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稽的是，据说眼下的“主流文论界”正在跟西方当代文论“接轨”，跟国内许多大学要“一流”就必须跟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一样。其滑稽就在最不该接轨的东西纷纷接轨，最需要接轨的学术制度本身却不接轨，除了本末倒置充当“世界（学术）工厂”外不知还能干吗？坦率地讲，真正的所谓“接轨”应该是“对话”，我们时时应该意识到的是：是否具备有对话的资格？一如孙氏所说，《三国演义》在同时代西方还没有经典的情形下居然达到了那样高的艺术成就，又如夏志清所言：“尽管《红楼梦》在形式和文体方面仍然是折衷的，但从它的注重人情世故，从它对置身于实际社会背景上的人物的心理描写来看，它在艺术上即使不领同世纪西方小说之先，也与其并驾齐驱。”60中国文化并非真的没有自信，只是近两三百年在西方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古老中国才慢慢被甩在后面。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西方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现世界和发现历史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而我们是在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仅丢失了世界也丢失了历史，更是贻误了最根本的文化主体性的重塑，所以时至今日只能奴性十足地爬行在西方圣哲的脚下再也无能站起来。因此重中之重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尤其需要对西方当代理论做出深刻全面的反思与批判，与此同时更必须有效地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也便是基于此，对相关理论领域和重要范畴做必要的打通也才可以成为检验一个理论家或思想家的起码贡献所在，否则我们满地的所谓“理论家”却没有理论就只能永远是摆脱不掉的宿命。也毋庸讳言，由于孙氏文论本身的开放性，即便是搁在后现代语境里面，实际上仍可伸缩自如（关于这一点，《解构孙绍振》一书已有过较多论证），而这则主要归功于他的理论化处理过程中的动态研究。也恰是由于此，孙氏文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即便是遭遇当下世界性范围内的所谓“从文学理论到理论”61的发展过程，仍然大有可为。比如孙绍振对钱钟书《围城》的“二人性”与“个人性”解读以及人性研究领域中，就特别彰显出其错位范式中的“回归”不再回归到任何本质性规定之中的个体立场，其诉诸文学性的个体主体性，使得中国式的“个人”（尽管晚明意义和晚清、五四意义以及当下意义上的中国个人主义内涵并不相同62：晚明意义的“个人”从道德主体性中慢慢解放出来了后，肯定了“人欲”的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五四意义上的个人有“大我”、“小我”之分，晚清原指近代民族国家的“群”的概念到了五四时期特指“人类与社会”。也即前后二者均有诸如“天理”、“群”等公共善的价值诉求，当下的个人公共善价值则阙如）也存在有变异性的可能。如所周知，西方意义上的原子化个人经由重组，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真个人主义”、“个体主体性”、“共同体中的个人”等等理论和主张在当下有着诸多的论争，我们的道理也一样：重新型构社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不管我们最后诉诸的是何种价值，个人与个人主义以及形成的共同体等都是绕不过去的基本问题，而且更是东方与西方不同理论的共同的理论生长点。这样，中国式的“个人”与“中国人”便跟西方、世界以及全球化时代等等就具有了诸多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回应“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趋势的话，与其相关的重要理论范畴就可为多元世界与互动的全球主义进程中的“对话”与“交流”奠定可能性基础,比如“错位”范式中解决“二元对立”的办法就甚至可以扩展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
平心而论，后现代思想家诸如德里达、福柯等确实相当具有创造性，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延伸到后殖民主义以及第三世界话语，其批判性锋芒与解构立场对中国学人尤其具有借鉴意义：对外既能有效地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尤其是西方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单线进步/进化的全球化所深刻蕴含着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极需进行深刻深入的解构和批判；对内也能形成对本土较长时期以来借用革命的现代性重新营造等级制、以皇权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无法制衡与监督的权力巨无霸地侵袭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板结性生存结构的深入理解、批判和有效解构，并以此促成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健康良性发展，然后才能在这已经高度全球化了的世界结构中发出自己真正有“说服力”的声音。让人悲哀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真正有意义的思考和文本不说完全没有，至少也极为稀有。满目所见的除了搬运、消费以及“山寨版创新”，还错把异乡当故乡非说那是（莫名其妙的）“理论前沿”，即便能提供出所谓“后现代”书写的文本，大多时候所做的也均是无谓的能指撒播，不说其欺世盗名的话，至少也不敢恭维。值此特别严峻的历史时刻，孙绍振“需要发言”用意已经十分明确。必须特别提及的是他前不久参加的由《当代作家评论》组织的“散文理论创新研讨会”上的“重要发言”（改写稿题为《建构当代散文理论体系的观念与方法问题》）——与其行走在国内文论界那些莫名其妙的“理论前沿”，倒不如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的现实和理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厘清最起码的问题史，然后重新建构至为关键的逻辑起点。
