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来超越和克服时间恐惧的三种方式，却都是在时间之中，它们都没有彻底摆脱时间之流的冲刷和侵蚀。这就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某些根本性倾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时间感悟和对时间流逝的侵蚀性体验的敏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流逝的、侵蚀性的时间在整合生存形式时的断裂感、脆弱感和颓落感。独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时间经验模式不仅孕育了传统文化对时间的独特敏感，但同时也孕育了依据这样的时间意识模式而产生的对生存形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族类的)整合上的断裂、脆弱和颓落来叩问和探寻生命意义的独特路径。对此，法国学者谢和耐做过这样的比较：“在欧洲一方，继希腊与基督教传统结合起来之后，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却出现了原则性的差异，对于现象之外的永久现实存在的信仰，消失于几何般的推论中;对于创造和支配世界的至尊的上帝的信仰，是其能够对完美的和不变的法则进行研究的所有信仰。在中国一方，继《易经》的中国传统与从印度传入的内容结合之后，便是一种根本性的不稳定和无定的宇宙变化之永久变化的思想，一种时空相对性的思想，一种对于仅有的感性材料之明显不信任。这些观念在中国一直活跃到19世纪。”(21)
总之，传统中国文化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建立起超时间的永恒以及永恒世界与世俗时间的对立，而是将生命和历史置入了时间之流中，“在中国哲学中，时间是一种基本经验、范畴和问题。时间不仅深植于中国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意识之中，并形成几乎所有哲学概念的本体—宇宙论基石，而且作为诚实、自我意识的道德行为和文化实践的动机性力量而融入到个体的和共同体的实践和文化生活之中。可以说，在中国哲学中，对时间的关切既是一种真实性和存在的形而上原则，也是道德行为和文化实践的原则。中国哲学因此可以说以时间哲学(在形而上的层面)和时间性的哲学(在伦理层面)为其特征的”(22)。但另一方面，就其将人生活投入到时间之流而言，它不像现代西方的进化论的、线性的与自我同一的时间意识那样能够将个体和历史纳入强有力的时间形式之中，而是被建构成了“生生不息”与流逝不已的双面体循环。就其“生生不息”的生成而言，它使历史性的人们“开物成务”;就其流逝不已而言，时间则腐蚀一切，使生命本身“体泽坐自捐”，带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无限伤感。这样的时间意识模式，铸造了中国传统审美的独特方式。 三、时间意识模塑的中国传统审美方式
如果古希腊是通过克服世俗的可变时间而走向无时间的本质世界来实现其审美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审美则主要是被时间意识所塑造。将时间之流视为不停地消逝、隐退和腐蚀人的生命的一种力量，并对这样的时间保持敏感和敏锐知觉，一直是传统中国审美的重要动力机制。传统中国文化没有形成外在时间与内在时间的分离，而是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来体验的。由这样的时间意识所模塑的传统中国审美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对时间流逝的敏感成了诗性灵感和艺术表现的动机的主要来源。这种主导倾向可以说从《诗经》就已经开始了。如《诗经》中的《蟋蟀》就被认为是“感时惜物诗”的最早肇端。(23) 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克服时间恐惧，也没有绝对永恒可以依赖，中国传统文化就将人们置于了时间的无尽之流中。以此，对流逝的时间的敏感和情感体验就被丰富地孕育起来。时间之流中生命的脆弱性、短暂性、断裂和寂灭感被敏锐地感受到了。这就是传统中国审美所展示的生命经验方式。从东汉到魏晋，是“人生苦短”的苦恼和伤感，此后则是中国文化和审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伤春悲秋”意识。如“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对时光变迁的情感投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对无可归属的感受，“恐美人之迟暮”、“物是人非事事休”和“绿肥红瘦”对生命短暂的惊恐和叹息等。就此一向度而言，中国传统审美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微妙变化与生命时间流逝的身体感觉之间的交互隐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片落叶与一缕白发具有相同的意义;闺房中少妇在镜子里发现自己容颜的衰变，与她在廊台发现春色的消失有着感觉上的内在一致;自然季节之变仿佛在侵蚀着身体的变化。因此，在传统中国审美和艺术中，自然的变化与身体的内在时间之流之间的生命贯通的隐喻关系，是其抒情性表达的基本方式。如李商隐《乐游原》中在壮丽的落日与趋于暮年的生命之间所建立的隐喻。
其二，历史感和追忆成了表现生命情感的一种主要的和普遍的审美方式。这种历史感和追忆关联着现在与过去。从当下来追忆一个历史事件，一个过去的遗迹或历史的残片所唤起的微妙沉思，成了理解生命意义的兴发之源。通过这种方式，作者把他自身的现在嵌入到民族、共同体或者社会记忆的时间链条中，从而获得自我叩问的意义呈现。由此，每一次从历史感或追忆中获得的灵感就成了生命的意义事件。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传统中国审美的这一路径的脉络可以溯源于《诗经·国风·王风·离黍》。该诗表达了一位官员看到周的昔日都城已经被庄稼所覆盖而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其实是来自于遗迹作为曾在和时间腐蚀的双重见证而唤起的。而它的核心是对生命之时间展开的意义叩问。东汉以后，这种通过追忆而形成的生命意义的时间叩问突然增多起来，以“咏史”、“怀古”为名的诗性追忆变成了诗性情感表现的主导样式之一。一些历史遗迹，如金陵，古战场，如赤壁等，都成了诗人和作家们获得兴发的对象。对此，宇文所安在他的《地：金陵怀古》以及《追忆》中，(24) 做了非常敏锐和细腻的分析。因为这一审美方式，中国传统文学的许多作品都以往事追忆的卓越风格而著称。在这种追忆中，人的存在被浸没在内在和外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之流汇成的河流之中。而无论是“咏史”还是“怀古”，其实都是在时间剥蚀的历史残片中，辨读着时间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辨读凝结为意义生成的事件。通过一次次的辨读，一些历史史实和作为遗骸的陈迹，变成了叩问时间意义的主要场域。在那里，辨读的意义事件作为凝结出来的意象堆积叠加起来，变成了一次次从死亡和沉寂中夺取意义的奇袭，并对人的生命时间进行了想象性重建。同时，在“怀古”中存在另外一种叩问生命时间意义的结构倾向，即将自然的某些方面处理成守常的“恒在”，以形成对生命时间之流的反讽性隐喻，来叩问时间与意义的关系。这经典地体现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用年年归来的燕子既隐喻又反讽人的时间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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