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遗失在光阴之外（2）

　　第三章　英莲
　　
　　1
　　那年七月，他独自背起行囊，来到山里，沿着羊肠小道，一直往前走，绕过盘在山崖上枝干虬曲的马尾松，再穿过一丛丛烂漫的山花，就再也寻不回原来的路。他并未因此感到恐惧，他也不怕路边茂盛的草丛中是否会蹦出吃人的兽。他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来这山里是为什么。
　　天色眼瞅着隐暗下来，风从清凉渐至刺骨，山的形状一点点变大。他在溪流边停下，掬把水，往脸上浇，然后看见林边一所屋顶褥有茅草的房子。兴许是矫情，他心中生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杜甫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他不无自嘲地咧嘴微笑。门是虚掩的，应手而开，正在屋里烧火做饭的老人见他进门，放下手中的木勺说，找谁？老人说的是乡音，声音嗡嗡的。不过，他能听懂。他说，师傅，我怕是迷路了，能否借宿一晚？老人的眉毛跳了跳，打量了他一会儿点点头，呷过饭么？
　　他摇摇头放下行囊，在灶前矮竹椅上坐下。老人往锅里添了把米，水咕噜咕噜响。弥漫开来的水蒸气打湿老人的眼角眉梢。老人并未再说别的，比如他从哪来，来这里干什么。也许是陌生，也许是因长期独处而不善言词吧。他们沉默地坐下。他递过去一支烟，老人一开始不准备接，拿起搁柴堆上一根黄澄澄发亮的烟杆，他继续塞，老人接了，点燃，啧啧嘴，眼里渐渐露出柔和的光芒。
　　
　　窗外已经有了月光，颜色发黑。空气里弥漫出苔藓的甜腥味，被风扔进屋，粘粘地贴在脸上，痒。低矮的灌木在大地上此起彼伏，黑色让它们丧失了树种的意义，凸起或凹下，状若野兽，口鼻间喷出冰凉的气息。没有鸟，鸟都睡去了。但若沿门口那条斜斜的小径，绕过湿地，进入不远处的山林，可以在密密麻麻的枝桠间发现它们，一只只，黝黑的，肉质鲜美。这时，只需打亮手电筒，让强光对准它们，再伸出网兜去套，不消半时辰就能弄上十几只。它们的智慧已被夜晚撒下的谎言所彻底蒙蔽。
　　
　　他把烟点燃，深深地吸了口，开始打量四周。
　　屋子很小，不到二十平方，左边墙壁下搁了张做工甚粗糙的杉木桌，桌腿上深褐色的树皮都未剥尽。因使用日久，桌面泛出油光，还裂着口子。墙是泥巴墙，焦黄，从豁口处能看见里面隐藏的三指宽的篾条。篾条旁贴有一张很有些年月的毛主席像，旁边还有个小门。右边墙壁上方并排贴了俩张搔首弄姿的美人头像，下方钉着条米许长半尺宽的木板，上面胡乱放着一支牙刷、一管用了大半的中华牙膏及一些别的生活用具。木板下是垒得整整齐齐的柴禾。
　　老人的脚就架在柴禾上，裤腿漫不经心地卷到膝盖处，露出粗壮的汗毛与几块椭圆状紫黑色的伤疤。老人的左手抓着他递来的香烟，用力地抓，姿势不无笨拙。老人的样子看起来非常享受。老人是护林员，姓林，林师傅。
　　老人的脸因长期的日晒雨淋呈现出紫黑色的光泽，皱纹叠着皱纹，眼窝深深地藏在皱纹里。老人应该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尽管双手如同钉耙般粗壮结实并满是茧子。老人咳嗽了声，喉咙里嘎嘎响，吐出口痰，用脚拭去。老人没说话。他也没。房间里没有闹钟走动的声音，静极了，时间似乎已经不再流动。老人与他屁股底下的竹椅不时地咯吱咯吱响上一阵。屋外传来水从岩石上跌下时发出的毕毕剥剥的细微声响。应是水声。虽然溪流离屋子的距离怕有百米，在这寂静天簌中，也许只有水的声音才能穿透重重夜幕。溪水甚清，水底铺满黑石，映得出人的五官眉目。石头大小迥异，多呈扁圆球状，卧于水中，东一个，西一个，踮起脚踩在上面，就能从溪这头走到那头，不过却没见着鱼。也许鱼都被老人抓来找牙祭了吧。他这么想着，微笑起来。屋里的空气活泛了些。老人的脸上有了笑意。老人此刻的样子有点儿像父亲。
　　
　　父亲是2000年退休的。单位上敲锣打鼓送来一块“光荣退休”的牌匾时，父亲正挑着一对木桶去屋后的菜园浇水。家里人都劝父亲不必再去菜园子里，万一磕磕碰碰什么的，就不大好，再说家里又不缺这些买蔬菜的钱。父亲就不肯，说，这是煅炼身子最好的法子，还能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用大城市里的人的话来说，这叫“有氧运动”。话虽这样说，但他想，这恐怕是父亲心里对土地那种本能的誊恋在作怪。
