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在翻译的屏风上

经历2005年中生代作家们的井喷式创作之后，2006年的国内小说界多少有些“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味道，即便是李锐的《太平风物》和张悦然的《誓鸟》也没有掀起太大波澜。这样的平淡，愈发衬出这一年里引进小说的热闹——有严肃如《法兰西组曲》，有经典如《冷血》，也有搭上了诺贝尔文学奖顺风车的《我的名字叫红》。书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看的人也是一拨紧跟着一拨，以至于前几日看到有评论家这样形容：“欧美文学作品在市场上取得了令人恐慌的成绩。”一时失笑。“恐慌”这样的词总是有些夸张了，其实对于看书的人而言，在意的不过是一个好读的故事，至于是欧美，还是本土，并不是那么要紧。

    不过那位前辈的另一句话我是极赞同的，即文学作品与人的经验、关切有很深的联系。虽则平日里小说看了许多，可偶尔写起推荐图书的文字时，小说是不愿轻易提起的，原因正是在于此，只因这份阅读更多是私密的体验，就像老话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而翻译小说尤甚。这不仅是阅读的个体差异的问题，同时而来的是因文化背景的隔膜和疏离带来的或多或少“背叛”与“误解”，就像毛姆在中国旅行中感叹的：“一定程度上能够真正拥有他们，但毕竟是陌生的。”毛姆把他的游记取名《在中国的屏风上》，我想，阅读翻译小说的隐秘体验或许可以套用这个名字——固然难以做到纯然客观，但求屏风上的景象真实而生动。

回到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

    《我的名字叫红》就像书名一样，在2006年红遍中国，即便在帕慕克尚未被授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身边一圈朋友也都是早已看过了这小说。

    《红》刚上市的时候似乎打着悬疑小说的旗号，其实对于要看地道悬疑小说的人来说，看《红》多少是不过瘾的。叙事的魅力很大程度在于不断转变的讲述者，整个故事如螺旋般进展，似音乐中的复调，错落交织出16世纪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受着西洋绘画冲击、正在凋零的细密画，日渐式微中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东西文化交汇下伊斯兰世界开始动摇的信仰。传统、信仰、安拉、生命，这些宏大的主题交织一处，便可揣测帕慕克为何取书名《我的名字叫红》，这是一次关于命名与认同的灵魂寻根之旅——“红”是细密画中特有的一种色彩。

    我还是愿把这当作一本好看好玩的小说。因为我喜欢故事里间或出现的说书段落，比如“我是一棵树”、“我是一匹马”、“我们是两个流浪汉”等，它们如此鲜活，如刚被创造出的世界。其实比起帕慕克试图隐喻的宏大主旨，这小说作为一幅世俗生活图景恐怕更成功些，新科诺奖得主把金角湾的落雪写得太迷人了。

    相比于《红》，个人对帕慕克的另一本《雪》更为期待，这部作者本人形容为“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的政治小说”，据说中译本来年就会上市。小说讲述流亡他乡的KA为了母亲的葬礼回到故乡，像黑那样，KA在故乡面临的亦是一次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灵魂旅程。这个故事里游戏式的闹剧和可怕悲剧的界限被模糊了，阴冷的城市、潜行的夜晚、身份的缺失和被流放的主角，构成了帕慕克特色的“男性迷宫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撰文指出：《雪》是帕慕克与现实主义最接近的一次，并且在对于原教旨主义观点的分析，对压迫、愤怒、阴谋和暴力的分析上具有奇异的预见性。

都市人的“心结”

    村上春树最新的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录》，薄薄一本小册子，短短五个故事，个人觉得要比村上近些年的长篇和游记好看。仍然是村上驾轻就熟的大都会题材，有几分欲说还休的暧昧，涌上些潮湿的伤感。故事的由头都是些难于解释的“偶然”和“灵异”，译者林少华在序言里写得很玄乎，他形容村上“像鹰一样在潜意识王国上空盘旋着寻找更深更暗的底层。用偶然性弥合现实世界和灵异世界之间的裂隙，用来进一步潜入灵魂的地下室。”

    我宁可把这些故事看得直白些，以“奇谭”之名，其实村上一次次讲述的是都市人终于打开的心结和释然的情绪。想和姐姐和解的钢琴调音师，和儿子感情淡漠但再也没有挽回余地的幸子，苦恼于难以捉摸一生真爱的淳平，还有躲避着不愉快的童年记忆的瑞纪，每个人都是心有千千结，在穿越了偶然的迷雾后，独自和解。

    我最喜欢的那则《品川猴》里，偷名字的猴子讲出了瑞纪在被忽略中度过的不快乐的童年，瑞纪虽然伤心，仍然淡淡回他：“我的名字回来了就行，我将和那里边含有的东西一起走完以后的人生，因为那是我的名字，是我的人生。”便想起宫崎峻《岁月的童话》——女孩放下儿时以来的执念，“五年级的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也许，这就是都市水泥森林里的灵魂自救了，感伤，平静，略略也有暖意。

