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世纪诗歌，学术界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它为诗坛带来了繁荣的迹象，甚至其繁荣的新变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转型更为深入与显豁；另一种意见则断言它只是上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延伸，非但没提供出新的审美趣向与思想质素，而且使诗歌的处境愈加边缘化。
其实，诗坛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处，热闹喧嚣背后是本质上的沉寂，且不说限于诗歌圈内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反差强烈，单是诗坛内部那种“事件”多于、大于“文本”的娱乐化倾向，创作自身那种形而下的性感、垃圾叙事，就令人忧虑不已。可是，诗坛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一团糟，相反倒有许多希望的因子在潜滋暗长。或者说，商品经济大潮将文学卷入困境的同时，也为纯净诗歌写作队伍提供了一次机遇，它决定那些仅仅把诗当做养家糊口工具的诗人，必然耐不住清贫的冷板凳而“逃离”和“转场”，更凸显出了把诗作为生命、生活栖居方式的真诗人的风骨。而郑敏、王小妮、王家新、于坚、臧棣、西川、潘洗尘、伊沙、朵渔等一大批一直坚守在诗歌现场的优秀诗人，既瞩望人类的理想天空，又能脚踏实地地执著于“此在”人生，以宁静、超然的艺术风度传达“灵魂的雷声”，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正代表着新世纪诗歌的主体精神走向，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启示与希望。
新世纪诗歌的突出特征是“及物”的对话意识逐渐细化。诗人们悟出虽然诗没直接行动的必要，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中过于贴近时代高调的“大词”书写和疏离人类的高蹈的“圣词”书写，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于事无补的，诗若不和现实、芸芸众生“对话”，其生命和前途就无从谈起。所以他们有意识地走“及物”路线，向日常、世俗化世界敞开，诗中常充满浓郁的人间烟火之气，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象、事态和情境，鲜活、蒙眬地闪现，仿佛演绎的就是人们身边已经或随时都可发生的一切。如《女校友的日志》(白鹤林)是小人物“历史”碎片的拼贴与展开，“有一个我们的女校友名叫李维娟/她一直就在东汽厂默默工作/她当体育教师的老公，在地震中走了……她们现在一直很快乐地生活着/他们的女儿很听话、很乖”。诗如实记录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一段平凡的经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种坚韧的气质，却在客观冷静的走笔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世界还欠我一个命名》(潘洗尘)乃诗人心理念头的瞬间滑动，作者是用善良、痛苦、血乃至生命奉献的好人、诗人，却“只求这世界还我一个简单的称谓/这称谓/只须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呼出/——父亲”。简单的生存愿望，因暗合着人类情感和经验的深层，触及了生命中最柔软也最深重的精神伤痛，最能击中人心。《年年春风里》(马嘶)借助西南地区俗称“土狗子”的蝼蛄的似断实连的内心独白，传递卑微、弱小者的灵魂隐秘，处境的艰难、生活的沉重和亲情的温馨回味搅拌，接近了小动物确切说是人类生命的本相或本质。很多作品表明，诗已告别宏大叙事的模式，而多在世俗生活土壤里淘取情思“金子”，对平常人生活和思想的观照，折射着诗人们的“平常心”。即便与庄严、宏大题材遇合，诗人们也努力从个人视角出发，表现个体之人在特殊“背景”下的反应，带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诗人们这种对世界和心灵的感知方式，把诗从虚无缥缈的“高空”拉回到了踏实质感的人间“地面”，变得朴素自然。可喜的是诗人超常的顿悟、直觉力，保证他们捕捉的诗意一般皆能突破事物的表面、直接意义，显示出深邃的智慧和人性化思考。如《尊重》(靳晓静)展示了诗人12岁时手指被菜刀划破出血的场景，更从母亲的话“你没尊重它/所以它伤了你”，悟出许多道理：创伤并不可怕，人都是在创伤教育中走向成熟的。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了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新时期诗歌“及物”的深细化，进一步打开了存在遮蔽，驱散了乌托邦抒情那种凌空蹈虚的假想和浪漫因子，更具真切感和包容性，也使若干年前重建诗与现实精神关系的困惑迎刃而解。
