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同文化体通过不同的方式，不仅驾驭时间以便将永不停歇的时间之流置于一种可控制的范围内，并且赋予时间某种描述的可能性。当不同文化体采取不同的刻度、标注和表征时间的方式时，就形成了彼此差异的时间意识。这些对时间的表征方式也就渗透到了审美活动之中，并且成为审美活动的形式动力。
二、中西方文化中的时间意识及其各自的演变
确定了把握时间意识的基础之后，此研究的下一步就是通过分析和把握西方文化的时间意识模式及其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一个比较的视角，来把握传统中国文化的时间意识模式。
1.西方文化的时间意识模式及其演变
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的时间意识经历了三种基本模式的漫长演变过程：从变的世界到永恒时间与世俗时间的二元对立的时间观，然后演变为现代的线性的和进化的时间观。 第一，古希腊的时间意识模式：从流变的世界演变为永恒与世俗时间的冲突的二元模式。公元前5世纪以前，古希腊人并没有形成永恒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观。而是存在着“最智慧的是时间，因为它发现一切”以及将时间看做“万有之父”的思想。③ 在这样的时间意识中，孕育了早期希腊思想中的因季节循环而形成的循环论时间观和时间是一种不可逆的、易逝的衰退过程的时间观两者并行的时间意识。④ 变的思想的最经典的表达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不过，在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始终存在着神的非时间性与人的时间性(倾向于消逝)之间的对立和对时间的忽略。劳埃德说：“在荷马时代几乎没有任何涉及世界起源或人的起源的系统化思想。广义地说，在荷马史诗中，时间不是被视为很少带有具体质量的抽象的连续统，也不完全作为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现象。”⑤ 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希腊思想中的时间意识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突变，这就是哲学对永恒时间的塑造。巴门尼德被认为是从哲学上表述永恒概念的第一个人。他认为变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将不变的存在与变的现象世界对立。他认为前者需要理性的思考去领悟。此后，则是芝诺通过著名的“追龟辩”、“飞矢辩”的方式取消了运动的绝对性，而把不变看成了绝对。这是超越和克服时间恐惧而走向永恒概念的重要步骤。⑥ 伴随着对超时间的永恒绝对的设定，时间从“万有之父”变成了“破坏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全面建立时间哲学的哲学家，在把时间与运动、变化、生成等关联在一起的同时，他也设定了一个不在时间之中的、不动的原动者。⑦ 他在《物理学》中说：“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运动的数，而运动危害着事物的现状。因此显然，永恒的事物不存在于时间里，因为它不被时间所包括，它们的存在也不是由时间计量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这种事物没有一个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这表明它们不存在于时间里。”⑧ 当然，在古希腊，非时间的永恒世界的首要设计者是柏拉图。他通过构建超时间的、永恒的、无时间“理念世界”，而将“理念世界”与世俗的、现象的世界对立起来。只有“理念世界”构成了万物的永恒的、绝对的、恒定的本质。⑨ 劳埃德总结说：“希腊人对时间作形而上学思辨的一个重复母题是在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理念存在与暂时的感觉存在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哲学家对静止和稳定优于运动和变化这一观念作了不同的表述。”⑩ 古希腊艺术的静穆之风，与上述的时间意识有深刻关系。
第二，基督教时间意识向现代时间意识模式过渡。基督教世界的时间意识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时间的上帝与人的存在的世俗时间之间的二元对立，并由此设定人的存在的世俗时间是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则是基督道成肉身和追求未来拯救所开启的时间意识。就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而言，它坚守着神和律法的超时间的、非生非死的特质。因为任何时间因素的渗入都会威胁神的权威性和无所不能的地位。但基督教中基督的“道成肉身”，结束了上帝的永恒时间，而将“神”投入到了变的时间的旋涡。同时，基督教中蕴涵的最后审判、复活和拯救，提出了一种时间预期。这样，基督教也就将最后拯救置于无限的未来时间之中。拯救的乌托邦随之也就被时间化了。这向基督教世界开启了时间维度，并建立了人的存在的世俗时间与其未来之间的关系。正如罗伯特·皮平所言：“正如人们常指出的，犹太教，特别是基督教，通过它们的本性，帮助开启了普遍的或‘新纪元’的革命历史意识，以及通过他们的非希腊的末世论时间观，一个超越或外在于自然的上帝，卷入到了人的历史之中。特别是通过基督道成肉身的观点，在时间观方面出现了决定性的、革命性的时刻，划定了此前和此后之间的界限。这样的一种对事物的看法，使人们很容易产生一个‘新纪元’或革命的方式，它培育了把当下视为不可接受的和未救的状态，和对拯救以及对当下的未来拯救的渴望……”(11) 正是因为如此，基督教将一种线性的、未来论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时间概念注入了西方文化，这构成了西方时间意识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
第三，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形成了现代时间意识。西方现代时间意识的核心是将时间看做线性展开的，以及线性时间的内在化，即时间与自我的同一性。与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时间意识模式相较，现代的时间意识首先是一种世俗时间意识，人的生活的时间性展开成了时间意识内容的核心和生活意义的起源。再者，现代时间意识将时间变成了人的存在的内在因素而不再是外在的因素。随着主体性的建立，自我与时间的内在同一性就变成了现代性哲学和现代叙述学的核心。笛卡尔在确立“我思故我在”这一现代性根基的时候，时间与思维着的我的内在生命的时间展开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就已经蕴涵其中了。(12) 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化，终于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出现了时间与逻各斯结盟，从而改变了西方非时间的逻各斯的命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成了西方启蒙思想的核心。这样，逻各斯被注入了时间的因素，使逻各斯具有了变的动力机制。由此，逻各斯就被用来建构历史。这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中达到了巅峰。(13) 哈贝马斯在讨论黑格尔的现代性观念时指出：“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14) 而时间与自我的同一，不仅意味着时间是自我确证的唯一道路，而且意味着时间作为人的存在的生成展开，它是生展、绵延和创造，其中孕育着不可化约的自由。这样时间与自我的同一性问题就成了现代性哲学的最高命题。卡里涅斯库说：“时间与自我的最新认同，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15) 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观虽然把人的生命展开投入到了时间的川流之中，但却没有陷入流逝的、侵蚀性的时间形式中，而是通过生成、绵延和自由创造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确证，而使现代人获得了强有力的生命时间的整合形式。重要的是，这样的自我的时间性成为现代审美和艺术“表现”的形式动力。
2.中国传统的时间意识和知觉模式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