芒果味里的回眸

    若《东》让人潜意识里移情关照当下的自己，那么美国女作家希斯内罗斯《芒果街小屋》或可激起许多女子心底那个沉睡已久的小女孩。埃斯佩朗莎，芝加哥拉美社区贫民街上长大的女孩儿，絮絮回忆着她生命中的缤纷落英，都是些琐碎的片段：一起玩的伙伴，同班同学，读诗的女邻居，第一份兼职，家庭舞会，新衣服旧鞋子，片刻脆弱的爸爸……每一次回眸，似乎都成悲伤的凝视，糅合着回忆与等待，而前路仍是忧乐未知，人生如寄。我喜欢陆谷孙先生对这个故事的评价，他说这如“一川烟草激起满城风絮，让人俯察生活”。

    听这个小榆树一样倔强挺拔的女孩儿说：“我决定不要长大变成像别人那么温顺的样子，把脖子搁在门槛上等待甜蜜的枷锁。我已经开始了我自己的沉默的战争。简单。坚定。”顿时有了落泪的冲动，这个散发着金色芒果的甜香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阿拉比》，想起《米格尔大街》，那些注定了属于私爱的故事。

最极致的恐惧是悲凉

    斯蒂芬·金确是讲故事的高手。《肖申克的救赎》、《纳粹高徒》、《尸体》和《呼—吸—呼—吸》四个各不相干的短篇，故事里没有吸血鬼，没有鬼屋，没有灵异，却散发着让人难以抗拒的恐惧和残忍的力量。

    因为电影而如雷贯耳的《肖申克的救赎》反倒显得最平淡。《纳粹高徒》倒是完全可以视为中篇小说的典范，甚至是营造心理恐惧的经典文本。几万字的篇幅，主角只有少年和老纳粹两人，故事紧张地延续了数年，青春在罪恶边缘摇摇欲坠，最终沉沦，血腥的历史则以离奇的方式借尸还魂。这个带来窒息感的故事会让人有这样的闪念：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堕向黑暗的冲动，也许只有恐怖本身才能平息内心。想及此，越发觉得寒意袭上心头。

    至于《尸体》，这是我读过的金的小说中最喜欢的一则，有时我觉得，《尸体》的作者金该是个不折不扣的严肃文学作家。这个关于四个孩子寻找另一个孩子的尸体的故事里，金本人的影子投射其中，借着回忆童年往事打量自我的成长，把心底不堪一击的角落一点一点剥示……无论是年少历险时在铁轨边见到的驯鹿，还是成年后独自在车里为死去的好友哭泣，这些用克制笔调写来的细节透出一种无助的悲凉感，而这惊心动魄的悲凉，才是人生中恐惧的极至。金在《尸体》中写道：“如今写作成了我的工作，渐渐混杂了医院人工授精的冷酷气氛。”这样赤裸裸的独白，这样毫无粉饰的金，也只有在这个不起眼的中篇里短暂出现，而成名之后的他，把恐怖成分当胡椒粉一样往故事里添，成为敬业的“人工授精派”作家了。

散落风中的往事

    虽是斯蒂芬·金赞美过的小说，但西班牙作家萨丰的《风之影》严格意义上说算不上推理小说。故事讲得很漂亮，精致灵巧，一个建立在书上的迷宫故事。男孩达涅尔追寻绝版图书《风之影》和作者胡利安的过程，与《风之影》讲述的故事是暗合的；达涅尔、贝亚和托马斯的故事，几乎重演了当年胡利安、佩内洛佩和阿尔达亚之间的纠葛……戏中有戏，俄罗斯套娃的结构，看上去很悬疑，讲的却是老式爱情——苦苦坚守，守来的只是一片虚无，炽烈的感情里透出了人生的荒唐。

    比起胡利安千疮百孔的爱情，米盖尔的友情更让我唏嘘，少年时那句“我死后，我的一切都将属于你，除了梦想。”如此赤诚，如此庄严。我喜欢达涅尔对于《风之影》的描述：“这是一个关于寂寞人生、关于疏离和失落的故事……我们着迷的只是陌生人灵魂里的幽暗角落罢了。”所以当萨丰为达涅尔和贝亚安排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光明结尾后，我依依难忘的，却是萨尔南多回忆里的米盖尔、阿尔达亚和胡利安——那些散落风中的少年残影。

