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时间意识模式首先是由古代的历法和星象学所塑造。这经典地体现在了《诗经·豳风·七月》、《管子·四时》和《礼记·月令》中。其次是集中体现在《易经》中的宇宙观对时间意识模式的塑造。《易经》是中国先民几千年卜筮之术的系统总结，它集中体现了先民逐渐形成的宇宙观和时间观。《易经》力主阴阳交互作用生生不息之义，并贯通着“变”的思想。不过，它的“变”和“生”却不是线性的时间展开，而是循环论的。《易经》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经·丰》)重要的是，《易经》把一种时间本体—形而上学注入中国文化中。再次，先秦诸子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均起源于传统的历法天文学和总结于《易经》中的时间本体—形而上学，以及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陈述。他们基本上都将“道”作为本体，但是无论是儒家的、老庄的还是法家的“道”，都是在时间循环运动中起作用的。甚至他们在陈述历史的时候，也会把这样的循环论时间观强化到对历史的描述之中。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基于循环论、“道”的生生不息和维持自然平衡的总体历史观和时间意识。 相比较而言，先秦时期的时间观与古希腊的时间观存在根本的差异：其一，先秦时期没有形成真正的永恒概念。虽然中国也形成了“道”这个本体，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本身就具有时间性，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间，就是时间过程和本体。(16) 它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被置于超时间的绝对性之中。甚至“天国”也在时间之中。如“时间棋局”(17)。其二，因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缺乏永恒这个维度，也就没有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制造本体的本真世界与世俗的时间之间的对立。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和存在样式就被限定和模塑为一种时间经验的状态。所以，当明末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传播到中国时，发生的争议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人对处于时间之外的上帝的怀疑。(18) 其三，这也就形成了中国人文化生活中最独特的方面：他们执著于“道”(自然)的时间变化中的一切，并在时间的变化中汲取诗性的感悟和哲思。对时间的敏感，一直是中国文化和士人获得感悟的主要来源，并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间意识始终与强烈的情感体验纠结在一起。这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最敏锐的部分。孔子“川上之叹”，庄子“过隙”之唏，盛行不衰的“伤春悲秋”意识，一直在激发着中国人的灵感和神经。其四，与这种对时间的执著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记忆情怀，历史叙事一直是文化的核心形式。这正好与古希腊传统将情感投射向永恒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人的灵魂不在天国，而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和陈述之中。
那么，执著于时间变化中的一切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如何克服时间的流变和恐惧并由此整合他们的生存形式以获得自我确证的呢?
第一通过对时间流变的循环论刻度、标注和陈述将时间之流控制在可预见、可把握、可掌控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为什么从《易经》到老子、孔子都那么喜欢“复”的原因。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时间”之变，并非是进化之变，而是一种循环式的守常之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将时间本身的变通过循环标注而转换为恒常之变。《老子》的“守常”，不是超越时间走向绝对，而是走向“道”的变化的常轨。《老子·十六章》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王，王能天，天能道，道能久，没身不殆。”《管子·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此即是守变之常。要强调的是，这种循环论的“守常”中蕴涵着历史决定论和命定论。
第二，通过追求“不朽”而获得一种基本的自我确证。从《春秋》起，中国文化就树立了独特的中国式“永恒”，即“三不朽”。但细究起来，“三不朽”并没有超越和克服时间，而是仍然在时间之中，是属于时间记忆的持住性和抵抗销蚀的稳定性。同时中国传统的“经”，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永恒特质，只具有时间的持住性。所以有“六经皆史”之说。陆士衡的《长歌行》非常经典地体现了这一时间忧虑和“名垂青史”的追求之间的对应关系：“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俯仰逝将过，倏忽几何间。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迨及岁未暮，长歌承我闲。”(19) 诗中前16句全是在描述时间的流逝性和对人的腐蚀性，甚至人安坐在那里也会受到侵蚀，所谓“体泽坐自捐”(20)。这是“天道自然”。唯一能消除这种时间忧虑的是自己的功名能够通过“竹帛”而传之于后，可是自己的“功名”太薄。这样，就剩下及时行乐一途了。
第三，通过内在的修养，获得“与道为一”、“与道推移”的最高境界而克服时间恐惧。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齐物论》中主张齐生死、去分别、忘物我、无是非，而达到“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制其滑活，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物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这一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终极关怀的召唤。这一方式经典地体现在《赤壁赋》中。《赤壁赋》中吹箫者对时间流逝的哀叹被苏轼的下列态度所扭转：“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苏轼的扭转就是与老庄所表述的“与道为一”、“与道推移”相关联的一种处理时间恐惧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将其审美极致寄托于自然山水。这种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极致的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的“与道为一”、“与道推移”以解决时间恐惧和终极关怀有深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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