　　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是离不开的。父亲虽托那位据说有一手精湛阉鸡手艺活的爷爷给的几块银洋念了书，考取一所农校当了国家干部，吃上公家饭，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先是蹲在田边干农业技术员，后来回老家就改行与山上的树结下不解之缘。父亲是庄稼人的性格，不善言词，不通人情世故，按母亲的话说，别人在他的眼皮底下分钱他也不会上前问一声，只晓得埋头干活，莫说去别人碗里抢吃的，就连自家碗里的也守不住。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父亲现在在路上若见到铁钉啥的，总要揣入口袋弄回家。这放过去还情有可原，毕竟物质太匮乏了，省一分是一分，可如今都啥年代了？母亲说父亲狗改不了吃屎，就这么大出息。父亲也不分辨。过些日子若要钉箱子、木板，父亲就会从旮旯里找出那铁钉，很得意地摊在手上给母亲看，弄得母亲好气又好笑。
　　
　　父亲吃过很多苦，手比老树皮还黑，一年四季开着裂口。这是粗活干多了的缘故。父亲会不少手艺，尽管不那么精致，但打的桌子一定是平的，砌的墙也一定是直的。当年烧锯屑时窝的一种灶更是远近闻名，不仅火旺，而且省。自力更生确实煅炼人，母亲老笑话父亲，说父亲这个人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也能。
　　父亲农校毕业分配在一个离老家有千里之远的农垦场，半年后就把母亲接了去。他们俩是乡里老人做的主。媒人对母亲说，那是堂堂正正吃公家饭的，跟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也甭想挨饿！连挨饭都甭想，那岂不就是天堂了？比父亲小七岁年仅十八岁的母亲动了心。那时，母亲真美，十里八乡都闻名。他见过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梳齐耳短发，抿唇，笑容腼腆，头发上沾有一块纸片。
　　
　　他问母亲，那是什么？
　　母亲笑，是红纸，在老家，出阁的女儿家得扎红头绳，那时你爸虽寄了钱来，但我舍不得买红头绳，想多留点钱在身边，就用红纸代替。
　　他继续问母亲，那为啥照相就舍得花钱？母亲白了他一眼，嗤嗤地笑。
　　父亲在旁边搭话，猪八戒照镜子，臭美显摆着哩。
　　确实，在那个年月，照相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沐浴，净衣、焚香，出门前还得再朝搁神龛上的祖宗牌位拜上几拜。他问母亲，有这严重么？
　　母亲说，咋不？那时老人们都说这相片怕是要摄走人的魂魄。我都吓得够呛，不想照，可又怕你爸不满意我的模样，所以咬咬牙，照了。
　　
　　就这样，按当时风俗已是大龄青年的父亲满意了，又寄出更多的一笔钱，以为路费。母亲一个人挑着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出门了，连夜走六十里路到县城，再搭班车坐十几个钟头到省城，上火车，次日清晨才赶到父亲那儿。父亲手捏相片，守在火车站边就不敢眨眼，很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母亲，赶上前，张嘴喊了母亲的名字。母亲轻轻地哎了声，也喊了声父亲的名字。父亲点点头从母亲肩头接过缝纫机，挑上肩膀。从火车站到农场还有四十多里路，他们当年就这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步步走了过去。场部的食堂当晚加了几个菜算是喜宴，洞房是场部临时空出的一间办公室。他们的全部家当除了母亲不远千里挑来的缝纫机，还有一张床，一只桌子，一个父亲在学校念书时使用的樟木箱。母亲那张相片与父亲梳着三七开小分头的相片并排贴在大红的喜字下。结婚证是后来补领的，一式两份，摊开约16K大，中间最显眼的位置写着一行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
　　
　　清苦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他们虽然不曾自由恋爱，也恩恩爱爱。或许是因为物质在那个时代是极为渺小的，或许是环境逼得俩个举目无亲的人不得不互相取暖。母亲在以后的日子里虽常笑话父亲没本事，但从未否认过父亲对她的好，是真好，家里若有一个桃，一定是母亲吃；家里若有两个桃，也一定全留给母亲吃，家里若有一篮子桃，父亲顶多会吃那几个被虫咬过的。母亲至今不忘那年腊月，她肚里怀着他一个已夭折的哥哥时，突然想吃鱼，想得要命，就哽咽出声。那么冷的天，到处白茫茫的，北风刮着天幕，扬落斗大的雪花。农垦场附近河里结的冰上都可以走人。父亲默不作声出门，问丈二摸不着头脑的邻人借了渔具，到河边，先搬石头在河面上砸，砸开洞，掀开厚厚的冰层，赤脚下到水里，忙乎大半天，弄回几条小手指头粗的杂鱼儿，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做出碗热气腾腾的鱼汤，然后一点点喂给母亲喝。母亲说，她当时就哭了，哭得特伤心。