与及物意识伴生，很多诗人学会了精神担当，使写作伦理在诗中大面积复苏。不可否认，如今的诗歌娱乐、狂欢化倾向严重，网络写作更潜藏着伦理下移的隐忧。与之相反，大量诗人精神上扬，特别是经历了非典、海啸、雪灾、地震以及奥运、新中国60华诞等一系列大悲大喜的事件后，更懂得了承担的涵义。他们对城乡底层的持续关注，对地震、雪灾中人的命运和苦难的抚摸，非但加强了诗和生活的广泛联系，恢复了人的生存镜像，充溢着人性、人道之光，有时甚至具有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如在《表达》(郑小琼)中，“她抬头看见，自己数年的岁月/与一场爱情，已经让那些忙碌的包装工/装好……塞上一辆远行的货柜车里”。诗从个人视角出发却传达了“非个人化”的声音。“钢铁”与“肉体”两个异质意象的铐合，外化出青年女工忙碌、寂寞而悲凉的残酷现实，令人震撼，其对人类遭遇的关怀愈衬托出底层百姓命运的黯淡。《五月的咏叹》(雨田)宣显着人类大爱，一种人性的抚慰和精神的担当。大难过后灾民尽管眼睛“充血”，箫声“哽咽”，但“并不绝望 那个从外地打工回到山村的人/他从废墟中挖出的那把镰刀和锄头已经磨得闪闪发亮”。地震可以摧毁房屋，却毁不掉民族向上的精神信念，他们从痛苦和废墟中毅然站起的身影，重新诠释了顽韧和希望的含义。《听一场报告会的意象速写》(叶延滨)写道，“那些永远正确的词语是工蜂……工蜂是英勇上阵的士兵/正穿过透明的墙体，从主席台/飞向四方，像一个成语/飞蛾扑火”。台上假大空、台下嗡嗡嗡，台上台下一点不“接轨”的会议场景如今比比皆是，诗以对这种害人的形式主义及其背后官僚主义习气的微讽，获得了介入生活的批评力量。田禾的《春节我回到乡下》简直可视为“问题诗”，“四婶做泥瓦匠的儿子/和她在城里擦皮鞋的儿媳妇/被票贩子的假车票/滞留在广州火车站了……”典型细节的叙述凝聚着乡下人艰辛、盼望与焦灼的复合心态，更引出相关的社会问题：底层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力无法保证，连买车票、种子与化肥居然也被坑骗。诗对残酷现实的揭示令人愤然。还有《这些……》(娜夜)对环境污染造成生态灾难的凝眸，《麻将国》(宋晓贤)对国人日常生活的透视，也同样富于伦理承担的警醒功能。 “及物”仅是一种题材立场，文本成功最后必依赖诗艺自主性的建构，因此新世纪诗人的技艺思想更加自觉，他们注意各个艺术环节的打造，注意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转化的表达，从而处理生活的能力普遍提高。具体手段一是依然在意象、象征的路上出新。如《谁像傻子一样唱歌》(王小妮)中，诗人在物的凝视里竟有一种物化的冲动，当窗外“一座城市有数不尽的人在唱”时，那开花的水莲却十分安静，“我和我以外/植物一心把根盘紧/现在安静比什么都重要”，这里的花和人彼此可以互换，水莲不事张扬的内敛、简单与安静，正是诗人的象喻。牛庆国的诗以意象独创引人注目，他多次写驴的意象，《饮驴》已走出形象粘连，获得形而上的旨趣，“生在个苦字上/你就得忍着点”，那驴分明成了忍辱负重、在苦难中挣扎的一类人的化身。二是适度向其他文类扩张的文体互渗。诗对生存、现实与外部世界的深入，注定仅仅调弄意象、象征不如深入表现人性、人情更实际，于是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叙述性文学资源，把叙述作为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如“九十三岁。她像一盏煤油灯/被一阵风吹灭了光明”，“又要回广东了，她把五十元钱塞在我手/说：‘用老年人的钱，会长寿，好运……’”(许强《婆婆》)无涕泪横飞的悲情抒放，无直接表达怀念的字句，就是煤油灯、窗户等稀疏的意象也毫不起眼；而婆婆塞钱的动作和婆婆走后诗人的心理“事态”，却成了结构诗的主角。行为事象的散点叙述，节制而别致地表达了对亲人的依恋、怀念和悲痛，叙述性和行为意象的强化，使婆婆的性格也得到了一定的显现。《抱着白菜回家》(路也)题目就是一种事态，叙述更俏皮，“这棵大白菜健康、茁壮、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着它，就像挨着了大地的臀部”，细碎心理的流动使诗类乎于有一定叙事长度的独幕剧，诗间对土地、淳朴和自然的亲近，同高档饭店、轿车、穿裘皮大衣的女郎对比，凸显了诗人返朴归真的渴望和对异化的都市文明的抵御。当然，这种诗事态叙述背后的生命支柱仍是情，其叙事也是情绪化叙事、诗性叙事。三是以朴素的文本姿态，契合、贴近表现对象，这既指诗中的物象、事态和情境，也指语言的返璞归真、清新自然。如“希望生在战乱年代，而你/是草莽生涯的将军。佩剑，战骑，杀气……以笔为剑，以诗为马，以军阀/攻城掠地之势，将我的心夺去”(施施然《战乱年代》)，想象虚拟的“过程”里不乏梦幻情调，但细节的准确性，本色质感、洗尽铅华的“独语”流动，仍保证了诗和表现世界的清晰生动，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时间简史》(江非)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的一生，“他十九岁死于一场疾病/十八岁出门打工/十七岁骑着自行车进过一趟城……”简单的句式、泥实的语汇，经诗人“点化”后却获得了无技巧的力量，对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切入，逼近了乡土命运的悲凉，显示了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