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与夏志清的回到版本与文史哲传统中30理解艺术价值不同，孙绍振大多时候则是出于个人科学主义方法的人文理解，对文本进行“细胞式解剖研究”从而常常做出出神入化的分析，仍以曹操形象分析为例：“曹操的多疑和不疑，是矛盾的，又是有机统一的，其中包含着相当精致的内在逻辑。他的多疑是疑别人，他的不疑是迷信自己，而且很顽固，不怀疑，就不怀疑到底，就是错了也错到底。很明显，曹操这个人，其不疑的实质就是绝对相信自己，矛盾而统一，高度的统一。历史上的曹操是没有提供这样丰富的统一性的，也没有这样深邃的矛盾统一性。”31必须指出的是，孙氏文论的细胞意义上的演化与演进，有时就出自经典之“眼”和科学的形式创造，比如把陈宫的人物功能（眼睛）视作与作者（眼睛）构成的双重视角，并命名为“错位中介人物”（就是从崇敬到厌恶曹操的凶残），又比如随着常轨的不断被打出，《西游记》中面对出现的女妖精，由唐僧（视为善良的女子）、孙悟空（啊妖怪）、猪八戒（美女啊）、沙僧（没感觉）构成了多重视角，“平时同心同德的人，内心那些差异就暴露出来了，人变得不一样了或者说心理错位了，就有个性了。这样的情节，就是精彩的情节。这就叫艺术，艺术的感染力、艺术的震撼力”32。曹操性格的复杂性，又通过孙绍振自己的“眼睛”构成一重视角，“曹操迷信自己的才能，必然认定他的部下，或者敌人不如他，因而，他的智慧优越感有时对即使十分讨厌的人也能比较宽容……曹操的智慧的优越感，屡屡受到杨修的打击。终于把杨修杀了。”33这个“视角”甚至意味着读出杨修可能还是自己把自己给杀了。特别精彩的还是他最后彻底读出了曹操性格的立体性：“曹操的个性固然有着规律性逻辑，但是，也有许多不一定合乎逻辑的东西，具有某种令人捉摸不定的随意性。他有时是和蔼可亲的大人物，有时又是恐怖的（吉平骂他，先打昏后令割其舌），有时又是公然不讲信义的（杀弱者，如刘琮投降时，答应永守荆州，结果让他到青州为吏，路上又差人把他母子杀了），有时是宽容的，不杀起草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有时又是心胸狭隘的（杀杨修），有时是可笑的（长坂坡被张飞大喊大叫吓得退兵），然而有时又是可怜的（明明权倾天下，把皇帝当成傀儡……他就不称帝，很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有时甚至是可敬的（放了关公，成全了陈宫，养其父母）、可叹的（华容道上的大笑以为自己的才气胜过诸葛亮，就忘记了打败），有时简直是可杀的（借一管粮的小官的头来保守军事机密）。”34在这众多的“可（不可）”的解读中，曹操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乃至繁复性甚至以他自己原先都未必能料到的未知状态一一立体地彰显出来，让人读来（听来）则难免时时拍案惊奇。这样精彩的例子太多，无论是解读小说、诗歌还是散文经典，你很难设想会被孙绍振带到怎样未知的创造性解读的天地中去。
也许，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孙氏的经典之“眼”与夏志清氏的经典之“眼”的某种重叠，尤其是在穿过历史的迷雾重新发现或再造了经典方面，也即艺术价值的理解上的异曲同工，尽管二者可能在“以史带论”抑或“以论带史”上存在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并非重要，重要的是理论和理论价值）。如所周知，如果不是夏志清的慧眼识才，钱钟书、张爱玲的艺术价值在中国大陆很长时期内恐很难“咸鱼翻身”，沈从文、吴组缃等的艺术价值也很难得到重新认识——然而，仅仅穿透历史本身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忽视了具体中国语境也即被压缩与被压抑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比如，夏氏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把握就不如其对传统中国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从而让他对鲁迅产生了一定偏见。也便是在这个意义上，夏氏的经典之“眼”与孙氏的经典之“眼”形成了互补：解读古典小说比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宋江、李逵、武松、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西门庆、范进、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二者互为交叉有时甚至可互为阐发——这里仅举二者对宋江的“义雄”的看法和宋江与李逵以及武松与李逵的比较关系等为例，夏氏说道：“好汉都反贪官，正如他们仇恨一切邪恶和不义之徒一样。但是他们的仇恨不可能上升到要发动一场革命的理论高度。‘逼上梁山’这句名言通常是说受尽官府迫害的好汉们最后被迫以梁山为避难所。”35孙氏批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编导说：“改编者把政治的实用价值凌驾于艺术的审美价值之上的逻辑推行得很彻底：因为宋江是投降的罪魁祸首，所以他的形象就是猥琐的。这种简陋的类似政治标准第一的价值准则，是曾经导致我国几十年的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36夏氏则进一步指出：“这些故事至今流传不衰，实在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37又说：“宋江的性格一直使中国人迷惑不解。明代伟大的评论家李贽认为他是‘忠义’的化身，但是更有影响的评点家金圣叹却认为他只是个伪君子，并将小说略作改动，使宋的虚伪更加明显。宋江是个无法无天的造反首领，但他口口声声忠孝仁义，确实有点令人费解。不过若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上联系李逵来看，宋江这个角色就不那么含糊了。两人实际上构成一对互补形象，酷似西方文学中著名的几对人物：唐·吉诃德和桑丘·潘萨，梅恩津王子和洛果琴，伯劳斯佩罗和加利班。除了在山寨事务中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外，宋江和李逵这两个互补人物保证了小说主题的完整性……”38孙氏则醉心于武松打虎以及武松和李逵打虎的艺术真实的阐发，因为武松的“匪性”和“人性”以及打虎的经典细节孙氏反复解读早已为读者所熟知，这里仅引其武松打虎与李逵打虎的比较阅读为例。特别精彩的有他追问金圣叹为什么要加上李逵打虎过程中的“三个抖法”，孙氏说道：“金圣叹在评点中说：‘看李逵许多‘抖’字，妙绝。俗本失。’所谓‘俗本’，就是金圣叹修改以前的本子……事情明摆着，三个‘抖’法都是金圣叹加上去的……问题是金圣叹为什么要加呢？就是因为原来的本子，功夫全花在不让它重复武松面前的老虎那一扑、一掀、一剪上，而李逵内心的感受是否超越常规，却大大忽略了。”39评点过真李逵杀了假李逵之后吃人肉的场景，孙氏进一步指出：“这样一个吃人肉的人物，又是在母亲血淋淋的现场和老虎搏斗，应该有多少和不吃人肉的武松甚为悬殊的内心活动啊！至少是应该把他打出心理的常规才是。可是，没有。为什么呢？第一要怪施耐庵，他让李逵拿的刀太快了，三下五除二，就把四只老虎相当轻松地摆平了。第二，要怪金圣叹，他只让李逵的肉跳了三下，就不跳了。如果让他在老虎死了以后，还跳，那就可能有比吃人肉更惊心动魄的情节了。而现在呢？除了累一点，没有什么越出常规的心态。同样是在老虎面前，武松却被打出了心理的常规，把心理的纵深层次立体感就暴露出来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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