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在不少特殊研究领域，孙绍振的钻研比夏志清深入得多，尽管在艺术的敏感性和总体性理解上后者并不亚于前者，而且在总体性理解上可能更概括。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解读如此，对现代文学经典的解读也大致如此。比如对鲁迅的解读和钱钟书的解读，夏志清的观点已经众所周知暂且不赘，其经典之“眼”也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而且经受了时间检验。而孙绍振颇具科学性的分析主义文论，不仅深入揭示了钱钟书的《围城》为何整整被埋没了50年的大陆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真相，而且更对其文本中的人性层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上做出详尽的解析，与此同时，对鲁迅研究中的理论成规与话语障蔽进行颠覆，特别彰显出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也许这里应顺便提及孙绍振的愤懑：在香港的一次的学术会议上，说起“思想家、革命家”的“吃鲁迅饭”者可以滔滔不绝，被问起鲁迅“作为艺术家，究竟有什么贡献”却是“全场哑然”。鲁迅作为文学家当然有思想，但鲁迅肯定不是思想家，至于革命家则更是荒唐，所以孙绍振的基本回答就是鲁迅的文学究竟有何贡献。他从人类的永恒主题之一“死亡”主题入手，分析了鲁迅写作的“八种死亡”以体现其艺术的丰富性。他以为祥林嫂的死亡是鲁迅写得最成功的，从而把鲁迅的文学话语引入到了中国现代性语境，也即他所谓“礼教的三重矛盾与悲剧的四层深刻”。他认为《狂人日记》作为小说主题并没有完成，思想的宣泄和生动的形象的构成之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什么样的小说，才能算是完成了‘吃人’的主题呢？我觉得应该是六年以后，在《祝福》里，在祥林嫂的悲剧中。虽然《祝福》中没有‘吃人’这样的字眼，但是，祥林嫂的形象显示，她是被封建礼教的观念，对女人，对寡妇的成见、偏见‘吃’掉的”45。需要特别提及的还有孙绍振对“鲁迅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问题的分析以及具体回答：“《孔乙己》之所以受宠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物感受错位的多元而幅度巨大。原因之二，在形式风格上，鲁迅为孔乙己的悲剧营造一种多元错位的氛围。是悲剧，但是，没有任何人物有悲哀的感觉，所有的人物，充满了欢乐，有轻喜剧风格，但是，读者却不能会心而笑。既没有《祝福》那样沉重的抒情，也没有《阿Q正传》和《药》中的严峻反讽，更没有《孤独者》死亡后那种对各种虚假反应的讽刺。有的只是三言两语，精简到无以复加的叙述。这种叙述的境界，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慌不忙’，也就是不像《狂人日记》那样‘逼促’，‘讽刺’而‘不很显露’，这就是鲁迅追求的‘大家风度’。”46另外，孙氏尤其注意到小说艺术家的鲁迅和杂文艺术家的鲁迅的内在紧张和有效互补，同样是《阿Q正传》的结尾部分，阿Q被枪毙之前的杂文笔法和阿Q被枪毙之后人们的“舆论”渲染，前者他以为就出现了杂文家的反讽和小说家心理探索的矛盾，而后者他以为：“这是具有荒谬的喜剧性的，带有杂文的讽刺性，但又是多元错位的感知的变异。这是鲁迅伟大的杂文才能和伟大的小说才能的结合……”47也许需要说句题外话，孙氏为何这一讲要命名为“复眼看鲁迅”？因为蜜蜂是复眼，在蜜蜂的眼里有六个镜像，孙绍振看鲁迅写作的死亡主题就有八种方式，在上述艺术价值的多重穿透之后还通过跨文体分析，尤其是对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的拆解分析，以为鲁迅后来接近表现主义的文体创造与探索可能不太成功，毋宁说是由于过多地求助杂文，从而离开“人物的多元感知错位方法”既影响了艺术高度更影响了人性深度。而对钱钟书《围城》的人性深度，孙氏更多的时候是激赏，他甚至以为钱钟书有时候比鲁迅更“刻毒”，也即更“酷”。“酷”在当下流行话语中有着特别的涵义，所谓“酷毙了”“帅呆了”“爽死了”总之“棒极了”的意思。由此说明，同样是经典孙绍振的个人情感显然更贴近钱钟书，尤其是亲近幽默。爱情是除了死亡之外人类的另一永恒主题，钱钟书居然可以写得如此之“酷”。熟悉孙绍振文论的读者一定记得他包括《红楼梦》《西厢记》《雷雨》《家》《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众多古今中外的经典爱情形象解读，其“不讲理”的情感错位逻辑可谓深入人心，然而在解读钱钟书时这种情感错位逻辑似乎却受到了某种考验。
