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孙绍振的美学之“酷”更是酷在双重解构与多重冲击：双重解构总是共时性地表现在既解构庸俗的机械唯物论者的所谓正统哲学文论又解构所谓后现代论者的文论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尤其是对二者中所共同存在的对文学奥秘与文本真相的严重话语遮蔽进行“去蔽”；多重冲击则历时性地表现在其不断地转换话题和课题，从文学本体论研究到变异逻辑、从错位范畴研究到幽默理论研究和实践，再到《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等等著述与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领域对不同的成规与传统话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57比如眼下，他在新世纪之初持续“炮轰”体制化文学教育中存在的“理论落后二十年，思想方法落后五十年”尴尬现状，而面对新旧世纪之交全新的历史语境，尤其是现代性哲学话语和美学话语互相纠缠重叠在中国双双面临困境亟需突围的重要时刻——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所谓“中国崛起”的软实力探索正在纵横交错展开，“理论创新”的呼声很高却又遭遇到空前瓶颈——孙绍振又开始发表系列演讲，其之所以“需要发言”便大有深意焉。借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58的哲学话语表述，所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所有论争均说明了这个设计远未完成，尚在途中。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既是被压缩的也可能是被压抑的，因此中国现代性问题一度似乎无须争辩，后现代性话语也无须讨论中国现代性问题便跟标准化生产线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山寨版创新”产品。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个理性化的过程，假如不说儒学理性化是个伪问题的话，时至今日我们的理性化程度之低有目共睹。而在康德之后，如所周知科学理性彻底战胜了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已经并仍在带来世界性的难题，而中国当下也无可避免地一样处在被裹挟之中，尽管人文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从未停止过对启蒙技术意识形态的对峙、抵制以及反思与批判（比如从卢梭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直到后现代思想家诸君）。其实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始终就是一对孪生姐妹，互为批判，共同发展，最为关键的始终是“人”的完整性与丰富性的不断发掘与发展。因此，如果忽视了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中国人”，其实无论是现代性哲学话语还是美学话语都必然遭遇无以摆脱的困境。就像全球化未必就是现代性的目标，但却是现代化的结果，中国的现代化根本无法绕开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否则“中国人”根本无法在全球化进程当中立足。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发言，孙绍振既出自“中国文论”的想象，也出自中国自身审美现代性的建构，其“真、善、美三重错位”的美学理论范式正在重新焕发出思想光芒。
即便如此，笔者仍然以为孙绍振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科学家（假如可以这样命名的话），也即科学主义的方法与精神始终在孙绍振文论中占据有主导地位。表面上看来，他的辩证理性和逻辑在解决“二元对立”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时确实得心应手，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不少论战文章，常常能置论敌于无法“他圆其说”的境地59；但在分析具体艺术问题时，如前所述，他的形式理性也即形式逻辑却发挥出了关键性作用。他总是把研究对象搁在类似于“制模形态”之中进行研究，虽同样是科学方法，他所采用的却是更接近于生物学的细胞研究，而不是物理学的原子研究，也即总是处于一种（艺术）生命无限演化着的再生状态。
也就是说，在对所有理论现实或者艺术问题进行理论化处理的时候，孙氏总是采用了“辩证理性”的逻辑方法，但孙氏以往并未真正像黑格尔或者马克思那样使“辩证法”完全历史化从而导致某种必然性的本质规定当中去（比如某个历史阶段或者阶级一定是先进的，然后先进/落后以及高级阶段/初级阶段等等就就形成了压迫性力量的等级制），而是把艺术的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科学化的艺术逻辑处理。也就是说，孙氏文论其实分属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两种：理论化处理的时候是动态的（比如专著《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等，以及诸多论战文章），艺术化处理的时候则是相对静态的（比如那些出神入化进行文本微观分析的著作《挑剔文坛》《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读作品》以及眼下的这本《演说经典之美》等）。也如前所述，因为他采用的是细胞研究而并非原子研究，就不自觉地与“相生相克”的“生生变化”的易学原则相通，在具体文本分析里面，也是阴阳辩证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互为妙用，比如他的形象研究的奥秘总是在于作家想象与情感变异跟生活或历史场景的猝然遇合而产生的（形式）创造，但这种创造却并非循环论证，却常具备有正、反、合的三重关系，未必是螺旋式上升，但无疑是不断地指向了未知的不断“演化”和创造着的艺术世界。毋庸讳言，凡有大成就者，不是各个领域打通就是古今中外中的相关领域打通或变通，孙氏文论的思想与方法的张力也即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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