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认为，在心理美学研究中，最值得尊重的是艺术事实，而不是普通心理学原则；心理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主体在一切审美体验中的心理活动。由于艺术美是美的最高的和最集中的表现，心理美学以“审美主体在一切审美体验中的内在规律”，特别是“以艺术创作和接受活动中的审美心理机制”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将美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心理美学迥别于西方的文艺心理学。童庆炳进一步指出，审美体验是心理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人的审美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主体对生命意义的把握。作为一种心理活动，体验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常使人进入心醉神迷、物我两忘的境界；而这又是以经验作为前提的，是对经验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味、反刍和体验。主体的审美体验与社会实践有密切联系，作家艺术家以整个生命投入社会实践，才获得了深刻、丰盈的人生体验，而进入真正的文学创作。围绕“审美体验”这个核心范畴，童庆炳等人全面研究了艺术心理，探究了“艺术家的体验生成”、“艺术家的体验类型”，指出艺术作品是“人类情感、人类生命体验的表现形式，它作为一种符号，其奥秘正在于这种符号和这种形式同人类情感和人类生命体验的天然契合，而最终使人类情感和人类生命体验生动表现出来，使艺术品获得一种生命力”[10]。童庆炳的心理美学研究，实现了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与文艺学视野的融合，并“以其鲜明的主体性内涵为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主体存在、价值、意义的高扬提供了实证性的理论基础，从而参与了新时期文论摆脱‘工具论’、‘从属论’和单一反映论模式的整体努力”[11]。
贯穿“心理美学”研究始终中，是“将矛盾提升为原理”的辩证思维方法。童庆炳发现：“艺术家诸种创作心理活动往往是矛盾的、相互冲突的：审美知觉既是无关功利的，又是有功利的，既是对现实的超越，又要受现实的制约；审美情感既是艺术家自我的情感，又是人类的情感概念，既是内容的情感，又是与之相对抗的形式的情感；审美想象既具有主观意向性，又具有客观逻辑性……”[12]在探索这些“矛盾”、“冲突”的经验事实的过程中，童庆炳力主一种“亦此亦彼”的研究态度和思维方法。他说：“我一直认为文艺学采用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一种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不要认为只有哪一点是绝对正确的，哪一点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正确的命题如果发展到极端，它就变成谬误；反过来，一个可能有毛病的问题，经过我们的完善，它就可能变成一种带有真理性的东西”[13]。童庆炳摈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力图回到未被前人理论所“肢解”的原生态的经验事实，特别注重对那些彼此矛盾、对立的因素进行整合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他在研究诸如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意识与无意识、内容与形式等复杂矛盾现象时，总是特别注意并揭示出它们之间复杂的联系及“中介”问题，而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文学理论命题。如，除了文学“审美特征”说外，还有文学活动“二中介”说、文学内容与形式“相互征服”说、文学创作的“历史—人文张力”说、文体“三层面”说和历史文学“三向度”说，等等。[14]
童庆炳的心理美学对于文学创作、接受之动态过程的微观研究，大大支持与深化了此前对于文学审美特征一类宏观问题的认识和探究。
贺麟先生曾经说过：“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竟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15]对此，童庆炳可谓是感同身受。在他看来，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有四个资源——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和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其中，古代文论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对它的理解与坚持不仅有利于个体的人文修养，更有利于整个民族艺术思维的开阔。为此，90年代后期以来，童庆炳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致力于其现代意义与世界意义的探究。
其实，古代文论一直是童庆炳最为钟情的研究领域。早在1963年，童庆炳就发表了学术研究的处女作《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1980年，童庆炳又发表了论文《曹雪芹的艺术观念》。这些论文在“红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1991年，童庆炳与黄药眠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强调指出中西方诗学跨文化比较首先注重中西方诗学文化背景比较的必要性，对中西诗学的民族精神、文化背景、哲学背景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以中西诗学历史发展为线索，对作为诗学观念的诸多范畴进行平行比较。《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在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92年，童庆炳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侧重于对古代文艺心理学与现代文艺心理学的比较与渗透，力图开掘出传统创作心理的现代意义和美学意义。这种比较的方法将传统与现代联系起来，从现代心理观、美学观来审视古代独特的心理命题”[16]。1994年起，童庆炳连续十四年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文心雕龙》专题研讨课，指导博士生研究古代文论。2001年，童庆炳出版专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该书上篇论列了中国古代儒、道、释文论异同及其文化蕴含，中国古代文论基本范畴及其民族文化个性；中篇以文论家理论的“原创性”为尺度，选取、读解了孔子、孟子、庄子、陆机、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李贽、王国维十大家的文论内涵及其现代意义；下篇主要讨论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关系，指出借鉴古代文论是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由之路。在解读古代文论十大家的学说时，童庆炳通过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接，实现了跨文化的学术视野的融合。2002年，童庆炳出版了《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将中华古代文论放置于现代学术视野中进行观照，系统研究了中华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文化个性、文学本原论、创作论、作品论、读者论、抒情论、叙事论、审美理想论和文学理论的“通”与“变”；该著通过对较为零散、杂乱、感性化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进行系统的历时性梳理，对其中蕴含的精神理念和话语方式进行现代阐释，较为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超越时间的共时性的、空间化的、较为完备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2008年，《童庆炳谈文心雕龙》一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专攻《文心雕龙》的“范畴”，致力于古今中西的对话、互释和“转化”，力求揭示这些“范畴”的美学价值及其现代意义，其论说多发人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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