孙氏以他“随心所欲不逾规”之精神在当下继续发起他的逻辑解构和思想冲击，确实有点让人叹为观止：按说他的真善美三重错位理论范式早已取得典范意义，基本没必要涉及新的范式转型问题，然而如前所述，在此严峻的历史时刻他“必须发言”。我们注意一下他提出的最新问题：“按形式逻辑的抽象，外延越广，内涵愈窄，越是哲学的抽象，内涵越是稀薄，这就是德里达对‘形而上学’敬而远之的原因。但是，真正哲学的抽象，并不是外延的最大公约数，而是因为蕴涵着矛盾运动而深刻化了，因而外延愈广，内涵却愈深刻。越是形而上学，越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应该说孙氏是比众多号称马克思主义者更为熟悉马克思思想的精髓的。不过，他在此讲的仍然是“辩证法”，要解决的仍然是二元对立的问题。其实我更愿意说他仅仅是借用了马克思的方法，以提出他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而事实上，孙氏后来差不多十多年的散文研究，便是为了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他早年《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等文论体系中相对薄弱的部分，当下的这个“发言”实则也是他这些年最新研究的集大成者。对周作人抒情论的“美文”主张和郁达夫所补充的另一源头为“英国幽默”对散文理论建构的贡献等，在“审美抒情：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选择”和“抒情的‘情’：内在矛盾和转化”以及“从抒情的审美到幽默的审‘丑’：逻辑和历史都走向反面”等章节中，有着更为全面立体且循环往复的追问、质疑和层次深入的解析，尤其是诸多精彩的批判和解构（如对“真情实感”论中的“事与情”互相制约的解构以及对“滥情”、“滥智”的批判等）确实有效地彰显了螺旋式（散文）发展的况貌。而对他自己一直拓展并寻求突破着的文论相关范畴如“审丑”和“亚审丑”直至“审智”等，也确实获得了颇具弹性的解释力以及十分雄辩的逻辑力量。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中国文论想象与中国文学史想象毕竟分属两个不同领域，孙氏文论想象的成功并不必然保证“文学史想象”的成功。当然两个领域不是说就完全隔膜或者无法打通，关键在出于不同的问题视角和立场，就可能勾画出完全不同的“文学地图”。比如出于中国文论想象的孙绍振勾画出的“文学地图”与史家陈平原出于文学史想象勾画出的“文学地图”便完全不同，前者是：鲁迅、周作人与朱自清（抒情中的“事”与“情”的互为制约与变异）——魏巍（“事”的膨胀）——刘白羽（“情”的张扬）——王力、钱钟书（以及林语堂、柏杨等的“幽默”）——余秋雨——王小波——南帆（或者“审智”更应加上孙绍振自己）……；后者是：章太炎、刘师培——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废名、聂绀弩——金克木、张中行……二者的分野其实一目了然，前者主要是中国文论想象的副产品，后者则是出于“世纪末回眸，建构现代中国散文的谱系，其中借助于六朝文章而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63的千年文脉描述。那么很显然，人文传统的内在继承与理论范畴的突破发展存在有某种内在的紧张，能否打通又如何打通恐怕需要深入的讨论，尤其需要在真正的文学思潮、文学公共性和文学公共领域等相关重要问题中平等讨论乃至必要的论争、批判和共同批判中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也即意味着文史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可能重新打通），直至最后还得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双重检验。世界结构中的中国文学也一样，尽管一如当年俄国形式主义竭力摆脱“非文学性”进入纯粹“文学性”研究那样，当下解构主义则相反地竭力摆脱纯粹“文学性”研究而向“非文学性”发散与扩张，也尽管可能像姚文放所指出的其可能只是一个过程或策略64（其基本与“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道理相同），却也仍然需要不同的“文学地图”作为平台，更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平等讨论和交流乃至话语论争、争夺与批判。换句话说，无论是哪种“文学性”，都需要经典追问，如果说我们的“文学性”也已向“非文学性”扩张了，请拿出经典文本来，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展开讨论了。那么显然，首先必须建构的仍然是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中的经典意识和经典塑造，尽管经典本身的形成一样需要深究和讨论，但对经典的解读在任何时候都是无法绕开的经典问题,那么具备有孙绍振和夏志清那样的经典之“眼”以及陈平原那样的“重写文学史”的经典意识和描述就是绝对要求，否则根本无从谈起“理论创新”。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共同参与到推动世界文学往更高级的良性循环发展形态中去，以更有说服力的姿态和精神有效地建构出立体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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