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致力于古代文论的研究，主要基于建设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的思虑。他深刻认识到，在经过十余年的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之后，人们终于觉悟到它们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味地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中国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必须以“我”为主，如何继承中国古代文论显得十分重要。童庆炳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博大精深，而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之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里。中华古代文论中实际上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尚处于沉睡中，要承继中华文论传统，必须通过现代阐释来激活它们，并与西方现代文论打通。这是继承与革新中华古代文论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始资料面前，最难以阐释的是它的概念、术语和说法的复杂性，怎样从学理上清理这些人言人殊的概念和范畴呢？童庆炳强调，在诠释中华文论著作中提出的观念、体系时，我们必须克服两种倾向：一是“返回原本”，它多承乾嘉饾饤考订之余弊，这种致力于古代文论的校勘、训诂一类“文物考古式”的研究，把古代文论仅仅当作一个死的东西来对待；这一训诂工作的意义是很有限的，还没有进入真正研究的层次；二是“过度阐释”，即将中国古代文论纳入西方文论的逻辑框架，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论证西方文论的资料，这种现代阐释实则消解了中国古代文论原有的、精微的民族个性。为此，童庆炳提出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三项原则”[17]：其一，历史优先原则，这就是要尊重历史史实的本来面貌，对它作真实性的把握；研究古代文论，必须放置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让它们从历史的尘封中苏醒过来，以鲜活的样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变成可以被人理解的思想。其二，“互为主体”的对话原则。西方文论是一个主体，中国古代文论也是一个主体，要取得一个合理的结论，需要两个主体互为参照系进行平等的对话，盲目的本土主义是不足取的。其三，逻辑自洽原则。中西文论对话是有目的的，不是为对话而对话，而是为了达到古今贯通、中西汇流，让中国古代文论焕发出青春活力，实现现代转化，自然地加入到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体系之中去。这里的“逻辑”不仅是形式逻辑，更是辩证逻辑；所谓“自洽”，则是指我们所论的问题，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证西，或中西互证互释，都必须“自圆其说”，实现古今学理的贯通、融洽。关于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罗根泽、郭绍虞诸先生也有过不少阐述，但他们偏重于如何掌握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童庆炳提出的“三项原则”，视野开阔，融入了现代意识，不仅增加了对历史复杂性、多层性的认识，还引入了主体研究的一种新的目标——创建中国自己的文学力量，而超越了罗根泽先生提出的对“求真”与“求好”这对范畴关系的解释。 童庆炳开创了一种“中西互证、古今沟通”的阐释方法。在《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的“后记”里，童庆炳指出：“继五四之后，中西两种文艺思想的再次交汇、碰撞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这种交汇、碰撞中我们要作出什么样的抉择，就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迫切而困难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中国和西方的、在完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在比较中，祖国传统诗学的精华才会显露出来，我们才会认识到抛弃传统照搬西方是不明智的”；“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是实现新的形态的文艺理论建设的基本途径”[18]。钱钟书《谈艺录·序》有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学术未裂。”[19]童庆炳正是在对古与今、中与西的“心理攸同”有着深刻的认知与发现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把打开中国古代文论的“钥匙”，那就是“将现代心理科学知识引进了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从人的心理层次观照、诠释某些观念范畴的生成、扩散、延伸与发展”，而得以前往古人心灵深处探幽索微，深入了古代文论之堂奥。[20]通观童庆炳的古典诗学论著，其研究体现为一种现代学术视野，即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他特别重视文学理论与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将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现代阐释自然引申到对文学理论领域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基本原理的探讨，而将古代的理论命题融化进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态之中，而时出新义，熠熠生辉。如，童庆炳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观察视角，揭示气、神、韵、境、味的共同特点，即它们既存于言、象、义之内，又超越于言、象、义之外，它们不是艺术作品中的某种元素，而是弥散于整个作品上的一种“整体质”即“格式塔质”；同时，它们与“格式塔质”又有所不同，后者乃由知觉经验整合而成，而前者则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是民族文化个性在文论观念形态上的体现——如，“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崇“无”观念，等等。又如，受黑格尔“意蕴”说启发，童庆炳指出《文心雕龙·风骨》是“从内质美的角度，对‘情’与‘辞’作出的规定”；其中，“风”是指文学作品所表达情感的内质美，其特点是“有生气、清新、爽朗和动人”；而“骨”是指作品文辞的内质美，其特点是“有力量、劲健、挺拔和精约”；“‘风’和‘骨’都是人内在的真实生命喷发出来的打动人的力量”。……这种“中西互证、古今沟通”的“对话”式研究，使被诠释对象的内涵更加清晰、更加准确地呈现出来。童庆炳的这些阐释，使古代文论中至今仍有价值的部分进入了现代学术话语系统，从而获得了新的功能意义或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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