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通人”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专家”，真正有大出息者，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是古今打通和中西打通；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具有共同人类性意义的重要理论范畴和相关领域的打通。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创造性转化是其基本要求。孙氏美学之“酷”还酷在相关领域的集大成20，假如“真善美”的分化与统一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那么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孙氏的三重错位结构文论是对本土无论是被压缩的现代性还是被压抑的现代性建构的有效冲击和解构。但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孙氏美学的分析主义之“酷”上来——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将适当引入夏志清先生的经典之“眼”并与孙绍振的经典之“眼”之间的区别与互补做些具体分析，以彰显各自不同的人文性立场。准确讲，夏志清的史学路径与孙绍振的文论走向基本都是“专家之学”，但从葛兰西、赛义德、福柯、布迪厄等人所论述的知识分子意义上讲21，前者更像是个普遍（传统）知识分子，后者则更像个特殊（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区分很重要，否则我们就难以辨明为何二者会抓住不同的矛盾从而也导致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对文学的文本性与文本的文学性的共同重视却又形成不少彼此交叉重叠着的“共识”。
在开篇演讲《另眼看曹操：多疑与不疑》中，孙绍振首先抓住的是易中天《品三国》中的漏洞与问题，饶有意味的是，他抓住易中天的是“《三国志》是历史，易中天是根据历史的精神来廓清《三国演义》中的虚构的”，就跟夏志清从版本入手和在文史哲传统中澄清艺术问题大异其趣。尤其是夏氏特别关注说书人传统对古典小说的影响，而易中天的《品三国》本身恰恰存在有“说书人”的嫌疑（当然这里并没有贬低易氏作为历史学家的价值）。夏氏以为：“陈寿的《三国志》比后来的史书略胜一筹，但比之司马迁的《史记》它却缺少丰富的细节，在风格上也缺少戏剧性。不过，它相对的简洁早为刘宋时期（420－468）裴松之详细的评注补足了……罗贯中对原材料明显地不加区别，反而最终在再现风云变幻的时代达到了惊人的客观。”22这里夏氏的“客观”说的也是“艺术真实”的意思。我们知道，直到晚清小说仍然以历史的真实为标准，小说家的创作仍然极为顽强地往正史、野史上靠23。比如林纾翻译狄更斯赞叹其天才便是比之司马迁，这一点就跟说书人对唐传奇的影响一样。《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虽大多是单个作家所为，但很少能够完全摆脱说书人的脚本也是基本事实。而小说叙事模式的真正转变，那是“五四”一代作家们的事情了24。也就是说，孙氏文论的预设“假定（或虚构）是一切艺术的总前提”只能是出自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熟悉孙氏文论的读者肯定记得他解读《三国演义》时得出的“奇才决定论”与“心理三角说”——毋庸讳言这已经成了孙氏文论的经典部分——这一点倒是英雄所见略同，夏志清说道：“在天下太平时期，有抱负的人至多只能攀爬进官加爵的阶梯，但在动乱时代——如三国时代，有抱负的人的机遇是无限的。因此，差不多所有比较有趣的历史小说，都写的是改朝换代的时代，成功的最大奖赏不下于一顶皇冠。在《三国》中，我们看到，在历史斗争的早期，不合格的领导者被无情地淘汰，直至最后剩下三位即魏、吴、蜀三国的创建者。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吸收了最有才能的人为他们效劳，但同时，那些才能相当，如果投对了主公就会升得更高的人们，常常同他们败北的主公一道垮台……”25然而，孙绍振仍然看到了《三国演义》“虚构的伟大”，而且在此还对他往日的解读做出了重大的发挥和推进，这便是“曹操对别人的多疑与对自己的不疑”的精彩立体展示。
这里也许需要复述一下孙氏的一些经典说法，如：“一些比较差劲的文艺理论讲，情节是什么呢？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是从前苏联的季莫菲叶夫的《文学作品的形式》中来的一种非常陈旧的‘理论’，是非常‘菜’的、陈腐的‘理论’。其实，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早就说过，顺时间叙述，只是故事，而不是情节，只有在故事中包含着因果关系，才是情节。”26其实他早就把福斯特的小说观大大地发展了，如：“《三国演义》虚构的天才，重点不在于连续错杀了好人，而在于杀错了人怎么感觉。”27吕伯奢的儿子们绑了一口猪，想宰了来好意款待曹操，却被曹操怀疑他们要宰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把八口人全杀了，待他和陈宫看到绑着的猪才意识到人杀错了，于是逃之夭夭，不料在半路遇上吕伯奢打酒归来……精彩的是孙绍振的分析：“罗贯中抓住了一个要害，曹操从一个舍生取义的志士，变成一个血腥的杀人狂，源于一个心理要素：多疑。……他的多疑逻辑是：由极疑变成极恶，由极恶变成了极凶，极血腥，所谓穷凶极恶，此之谓也。……可以想象，在《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完全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突发。……《三国演义》虚构的曹操形象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揭示了他的性格逻辑：从极疑到极恶，从极恶、极耻到无耻，无耻到理直气壮。它把无耻无畏的生命哲学做这样的概括，把它渗透在虚构的情节之中。”28对曹操心理奥秘的进一步揭示，仍然是孙氏的经典说法，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轨：“以曹操为例，原来被提拔，一般的常规是，感恩戴德。而他却去行刺提拔他的顶头上司，差一点暴露，赶紧溜号。这就是打出常轨的第一层次的心理。然后他到朋友家里，怀疑人家可能要杀自己，又把人家给杀了，又一次打出常轨，又一层次的心理，多疑到了这种程度，把好人当做坏人，第三次打出生活轨道，在路上碰到好人的家长，然后他的第三重不正常的心态冒出来，又把好人给杀了。杀完了，朋友怪他，第四重的超出常轨，他把心里话统统讲出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第四重内心奥秘。”29其间层层剖析的功夫，显然是大可以让人领略到孙氏的众多经典解读本身究竟又是如何成为经典的过程的。毋庸讳言，孙氏的解读经典本身成为他自己文论的诸多经典段落。不说早年的著作《文学创作论》、《挑剔文坛》、《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以及后来的《文学性讲演录》，就是最新的为语文教育改革而精心奉献的《名作细读》以及《孙绍振如是解读文本》等，也不胜枚举。而《演说经典之美》中的关于“绝句内部的潜在变幻”也即“凤眼看古典诗歌欣赏”的演讲，关于“红色英雄无性和古典英雄无性”也即“美女难逃英雄关”的演讲，以及“慧眼看文学经典”的“真善美的‘错位’”演讲，也均是孙氏文论中经典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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