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我看来，却全然是一种精神风采的立体展示，仅仅从文学的角度看精神风采或者“精神价值”显然是不够的。那么需要追究的是，这种精神风采或者叫“审智”或“酷”的展示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丰富性与深刻性需要重新认识？很显然，其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交织与纠结实为关键，其“郁郁乎文哉”的人文性绝非（孔子的）“以仁释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不是（顾炎武的）“知文考音”，更不是“局外人”（加缪）或与一切价值失去关系的“地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像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主角所感受的现代西方幻灭与疲倦的病症，也即与科学主义对峙那样的人文性，而是包涵了“相爱的人反而不讲理”的科学（心理）主义穿透力和“人性的美好，就在这种不讲理之中”的科学主义信念。如此便使他的思想始终敏锐，而他的科学主义追求却又总是让他的人文性具备有中国人特有的乐观主义色彩。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孙绍振的抓住矛盾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了解决二元对立的问题而遭遇辩证法，可能是比较有意义的。关于孙绍振的“辩证法”在其文论中“出奇制胜”而蔚为奇观，我和叶勤在《解构孙绍振》一书以及《我们的立场：回到孙绍振》一文中有过深入讨论，这里需要继续讨论的是，与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互为妙用的“细胞研究”的分析逻辑。
事实上，孙绍振美学或艺术理论的一半“根”在西方，另一半“根”则在中国。因此要讨论孙氏文论，脱离西方理论语境既不科学也不可能，如我们所曾经一再指出的那样，关键在于能否对西方的当代理论进行反思并重新寻找到我们自身的逻辑起点——但是，忽视孙氏文论的另一半“根”即本土思想资源的不自觉继承以及对个体情感的艺术化处理，似乎也很难理解孙氏美学之“酷”。这样，或许有必要引入中国传统的阴阳辩证关系加以说明。《易经·系辞上》中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说的是阴阳相生相克在动态平衡中同归于生生变化（易）之道。孙绍振曾在《美的结构》一书中特别提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启发性16，但却并未特别留意到生生变化的“易”之道的解释力——在笔者后来继续深入的思考之中，发觉其《论变异》中的“变异”这个核心概念实在是孙氏文论中的核心细胞，实在跟“生生变化”息息相关。假如说马克思的“商品”还必须置放在“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研究的话，孙绍振的“变异”（形象）却可以搁在艺术的“统一体”内观察而显得活性非凡——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审美价值（阴），万变的是不同艺术的组合方式（阳）。也许，庞朴先生对“阴阳”这对基本范畴所做的一些阐释，对我们理解孙氏的“变异”概念会有直接帮助：“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阴’、一个‘阳’两个对立者，它们共居于一个统一体内；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把它们理解为时而阴时而阳，或一时阴一时阳，理解为动态的存在；但是，简单的动态也还不够，这种动态事实上是循环，叫做‘始终之变’，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这样仍然不够，必须把这个‘终始之变’理解为循环上升。何以证明它是循环上升？因为它有‘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两句话作为补充，有‘继之者’、有‘成之者’，不光继续且完成了，所以它有更深一层的意思。”17尽管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某种“进化论”痕迹以及“辩证法”色彩，而辩证法原本作为一种思想语法，跟“进化/进步”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18，是黑格尔以后才把辩证法历史化，在解决“二元对立”的诸多经典问题时逐渐地陷入了本质主义的迷途。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阴阳辩证，可能更带思想语法色彩，同时也可能更具有变异性能力。而孙绍振其实先天地具备有这种变异性悟性和能力，后来却又自觉地选择了科学主义，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选择反而显得不完全自觉。有意思的是，恰是这种自觉与不自觉的选择与多重创造性转化产生了奇妙的遇合，比如其理论外壳采用的基本是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列宁解决“二元对立”矛盾的辩证法，所谓“正、反、合”的三重性使得他曾经多少有点所向披靡19，理论的内核则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错位重组，又能使得他的文本分析精彩纷呈——甚至每分析一个文本即有一个谁（甚至包括他自己）也无法预知的崭新的境界在等着，就像科学对未知的探索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对人类来说始终都充满着诱惑——其大多时候所彰显的仍然是科学主义的方法与精神，而孙氏的美学之“酷”我想最根本的就酷在这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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