我说的“考验”是指孙绍振的情感错位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总要回归到某种“本质”，这个“本质”有时是社会的有时是历史的有时则是时代的等等。但是，没有爱情的恋爱，连偷情也是无情的，与其说是超乎社会性毋宁说是人性本身的缺陷乃至悲剧，尤其是现代人的情感中干脆常常就是平面的，跟社会跟历史跟时代等并无直接关系，而在人性的层面上表现出彼此的难以互相信任等，比如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而钱钟书对人性的洞察，孙氏以为在当年那个时代是远远超前了：“什么叫‘倾城之恋’？就是城倒下去以后，人的感情变成了真的，张爱玲相信了，钱钟书还是不相信。”48而这也成了《围城》长期不被理解而被埋没了50年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尤为精彩的是，孙绍振通过人性中的个人性与二人性（当然在此他的情感逻辑错位分析并没有失效），分析了孙柔嘉对方鸿渐“好端端的话”也要“鸡蛋里挑骨头”等心理奥秘后，指出：“钱钟书看到了现代文学中浪漫爱情的局限。鲁迅通过涓生子君的悲剧，看到了社会环境的原因；巴金沿着这条思路，揭露了家族、阶级的原因。但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悲剧原因消除了，两性之间，是不是就能绝对心心相印了呢？试想，鸣凤没有自杀，跟着觉慧到了上海自由结合了；四凤没有死于触电，跟着周萍到了矿上，她们就不会变吗？觉慧和周萍就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吗？我们的现代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思考，而萧军和萧红却在没有任何社会干预的情况下分手了。”49而这，才是与那些同时代作家不同的钱钟书的特别严峻之处——尤其是孙柔嘉的二人性分析，即方鸿渐的“推”被孙柔嘉升级为“打”，前者“摔门而出”回来后听到那架晚了五小时的“当当当”钟声的经典情节分析，孙绍振指出：“这里的无奈的反讽来自于强烈的荒谬感：一是，恶语相加，大打出手，激烈的全武行，完全没有必要；二是，妥协是实实在在的意向，可笑可悲的是，时间的错位。那架晚了五个小时的时钟响了，把这样的错位喜剧化了。……时间空间的错位导致心灵的错失，构成悲剧，而不是社会原因造成悲剧。这一点在新文学中，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前的。”50至于孙氏很是欣赏的杨绛曾经的一个“提醒”，即结婚以后，发现对象不是“意中人”，其实不结婚也一样，分开以后方鸿渐发现唐晓芙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么孙氏的情感错位逻辑也便在这里受到了考验，因为已经再回不到传统美学中特有的本质规定上去了：尽管二人性终归还是要回归个人性，但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从而回到任何本质的可能性都将成为问题，这就充分强调了“差异性”而并非“同一性”原则。从而也就跟后现代主义的个体主体性形成了交叉，面对差异怎么办？后现代主义者的回答是：解构——解构任何带有本质主义规定的理性主体性，而孙绍振的回答则是“悲天悯人”，这便是“幽默的博大”：站在人类生存的高度上，把个人的缺点、毛病当成人类的一种人性局限予以包容，也即把个体主体性与理性主体性的复杂问题用植根于人性的文学性给消解了。在笔者看来这就不仅仅是钱钟书之“酷”，而且更是被孙绍振转换成为自己的美学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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