非诗文体（相当于诗本体的亚文体）进行滑稽性模仿，如《自由方块》中故作风雅的古典诗文、荒诞不经的现代新闻报道、毛主席语录、小猫钓鱼的童话、论证“道”、“名”关系的论文体……实际上，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无体裁写作”，一种杰姆逊所说的“机遇式的无边写作”。众多的“亚文体”作为“非诗文体”而挤进诗歌本文空间，杂乱堆积于一个平面上……这种具有其独特反讽意义的写作方式，在周伦佑80年代的那些主要的作品中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运用。其实，这种修辞方式只是周伦佑早期的反修辞实验。周伦佑在《第三代诗论》（1988）中这样解释过“反修辞”的含义：
反修辞首先是对传统修辞方法的摒弃：停止比喻！停止拟人、拟物！不再“像什么”、“什么般的什么”，而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更严重的是停止“通感”！停止“反逻辑比喻”！摒弃现代修辞，不再“芬芳地走”，不再倾听“活的石柱”。香味就是香味，不必“听到”和“喊叫”；石头就是石头，不必“活着”或“死去”。要实现的最低和最高的目标就是：直接性——语言的直接性！ ①
可以说，前非非写作就是在反价值状态下的反修辞写作。无论是蓝马、杨黎还是何小竹，他们的写作都是在反价值反修辞的大前提下对外来诗歌文化的一种初级变构。周伦佑的目的是要写出本土的直接的诗歌本文！《遁辞》只是最近的尝试。对周伦佑来说，《遁辞》肯定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在《遁辞》中，他还是没有完全逃脱以前写作的巢臼！其实，这根本就无法逃脱！
同前期《自由方块》一样，周伦佑在《遁辞》中也使用“狂欢式拼贴”方式。对这种“狂欢式拼贴”，王一川博士在《周伦佑：拼贴游戏》一文中有过这样的精彩论述：
周伦佑则是纵情地投入个人的语言拼贴游戏，直至在《自由方块》（1986 年）中走入极端。这是一首语言或文体与众不同的奇特长诗。全诗由分行诗、散文诗、散文、引语、插话和图案等多种文体片断无逻辑地拼贴而成，交替运用了比喻、排比、回环、重复、无标点浓缩句等多种修辞手段，话题涉及当代与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与性、战争与体育、哲学与宗教等，在表意上充满着停顿、断裂和含混，明显地带有杂语喧哗与狂欢特点。然而，与立体语言和调侃式语言等在杂语喧哗中具有明显的现实再现意味不同，这里的杂语喧哗缺少那种具体再现性，而更多地返回能指语言自身，寻求语言内部的拼贴的狂欢。” ②
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就是一位拼贴大师，在他的《比萨诗章》中，就包括了传统诗歌美学认为不适合入诗的各种材料：经济学理论、各种历史文献、法律文本等。《比萨诗章》几乎囊括了任何文本材料。庞德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诗中建立一种新的形式，它不但足以表现当下任何事物，而且更能激发读者的意识和思想。在周伦佑的《遁辞》中，这种“狂欢式拼贴”仍然大量存在，与《自由方块》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狂欢重在对“现实的红色介入”，而不像《自由方块》那样隐蔽。与庞德一样，他想要建立属于非非的特定的文本形式，不仅想要猛烈地激发读者的意识和思想，更要激发读者的激情与想象力，震动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从此种角度来看，后非非写作要努力做到的，只是更新、更快地变构和超越以前的一切形式和价值观！所有的目的都在变构和超越中逐渐逼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伦佑在阐释“反修辞”时所说的“语言直接性”只是一种价值和思想的直接介入和深化。新的思想和价值可以瓦解过去的一切，同时更能建立一种全新的艺术有机体甚至世界运行机制！
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才是最真实和直接的母体！其它的一切都是工具、载体和原料！思想是本质，是唯一的上帝，其余全是为他服务的奴隶！
四、《遁辞》对后非非写作的实践意义
我们来看看《遁辞》对后非非写作的实践意义：
1) 在创作形式上反传统诗歌文本格式。整体结构以辞格1、2、3 比喻、比拟和反修辞游戏、解读练习着手，这是传统诗歌绝不会整体采用的形式。单句结构也是通过比喻、比拟和反修辞方式来完页码／46成对传统构词方式和价值的消解。这是对前非非写作的发展和变构，而又保持了非非一贯的风格。
2) 在内容表达上，从整体到局部都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进行意义和价值的消解、反叛和还原。
3)在取材上，完全采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内容，人名、政治术语、流行民谣、时尚名词、宣传口号等应有尽有，用固有的价值词语来做比喻、比拟和反修辞练习，完成价值词语的非价值转换。
4) 通过价值还原和价值转换使整篇《遁辞》具有现实的高度真实性、社会政治和人类精神风貌的客观见证性，以及终极审美和历史意义上的文献性。
《遁辞》中的红色介入：虽然大部分由三种辞格游戏方式完成，在诗歌语言形式上存在“玩”的表象；单句语言虽然通过比喻、比拟、借喻、隐喻等传统修辞方法完成，口语和嬉皮式的语言，以及艺术上借用超现实的手法。但整个《遁辞》只是借用这些艺术手法来揭示当下国人生存中的被动、尴尬、困倦、无奈、滑稽、没落、萎缩、物化、低劣、恶俗、机械等现实境况，它所表达的价值递减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也就是说，在语言运用上有游戏的成分，但《遁辞》整首诗通过作者有机而精心地组合，矛盾而和谐，当下而又经典，那些游戏的因子在连续的大碰撞和大融汇中发生了加速而奇妙的运动和变化，最终向人们展露和揭示的主题内涵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当下现实，是深入骨头与体制的介入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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