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孙绍振的美学“酷”成这样，其实仍然遇到命名经典的困难。坦率地讲，在“正眼看余秋雨”的演讲里，我把他看作对余秋雨的全面辩护，而且辩护得极为成功：比如对沸沸扬扬的“石一歌”的事情以及文本“硬伤”和“滥情”的事情等等，孙氏可谓用心良苦，也可谓是他关注和研究余秋雨创作十多年来的集大成者，其案头准备的功夫甚至堪比为任何敏感案件做辩护准备的大牌律师。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艺术上的辩护。比如从“审美向审智的过渡”以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互阐释”等，尤其后者的解释力、说服力空前。以《西湖梦》为例，“他写西湖，从道教、佛教、儒教，写到岳飞、秦桧，再到林和靖，再写苏小小、白娘子，把这些本来互不相干的人士统一起来的，就是一种文化深层的严峻审视，怎么能说是滥情呢？洋溢其间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格深层的透视和批判。他的散文以情理交融见长，用我的说法，就是审美的抒情和审智的结合，笼统地讲他的散文完全是滥情，是不公平的”51。又如《三峡》，孙氏说道：“为了把这两种历史人文紧密地，而不是松懈地结合起来，余秋雨让本来这不相干的李白和刘备结合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在统一体之中。一个是对自然美的朝觐，一个是对山河主宰权的争夺；一个诗情，一个是战火。由于置于矛盾对立之间，互不相干的人文景观紧密地统一起来了，但是这两种人文景观和三峡的自然景观，还是处于游离状态。余秋雨进一步把‘声音’（自然景观的声音），转化为‘争辩’，这就把自然景观人化了，渗入了两种人文景观的矛盾，三者就水乳交融地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意象。这样余秋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散文意象模式。很明显，这样复杂而又自然的想象重构，对当代散文的想象边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用文化景观的特点去解释自然景观，不仅仅是抒情，而是在激情中渗透了文化的沉思，把审美的诗化和审智的深邃统一了起来。这就叫做气魄，这就叫才华。”52特别精彩的还有《一个王朝的背影》文本分析等，比如：“在这把交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这样轻松的一笔，真是举重若轻，就把整整一个王朝的强悍和退化概括在统一的意象之中了。但是，交椅这样一个意象，只能概括王朝衰败一条线索。文章另一条线索，亦即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滞后，还缺乏相应的意象。余秋雨运用他惯用的把毫不相干的意象设置为对立面的办法，把承德山庄跟颐和园对立起来，承德山庄象征强悍体魄和精神的开阔，而颐和园，用了建海军的军费修的皇家园林，却象征着享乐，睡大觉。令人惊叹的是，王国维为清朝而殉葬，恰恰又是在颐和园。文化认同的滞后性和王朝衰败就这样概括在承德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的意象之中了，两个园林建筑互相阐释了双重的悲剧内涵，那些乱骂余秋雨滥情的人士，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根本就没有读懂其深邃的悲剧内涵；第二，根本就不会欣赏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的对称的意象结构。这是深刻的文化历史反思和艺术家横空出世想象的猝然遇合啊！”53诚然，余秋雨的成功就成功在他的意象结构创造，孙绍振以为他的局限也在“他好用一种统一的意象来囊括一个名胜古迹的众多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和历史文化”，有时就难免显得牵强，例如用“女性文明”和“回头一笑”来笼括海南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便是如此。但恕我直言，余秋雨的成功的确在于他的才气以及他所创造的意象形式，而余秋雨某种意义上的失败恰恰失败在他自己所一直声称的将“散文的写作当作是文化人格的深度建构和升华”中他自己的文化人格建构的蹩脚表现。
说白了，这个“文化人格”不是建构在书本里或者文章里，而是务必落实在行动上。尤其是散文作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着非常重要的人格建构，这便是对抗皇权的“道统”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殉道精神。因此我以为孙氏似乎把话说反了：“艺术人格的建构同时又是个体话语的建构，比单纯道德层面人格的建构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54，现在的事实是道德层面人格的建构也即独立的人格几乎处于毁灭性状态，更不用说对抗皇权的道德精神资源了。尽管个体话语的建构很复杂也很艰难，但道德层面人格的建构更复杂更艰难自然也更重要，因为前者仅仅涉及一个作家的评价，后者则涉及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状态。那么显然，孙氏命名经典的困难还在于“文学史想象”与“文史哲传统”存在有明显断裂的事实。换句话说，余秋雨散文的成功和影响也仅限于中国当下的散文。即便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文化人格，也即便是周作人等推崇并溯源晚明小品的“公安三袁”也要追溯到“魏晋风流”55，文史哲分家之后的考据、义理、辞章中光是辞章一项发展出来的“文章学”，始终强调的“文章之气”也仍是独立的人格使然。另外，孙氏把“鲁迅文学奖需要余秋雨”作为立论的根据显然也需要追问——如果是诺贝尔文学奖需要余秋雨则另当别论，否则就直接遇到命名经典的困难：如所周知，当下的文学公共性阙如，垄断的和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并非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那样是自由发展的文学，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价值判断。文史哲传统的断裂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实是灾难性的。我们知道较早时候的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单纯颁给文学创作，而是也颁给了文史哲各学科中的集大成者，如哲学家鲁道尔夫·欧肯、柏格森、罗素、萨特以及历史和传记作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等等，其中讲究的关键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做出特殊贡献者。夏志清对此显然有清醒的意识，无论是《中国古典小说》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从普遍意义上强调了中国传统人文与哲学的内在紧张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困境。即便如此，我仍然以为孙氏为余秋雨的辩护十分成功，尽管艺术的辩护不像一般刑事辩护需要的仅仅是判决，而是需要历史和时间的双重检验。也许就像英国学者鲍曼所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实际上不再具有‘立法者’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性质，而仅仅只是一个阻止意义在交流过程中被扭曲的‘阐释者’”56，孙绍振对余秋雨的艺术阐释其实便是有效地阻止了意义在交流过程的被扭曲，从而使艺术知识能够让不同共同体成员能够重新理解、认识和接受。 三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