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没有打算标新立异，简单朴素就行了（我想用简单的语言呈现复杂的思考，而不是相反）。几年前我还曾想过“改造”一下汉语，即把其它语言的结构嫁接到汉语里，后来发现已经有人在语言方面的探索和创新走得很前了，我还是老老实实从小学生做起吧。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希望自己的东西看上去像是精心构制出来的，而希望“精心”是随意地涌出。我对盆景和园林一向没什么感觉，喜欢江河湖海，更喜欢山，站在山上只觉得天地一片，宇宙的一切都天然浑成，天人合一。打个比方，作曲是严格讲究章法的，但章法要消化了之后不显山不露水地为乐曲服务。只有在不刻意去考虑章法的状态下随意发挥才写得出好曲子，写诗亦然，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不注意形式，其实我很在意形式，只是希望对形式的讲究，尽量不要有雕琢的痕迹。
《分心》很一般，我不过是举例说明我也有不注意分节的时候。既然你看得细，我就说说是怎么写的。有一天我守着电脑等信，等了半天也没有，便起身去喝水，浇花，一转身发现信箱亮了，原来“分心”可以盼到正在盼的东西，而“盼”正是目光+分，所以就有了这首诗。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植物和飞禽走兽来感知世界，也可以通过语言来感知世界，更可以从内心感受来建立一个诗的国度。这首诗谈不上怎么好，但我喜欢它的语调，和一种“神往”的状态。那些无意中写出的括号中的短句，正好是分心的见证，形式与内容碰巧吻合。《分心》的歧义大概不引人注意，我自己就不多说了。
你问我是否会“把目光投向诗句中的辅助成分，比如……”。既然你用了“辅助”二字，可见你已给它们定了性，你自己并没有觉得它们多么主要，你自己也觉得它们不过是诗的辅助成分。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我喜欢随意，自然，但我发现有时候“精心构思”的诗才会被人说一声好，比如《玻璃之间》、《纳博科夫与蝴蝶标本》，可见好坏的标准差异很大，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很随性的东西不被人喜欢，无意之间“打造”出来的东西反而被人赞一下，当然我并不把客气话当真，而是当成鼓励。不过你所说的“从句的潇洒”我倒不觉得是辅助成分，而是应该全力以赴的目标。我个人不太喜欢语言太沉重的诗，“潇洒”是一种理想境界，轻逸而不漂浮，从潇洒过渡到梦幻是最高境界，我还没有达到，但这是我所欣赏的。至于“从句”，一首诗可以由一个主句加上无数个从句组成，从句的美是主句无法实现的，我甚至想写一首主句省略只有从句的诗。所有运行的奥妙都在从句中。
从你的提问，我发现你很注意诗的直观效果和语义的传达，比如你提到跨行转换、句法结构等等。通常来说，下笔之前我主要是受视觉的引导，“看见”什么写什么，写完了之后再看一下诗的体态，不好看的地方就减裁一下。但修改过程中我主要是注意语气、语调、语速、节奏、转换、过渡等等，从听觉上考虑，多一个字我都会删掉。我是个修改狂，修改起来没完没了。凡有拗口和节奏别扭之处，就是我一口气写完之后再也没有回头去看过，这样的诗不多。而对于跨行、修辞、句法结构等等，初稿是怎样就怎样，但其实跨行我用得特别多，大概是潜意识里想变调或者变奏。你在第一个问题里提到我的小节行数很整齐，我想那是因为我下意识地想突出跨行。另外，现代诗的音乐性与歌的音乐性不同，如果我无意识中连续押韵两三次，我就会改掉，或者在第四行转韵。句法结构上我一般不去精心打造，词语之间碰撞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偶尔会遇到一些很好玩的巧合。我对词语字句不怎么精挑细选，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中规中矩，但我的局限是我毕竟是中国人，说的中国话，再怎么乱碰乱撞也是在固有的汉语里打转。今天读到一首土耳其人翻译的土耳其诗，一瞬间感动得流泪。他的汉语不是那么标准，但正是不标准的汉语，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我很容易被语言本身的力量所打动。
你说到“以整体感取胜”，取胜倒不敢，不过我确实更注意整体感。但什么是整体感？诗的情绪能够感染人，有一个完整的意境，让你进入，而不是几块小碎片在你眼前晃两下。从技巧上来说，我不太在意以词语或句子为单位，而是在整首诗上完成修辞。在主题上我更愿意花时间去多挖掘，修改诗的最关键一步是看一个主题这样表达是否太简单了，换一个方式说出来是否能够让整首诗产生多义性。结构上的完整也很重要，但不在于诗的长短，一首短诗可以有完整的结构，一首长诗也可以是杂乱无章的。另外就是注意整体的乐感，将叙事和抒情串在一起，让叙述有一种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并有层次感。不过我这人眼高手低，还没做到我想做到的那一步。2007年我才开始认真琢磨诗是怎么回事，在这之前只是玩票而已。即使是现在，我也有客串的感觉。比如大家高谈阔论的那些套语，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写得好就自然有在场感，写得不好再怎么在场也是不在场。
④木朵： 读者也容易发现你与其他诗人相互唱和的诗篇（赠、和、仿、声援等形式）在数目上足够多，它们表达着一种写作的欲求与机制可以如何结合。一首和诗在你手中会很利索地完成吧？通常，你会在诗的这些应酬中，进行各种风格的试探吗？你是否在意识上很看重这些诗，并力求它们代表着写作的一个新领域？另外，作为滑翔于中外文学传统中的知情人、翻译者、信使，你的中文诗会明显地存在其他外国诗人残留的“回声”吗？作为奥登或史蒂文斯的阅读者，你的诗中将如何应对互文性施予的压力？即便是国内读者谈论得再多，像奥登、史蒂文斯这样的诗人，被及时翻译过来的机会依然少之又少，在你看来，这两位诗人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新感受？ 翻译他们的诗文，困难何在？
明迪：这太让我难为情了，有位朋友说：“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些名字大大影响阅读，你能不能用字母代替？”所以唱和与赠诗我后来都用字母代替了汉语名字。你猜的没错，确实是“很利索地完成”，至于是否“进行各种风格的试探”，没有，戏仿而已，而且有时候故意走偏。我不认为是“应酬”，只是好玩而已。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所谓唱和诗，与原作无关，仅仅是因为原作中的某个词语或者某种情绪引起了共鸣，我立刻在线写了一首而已，通常与原作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只有潜在的关联。是否“很看重这些诗”，当然，但写的时候并没有看重，一挥而就罢了，写完之后觉得是某一瞬间的纪念，所以保留了下来。是否“代表着写作的一个新领域”，不知道，我的绝大部分诗并非唱和，2007-2008年是多了点，引起这位朋友的愤怒：“我喜欢你的旧诗，‘生米煮成熟饭后，没有人看见水的颜色’，而这些唱和之作太即兴。”我明白这话的意思，诗需要发自灵魂，需要挖掘，需要深思熟虑，但实际上唱和诗与赠诗也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即兴而作，并非“偶发”之作，所有的要素，比如经验的积累和沉淀、情感的提炼、技艺的磨炼、构思与布局、内心的感受、真实的体验等等，都在一瞬间喷发而出，而且这一类的即兴有一种自然的乐感，我一般不回头去修改。
《明迪诗选》收录的赠诗比较多一点，因为《分解和选》（组诗）以及《红千层》（地理诗）迟迟出版不了，所以《明迪诗选》（长江文艺）可能显得比较薄弱，这是我自己的失误，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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