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化诗学”研究的基本诉求是什么呢？童庆炳说：“总的说来，就是要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人文关怀、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庸俗的、丑恶的、不顾廉耻的和反文化的东西。深度的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它追求意义和价值，那么这种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康，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29]具体说来，“文化诗学”研究有三个基本诉求：
第一，“文化诗学”是对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它关怀文学的现实的存在状况，紧紧扣住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深刻的揭示。“文化诗学”的现实性品格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如果说文学的现代性更关注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更注重文学的深度模式，而后现代性则只关心“玩儿”或不要深度而更喜欢活一天算一天的话，那么文化诗学将更支持文学现代性，而不怎么支持文学的后现代性。因此，“文化诗学”应该、也必须“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进行正面研究”，为此，他提出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八大问题，它们分别是古今问题、中西问题、中西部问题、性别问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商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法与权问题。[30]
第二，文学艺术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一种系统，文学艺术的研究与批评，需要文学艺术之外的参照系。“文化诗学”要向宏观的文化的视角拓展，考虑文学艺术与其他文化形态——如，语言、神话、宗教、科学、历史、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之间的互动，要研究这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的批评方法，不仅是美学的批评方法，也是语言学的批评方法，同时也是文化学的批评方法，还是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它能够全面地揭示文学作品的各方面，帮助我们发现文学艺术作品的新的意义。
第三，“文化诗学”必须通过对作品的细读，揭示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提炼出文化精神来。“文化诗学”不是就作品的内容来抽象地谈作品的思想感情，它特别重视向微观的语言分析拓展，通过文本语言的分析来揭示意义。此外，“文化诗学”还要求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以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在将作品放到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中解读的同时，也把作品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不断地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现实意义，以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通过在文本、历史之间穿行，“文化诗学”贯通或者说超越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童庆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和推导不是务虚，而是极其务本的。由他主编的“文化与诗学丛书”，自2000年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包罗了古今中外的诸多论题。从业已出版发行的诸多著述来看，都是铢积寸累、足踏实地的研究力作。童庆炳的“文化诗学”研究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新形态，“文化诗学”必将推进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为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童庆炳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了以下领域：（1）文学基础理论；（2）心理美学；（3）中西比较诗学；（4）文学文体学；（5）中国古代文论；（6）文化诗学。这些领域的研究始终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步，而且有一个永恒的“主题”贯穿始终，那就是“审美”。在童庆炳的文艺思想体系中，“审美”不仅是其进行文艺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其理论体系建构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是将其全部文艺研究凝聚起来的一种向心力，其各领域的理论研究则是对“审美”这一命题的全面展开与具体化，因此，人们称之为“中国审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31] 回顾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研究，童庆炳坦言：“我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观点，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的观点，从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作品以及作家对生活进行‘诗意的裁判’的观点，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文学观点，从西方现代的文艺美学观点，特别是从苏联5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的‘审美学派’的观点，受到启发，并开始了自己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论的学术跋涉的。”[32]陈寅恪先生说过：“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3]这一论断对于理解童庆炳治学的总体特色颇有启发意义。纵观童氏之学，他往往从民族文化的本位需要出发，于西方诸学无所不采，在融会改造中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童庆炳的诸多原创性论说，具备严密的逻辑建构，并已内化到了中国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生成机制与体系创构之中；它们在指导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有效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等方面，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吴子林）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4页。
[2]童庆炳：《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3]此文刊载于《美学文艺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参阅童庆炳：《文学概论》（上），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8页。
[5]童庆炳：《论文学的格式塔质和审美本质》，《批评家》1988年第1期。
[6]参阅朱立元：《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文学评论丛刊》1999年第2卷第1辑。
[7]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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