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孙绍振的美学之“酷”和经典之“眼”(6)

　　当然要清楚上述引文是孙氏演讲，现场活跃的生动的互动气氛之热烈颇给人以水乳交融之感，但这其实一点不影响他的理论穿透力——有时候，他的惊人穿透力甚至就来自他的临场发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一下子就从嘴巴里冒出来了，如他紧接着李逵与武松的打虎比较道：“这就是经典与非经典在艺术上的重大区别。”“以武松为代表的英雄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英雄传奇，对于英雄的理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英雄走向平民的一个历史里程碑。”41显而易见，无论是演讲还是文论本身，孙氏之论都堪称具有经典性。其经典性在于不像夏氏那样“以史带论”而是从极其敏锐的艺术感觉中所推导出来的艺术结论。但在“英雄无性”的问题上，孙氏与夏氏二者的看法高度一致。夏志清说道：“对好汉更重要的考验是它必须不好色。……在大多数社会里，禁欲通常是与节食忌酒并重的。但是《水浒》中的好汉虽不贪女色，却酷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以此作为补偿。像武松、鲁智深、李逵这些对女色毫不动心的最了得的英雄，却是最能吃最爱酒的，西方文学中如《高康大和庞大固埃》、《汤姆·琼斯》这类古典喜剧作品使淫荡与文明社会的虚伪对立，对在这些作品下成长起来的西方读者来说，关于莽汉纵情于口福（即使有性禁欲之类的上下文）的描写，堪称中国小说中的一个可爱特色。”42孙绍振则将“英雄无性”这个“可爱特色”发挥到了另一个极致，不仅“笑眼看中国古典小说”一整讲全面涉及到这个问题，而且在讲曹操、讲钱钟书等等，均有交叉。比如讲曹操时他甚至专门提出了“中国传奇的权欲与西方传奇的性欲”问题；在“英雄难逃美人关”中讲到英雄必须无性，美女也必须无性乃古典小说美学原则：“英雄难逃美人关，美人难逃英雄关，美学原则遥遥相对，息息相通”，并指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们才气都很大，可是并不是全才，他们只会写英雄豪迈，就是不会写儿女情长。写这种情感的才气，他们没有，他们似乎是外行。内行是后来产生的，那就是《三言两拍》系列。作者对于这方面的艺术，很是内行，什么杜十娘眼见爱情失落就自杀啊。崔宁和秀秀趁失火，就卷包私奔啊，这些男女情爱之感，就强大到不要命的程度。可是，这些人物却并不是超凡的英雄，而是世俗的小人物了。”43但“英雄无性”以及“性泛滥”的话题反复重叠乃至重复出现，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无奈选择，一如夏志清所言：“在实际行动的范围内，由于不能驾驭利用那使生活丰富的暗藏着的性本能，出现了对一种经过调解的享乐主义的隐隐约约的容忍，形成为谨小慎微的正统派道德；在文学领域里，同样由于不能肯定这一生命力，导致了对悲剧性本能的压抑、驯服，从而拒绝思索惊世骇俗的人性内容。作为纯文学主题，中国文学中的性爱倾向于与感伤情调相结合，它狂野的一面则很少涉及。”44一如明末“英雄无性”导致《金瓶梅词话》的“性泛滥”，文革中的“英雄无性”导致的眼下的“性泛滥”，说教与滥情平面交替几乎无法超越。夏志清反复深刻地揭示了这个中国思想的内在矛盾，但似乎未能展开更深入的阐释。孙绍振则试图用通史的方法也即从原始形态向高级形态攀登的方法（从母系社会讲到男性生殖器崇拜，如类似说文解字引起哄堂大笑的关于祖先的“祖”字解析等）、用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方法也即从最高级的阶段回溯过去的方法（如从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讲起等）以及既不是从低到高也不是从高到低而是从中截取较为典型的形态进行研究的方法（比如研究古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其实这种方法也是孙氏文论最愿意采用的）等三种方法来研究两性关系。而事实上，孙氏文论确实开辟出了一片广阔而深入的人性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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