直面罪恶的过去

    15岁的米夏和36岁的汉娜在一起了，他是她的朗读者。这原本可以是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却因为汉娜曾为纳粹的身份，一连串的接踵而至的追问让事情变得复杂而沉重：因为爱上有罪之人，就要卷入爱人的罪恶么？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人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下么？有着罪恶名声的人与那样看似没有罪恶却紧紧围绕其周围的人群又是怎样的关联？承载怎样的内心拷问？

    可以形容小说《朗读者》的最贴切的形容词，大概是“庄重”吧。15岁那年一场脆弱的爱恋，让米夏一生面对着沉重的命题：对罪恶如何认识。他本可以逃避，他无需为青春期的肉体欢愉负责，更无需为第三帝国的政策负责，然而他选择庄重严肃地面对这些命题：“我常反躬自问，我们这些第二代人，过去和现在究竟应该怎么对待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我们只能在惊愕、耻辱和负罪中面对着沉默的过去，我们这一代应该放弃调查么？我们难道只应该在惊愕、耻辱和负罪中沉默下去么？”

    不识字的汉娜有罪么？爱上汉娜的米夏有罪么？在法庭上保持沉默、没有为让汉娜获得自由而说出真相的米夏，这选择对么？……一本《朗读者》似是米夏一生的忏悔，而这忏悔留下太多无解的题，但这书，毕竟“凿破了我们心中冰封的海洋”。

一桩惨案，两个美国

    “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地势较高、种植小麦的平原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群、牛群和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的白色谷仓。”只有当一个作者拥有绝对的自信时，才会这样波澜不兴地开始讲述。小说《冷血》带着伊丽莎白时代质朴味道的开头，让人难以想象这是出自卡波特的手笔，他年轻时在美国文艺圈是以浓雾般的南方哥特式写作风格著称。

    从1959年末到1964年的整整五年间，卡波特巨细靡遗地追踪了克拉特一家的灭门惨案，追查的结果就是小说《冷血》，这部作品成为纪实小说的代表。因为电影《卡波特》和《声名狼藉》，相信许多人对《冷血》的创作过程已熟谙于心，并且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艺圈的八卦、作家的性取向以及他是否爱上了杀人犯佩里·史密斯。

    《冷血》有着纪录片一样的质感，一种接近真实的冰冷，甚至读来会让人错觉在听录音带，但仅是如此，这小说何以成为卡波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事实上，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于透过全面写实，呈现反写实的形而上，卡波特用事实呈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现实。

    小说分双线进展，一条聚焦于被害的克拉特一家的生活圈，另一条细细牵出两个凶手的成长和家庭。双线交替中，两个美国如工笔画卷般展开：克拉特一家克己自律，信仰虔诚，否认邪恶存在的可能，在阳光普照的堪萨斯农场上撑起一场典型的美国梦；凶手史密斯和迪克代表的社会边缘人，满心厌恶，心怀破灭的浪漫美梦，一生与幸福无缘，他们的生活是令人怜悯的丑陋、孤独的过程，是一个幻象接着一个幻象。在那个血腥之夜，两个美国重叠了。

    一部《冷血》，也带出了两个杜鲁门·卡波特，一个是写出了《蒂凡尼的早餐》、在上流文艺圈足智多谋的万人迷，敏于纤细精致的事物；另一个卡波特黑暗沉郁，难以摆脱幼年孤苦带来的阴影，是发现死亡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克拉特案审判后期面对些什么、扮演了什么，只是《冷血》之后他与纽约文艺圈分道扬镳，从此深居简出并沉溺于杯中物，直至59岁时匆匆死于酒精中毒，再也没有写过任何东西。想来，让他信念幻灭的，不会仅是死刑带来的道德悖论。

历史如何到来，如何离开

    六十多年后，《法兰西组曲》的手稿终于变成铅字，这些年可还有人偶尔会想起，那个被形容为“30年代的萨冈”的犹太才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翻看这个被尘封一个甲子的故事，恍觉1940年6月巴黎人举家出逃的画面历历如昨日，战争、生命、希望和夭折的爱情，这一切仍带来清晰的疼痛。未完成的《法兰西组曲》，成了伊莱娜在被带往集中营前留下的一幅纤毫毕见的画卷，一幅她身在其中，又想努力看清一切的历史画卷——在那个曾经自私、懦弱、被践踏的法国，时代洪流里携裹着的惟有历史的牺牲者。

    伊莱娜在描绘历史的时候，亦藐视着历史，就像她说：我所展示的恰恰不是悲剧，而是他们身边的繁荣。她从容地写着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看似平静的生活，透过这份“平静”追问：历史如何到来？如何离开？若个体已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和人性，那么是谁操控了这一切？都是带来疼痛感的问题。可惜，她来不及接着追问猝不及防的历史了：在《柔板》完成后她就被带去集中营，再也没有回来。

    走过几十年的辛苦路，这部古典而真实的作品命定该浮出水面，以一种富有尊严的姿态，对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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