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必须指出，把“辩证法”问题历史化是存在有风险的，而且孙氏指出的“逻辑和历史都走向反面”其实并不必然导致“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尽管就逻辑本身来说可能是自洽的。即便不对马克思身上存在着的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嫌疑进行追问的话，哪怕马克思的《资本论》逻辑，也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历史衰败，如所周知“共产主义”早已成了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也即逻辑与历史的不可能统一：即便是从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早已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克相生状况，在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有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下我们这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比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在我看来，孙氏重构中国自身的审美主义现代性问题，其实并无必要借助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仅用他自己的三重错位的理论范式应对德里达的解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已经足够了65，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更具中国意义同时也更具有中国实力，也就可能更“酷”。
——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0年6月18日重新修改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有删节，此处为全文）
1 参阅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载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7页。
2 参阅王学典：《“80年代”是如何被“重构”的》，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3 关于这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显然有必要对主体性变异理论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展开。
4 参阅孙绍振著：《演说经典之美·总序》，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5 陈平原：《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载陈平原著《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6 孙绍振：《直谏中学语文语文教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7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8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俞兆平的《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有着较为切实而深入的研究，其也可以为孙绍振美学理论的生长点与解释力找到诸多真切的本土根据。
9 关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理论选择与现实困境，许纪霖的《在自由与公正之间——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1915-1949年)》一文有着系统深入的梳理，该作分两部分分别载《读书》杂志2000年第1期、《开放时代》2000年第1期 ，全文请参阅《思与文》网站许纪霖专栏：
10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374页。
11 孙氏幽默理论的研究和把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文本分析和文学创作等，乃孙氏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就斐然——关于这个问题，拙著《解构孙绍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有过系统的阐述，故此不再赘述。
12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360页。
13 同上，第361页。
14 同上，第369页。
15 同上（“自序”），第11页。
16 孙绍振曾经说道：“世界是多个差别系统的统一体，矛盾只是其中最发达的差别，事物并不是只有在一个层次上的平面矛盾，也不可能只有两个维度。”并在同页注释中说：“关于分析矛盾的二分法和三分法的关系是一个在哲学上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不是本文题旨所在，此处从略。”见《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遗憾的是，这个“哲学上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孙绍振始终并没有真正深入研究。今日重提，就意味着其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还可以进行多重探索与研究。
17 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1页。
18 关于这个问题，刘小枫曾经做过较有说服力的分析，他说：“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与经院学的辩证法何止天壤之别。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或然性知识的辩证法变成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运动规律，对这规律的认识就是必然知识。马克思主义者以此重述辩证法史，进而彻底颠覆了作为或然知识的辩证法。”见刘小枫著《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19 这一点，在他的《美的结构》里表现得尤为直接和精彩，如第一编“艺术美的本体结构”中的关于真善美本体论结构中的相关批判与颠覆，具体如第四节“情感逻辑既不遵循形式逻辑，也不遵循辩证逻辑”、第五节“审美价值的错位复合结构及其升值和贬值的几条规律”和第九节“三维结构的特异功能，特殊性的递增不导致普遍性的递减，而导致与普遍性的同步递增”等中的具体批判和论证。
20 这一点笔者以为俞兆平的《中国三大现代文学思潮新论》一书提供出了重要线索，有兴趣的学者可据此对孙氏美学的“三重错位结构”的集大成做出进一步研究。
21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和内涵以及相关谱系，可参阅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知识分子死亡了吗？》、《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等篇章所做出的相关梳理。
22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39页。
23 这一点，可参阅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4 请参阅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5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48页。
26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12页。
27 同上，第9页。
28 同上，第8-11页。
29 同上，第12页。
30 用狄百瑞为《中国古典小说》所做的序言中说：“围绕着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常常存在许多版本和历史问题。夏志清教授不求一一澄清这些问题，而是从这样的研究中提取最需要的资料，为对作品本身的基本理解和欣赏服务。”
31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22页。
32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13页。
33 同上，第25-26页。
34 同上，第28页。
35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90页。
36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44页。
37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93页。
38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102-103页。
39 同上，第64页。
40 同上，第68页。
41 同上，第68-69页。
42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86-87页。
43 同上，第299页。
44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305页。
45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84页。
46 同上，第105页。
47 同上，第112页。
48 同上，第137页。
49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149页。
50 同上，第153页。
51 同上，第193页。
52 同上，第200页。
53 孙绍振：《演说经典之美》，第204页。
54 同上，第198页。
55 陈平原以为：“对‘文章’的研究，鲁迅的目光集中在从先秦到魏晋，周作人则关注南北朝以降。鲁迅偶尔也会提及公安、竟陵，就像周作人之谈论庄周、孔融，远不及对方精彩。把周氏兄弟的目光重叠起来，刚好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散文史’。”见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56 转引自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第18页。
57 关于孙绍振的“双重解构与多重冲击”，我和叶勤有过专文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回到文学本身：双重解构与多重冲击》，载《福建论坛》2006年第8期。
58尽管“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现代性美学话语，或者说，两者在许多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哈贝马斯“对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不予讨论”，这里只能略加引用。即便如此，但当我们要具体讨论中国的主体性变异理论问题的时候，哈贝马斯根据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承认的非强制的主体间性来理解理性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尤其是理性的情境化（具体地置身于历史、社会、身体与语言之中）与超越性的综合思考认为“启蒙运动的缺陷只有靠进一步的启蒙才能得到改善”的思想，尤其值得我们借鉴。请参阅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8年9月版，见第1-11页托马斯·麦卡锡的“英文版前言”与第1-2页的“作者前言”。
59 孙绍振文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他的两篇文章为例：《评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和《从工具论到目的论——〈答文艺理论研究〉》，请参阅孙绍振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0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第17页。
61 笔者以为姚文放的《“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和《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是对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所做的适时有效思考的两篇文章，其对相关后现代文学知识脉络的梳理也为中国文论的创新可能性提供出了一些重要线索。
62 关于它们之间的不同意义，夏志清、汪晖、许纪霖分别有较详尽研究，夏氏研究可参阅《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社会与个人》，载《中国古典小说》；汪氏研究可参阅《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下卷第一部；许氏研究可参阅《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卷。
63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351页。
64 参阅姚文放：《“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
65 我以为哈贝马斯在《论哲学与文学的文类差别》中的一段话对阐释这个问题就颇为有效：“如果我们听从德里达的建议，剥夺掉哲学思想解决问题的义务，并把哲学思想转变为文学批评，那么，哲学思想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其第一性，而且是其创造性和积极性。相反，如果像德里达在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让文学批评不再关注如何掌握审美的经验内涵，而是关注形而上学批判，那么，文学批评将失去其判断力。”参见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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