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传统批评并不着重于系统著作。综论一代或一家之文学而著成专书，即使现代印刷便利，也并不被读者所喜爱。‘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境界确实难以企及，但是，披文入情，直指本心，片言解颐，毋庸辞费，始终应当成为批评所追求的正确目标。孔子说诗，‘一言以蔽之’，其高度概括法开后世论文‘以少总多’的先河。 ”郜元宝回顾说，“五四”以来，摆脱冗长繁复，提倡简洁凝练，是读者和专家对批评的基本态度。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却“项目”成堆，著作满地。这令他不禁思考：“中国读者是否天然地喜欢小巧灵便的批评方式？网络流行的三言两语的互动，和这个传统有无联系？ ”
“其次，中国传统批评与整体文学活动始终保持着有机联系。古代‘文’的概念非常广泛，批评是‘文’的一种，无论少数系统著作还是大量短制小篇，都没有与整体文学活动相分离。中国古代在创作、理论、文学史研究之外并没有一部职业批评家单独造成的批评史。批评是作家分内的事，所以古代批评没有走向专家化、职业化道路。反过来，整体文学活动也滋养了批评，文人自己承担起批评的责任，使创作与批评互相观照，相得益彰。 ”
郜元宝认为，中国传统批评带来的上述两点启示，在“五四”到上世纪80年代之间，基本被延续了下来。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学院批评兴起之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笨重冗长的论著多了，贴近创作而懂得作家甘苦的会心的批评少了。这有点可惜。”（记者 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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