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主要是方法论的启示，获得方法论启示之后，最终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这才是学习西方文论的目的
■担心被常人看穿，自然要拼命用非常识非常言乃至反常识反常言的形式表现自己
■中国传统批评并不着重于系统著作，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却“项目”成堆，著作满地
■批评是作家分内的事，所以古代批评没有走向专家化、职业化道路。反过来，文人自己承担起批评的责任，使创作与批评相得益彰
郜元宝是批评界少数颇具 “文气”的批评家，“文气”恰恰是今天许多批评家所缺少的。他的文字风格，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五四”文人的影子，从中既能够看到传统的影响，也深具现代精神。今天，找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自我生长道路，已经成为文坛共同的期待，舆论怀念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兼容并蓄、融汇中西的文坛巨匠，并以此来拷问当下文学批评的缺失。
近30年，中国的文学批评深受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不夸张地说，今天活跃在文坛的批评家们大多是在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近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中西路向选择”逐渐成为焦点话题，批评家们开始思考如何走出西方文艺理论的巨大影响，建立中国文学批评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此，郜元宝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不管是西方文艺理论还是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理论、经典的批评著作，都不可以现成拿来批评当下中国文学。 “认真的批评家通常都会根据自己的学术素养，根据长期与文学的周旋，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批评方法、批评理论。 ”
某些批评文章根本不想叫人懂，或只叫一部分人懂……其实那一部分人可能也不懂，但是，因为利益攸关，所以不懂也要装懂
众所周知，当下文学批评最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大量引用西方文艺理论，有的甚至是生搬硬套，不仅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关联，而且使批评文章如空中楼阁，艰涩难懂。郜元宝认为，西方文论主要是方法论的启示，获得方法论启示之后，最终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文学问题，这才是学习西方文论的目的。
不过，郜元宝反对随意批评别人“搬用西方理论”，他说：“关键要看他的理论能否切中文学实际。要警惕的是买椟还珠式的 ‘方法热而目的盲’，徒然操演和卖弄学来的一套概念术语，不能凭借理论有效地分析文学的实情，甚至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套概念术语与它本来的文化土壤的关系，不能基本不走样地复述介绍人家的理论。不仅西方文论，就是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理论、经典的批评著作，也都不可以直接拿来批评当下中国文学。”在郜元宝看来，认真的批评家通常都会根据自己的学术素养，根据长期与文学的周旋，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批评方法、批评理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家的话语方式最好能最大限度地贴近文学，贴近日常语言，能让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基本上看得懂，不能满足于操演专业圈的行话，也就是所谓‘批评的理论话语’。 ”郜元宝承认，当下文学批评确实存在着卖弄术语、故作高深的现象，“某些批评文章的确‘以其昏昏，使人昏昏’，根本不想叫人懂，或只叫一部分人懂，大部分人望洋兴叹。其实那一部分人可能也不懂，但是，因为利益攸关，所以不懂也要装懂。学界许多行话、切口、口诀、秘传，大都是如此。 ”
批评家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为了“投机”、为了“别站错队”……中国的批评家把西方现成的话语移植过来，一夜之间把几百年来中国的问题全都放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咒语和腔调里
郜元宝把 “行话、切口、口诀、秘传”称作批评家的“咒语”，对于它们，不需要真的懂，而只需要学会用，会摆腔调，就可以把臂入林，坐而论道，彼此分一杯羹了。
“咒语、腔调是贬义词，局中人另有说法，叫‘话语’。近20年来中国学界，语言和话语之分是关键，而话语的势力超过语言。操常识常言，讲平常话，纵有精密考证、美妙辞章、鲜明的问题意识，亦是枉然。操话语，则纵无精密考据，无问题意识，甚至文理不通，唯以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咒语、腔调出之，就能横行国内外，吃遍文理工。 ” 做张做势的话语压迫平凡日常的语言，似乎已成定局。不要语言而只要话语，是当下做批评家的聪明选择。郜元宝说，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为了“投机”、为了“别站错队”。“担心被常人看穿，自然要拼命用非常识非常言乃至反常识反常言的形式表现自己。 ”
郜元宝用当下批评界颇为时髦的“现代性”一词作为例子。他说，在“后现代”叫嚷了十多年之后，“现代性”的幽灵悄然进入中国，囊括一切问题，吸引了包括后现代叫嚷者在内的大部分精英。 “开会写文章，只要念念现代性咒语、表演现代性腔调就够了，哪怕违背基本常识，比如在政治上推崇‘极左’年代包括‘文革’时期‘反现代的现代性’，在文学上一味赞美同一时期 ‘红色样板’。还有所谓关心‘底层’、倡导‘无产阶级写作’的批评话语，满纸类似的现代性咒语。”郜元宝曾看到某位“现代性咒语推广者”在沈从文老家湖南凤凰一条小河的一艘小船上接受电视采访，对于沈从文先生，该学者对着镜头阐述道：“他既不满乡村愚昧，又留恋乡土温馨；既反对城市喧嚣，又不否认城市文明。这个矛盾显示了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什么基本问题？现代性。”
批评家们动辄搬出“现代性”来大讲特讲，郜元宝对此颇不以为然，他笑说，这笔买卖实在太便宜。“黑格尔穷毕生精力，几乎将当时全部的知识都编进了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概念体系，结果被海涅讽刺为‘柏林那头大蜘蛛’。”今天中国的批评家、理论家自然不能与黑格尔相提并论，黑格尔尚且遭到海涅的讽刺，而中国的批评家、理论家更省事，将西方大学现成的现代性话语移植过来，一夜之间就把几百年来中国的问题乃至先秦两汉到晚清民国的思想史全都放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咒语和腔调里。“按照这类批评家的逻辑，国人知道‘现代性’之前都白活了。这笔买卖实在太便宜，怪不得从名流学者到后生小子都趋之若鹜。 ”郜元宝说，是时候脱离这些空中蛛网了，“稍稍看看常识常言的地面吧。等到常识常言重新压迫学者的话语，再结几张像样的蛛网也不迟。 ”
上世纪90年代学院批评兴起之后，文学批评发生了很大变化，笨重冗长的论著多了，贴近创作而懂得作家甘苦的会心的批评少了
另一方面，郜元宝表示，中国传统批评对他一直很有吸引力，并且给他带来了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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