　　
　　他从行囊里找出相机，“林师傅，给你照几张相？”
　　老人回过神，连忙摆手，“别，别，别浪费胶卷。”
　　老人知道胶卷，似乎不知道他手中拿的是数码相机，数码相机的风行也就这几年的事。他抓拍下老人挥手的一瞬间，定格，调出画面，凑过身，给老人看，“这是数码相机，不费胶卷，我给你多照几张，挑几张好的，到时洗好，再给你寄来，行吗？”老人不无疑惑地瞧了他一眼。他挠挠头，试图把数码相机的成相原理讲清楚，可肚子里那一点儿水实在晃不出啥声响。听着他结结巴巴的声音，老人的喉结蠕动着，原本绷直的上身渐渐舒缓，掐灭烟头，拿起烟杆，塞入嘴里嘬了口，又放下，手往衣襟上擦了擦，“我能摸摸它吗？”他点点头，老人小心翼翼接过相机，侧头，眯起眼，就着灯光打量起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嘴角浮起笑意。他伸手来回按动“放大”、“缩小”键，以便老人看得更清楚。老人的左下颌有道斜斜的刀疤，被拉拉荏荏花白的胡子掩着，若非距离这样近，还真瞧不出来。
　　
　　老人有什么样的过去？一个人在深山里虽说可得天地之意，却也孤单寂寥。他曾有个同学，大学毕业后志愿去西藏，大红花戴着，口号震天响地喊着，结果呆了没一年，就扔下档案，一个人跑回内地。问同学为何这般没骨气。他同学乎是用仇恨的口吻怒吼：妈的，那不是人呆的地方，我情愿在龌龊的红尘打滚，被狼心狗肺的人群撕开吃了，哪怕全身血淋淋的，那也是死在一个有人味的地方啊！
　　孤独是可以享受的，但需要相应的智慧与骨格。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孤独。它太过清冷，甚至能让人丧失语言这种人与人交往必要的基本能力。能长久在孤独中呆下去的只有三种人。能深刻的，将成为哲人，并享受孤独，一种带有审美意识的主观存在的享受。不能深刻的，有思考能力的，将发疯，他害怕孤独，为逃离孤独，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各种角色的有机综合。最后一种人大抵是山中成了精的猴子，纵然能活上一千岁，可他看不出这种人当初从娘胎里钻出来的目的。人，之所以是人，起码不应该浑浑噩噩地存在。眼前的老人是哪种人？他望着脸庞与父亲颇有几分神似的林师傅就出了神。
　　
　　老人递还相机，倒了碗水。他接过来，说谢谢。老人坐下来，目光里透出一丝苍凉，会下象棋么？他说，会一点点。老人说，来几盘吧。他说，好的。
　　他读过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文章讲述了一个曾被迫害在监狱里学会用自己的左脑与右脑下棋的神经病。他也看过阿城的《棋王》，是讲一个舍棋之外再无它物的棋呆子。老人显然既非神经病，亦不是棋呆子，准确说，老人的棋艺并不高，第一盘，他没输；第二盘，老人没赢；第三盘，他剩孤卒单相，老人余双士。对老人而言，象棋的存在或许仅仅是为排遣寂寞，所以尽管每枚棋子都被捏得油光锃亮，但老人的心肯定不曾放在这儿。老人一直若有所思。当他摆好棋子，打算下第四盘时，老人喟叹了声，“要是我儿子还活着，怕也有你这般大了。”老人的声音很轻，他还是听见了。
　　老人原本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孩子从小酷爱象棋，十岁那年，从母亲衣兜里偷拿了几毛钱买了盒木制象棋，被母亲发现，气得半死，抄起手中的锅铲就打，没打几下，孩子口鼻流血，送医院抢救，已经不行了。孩子的母亲发了疯，没过几年咯血而死。老人也彻心若死灰，来到深山里做了名护林员。至于脸上的刀疤，那是偷木材的人砍的。老人的话始终是平平淡淡，仿佛在讲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的故事，而且似挤牙膏，他问什么，老人才答什么。譬如左脚脚踝上扁状深紫色的疤是蛇咬的，右腿腿肚上那个特别大呈漩涡状的创口，是野猪獠牙挑的。
　　不适当的好奇心或许会揭起老人更多不愿触及的伤痛。他没再问啥，端起相机，为老人拍了几组相片。当他放下相机，老人叫住他，眼神有了点浑浊，问能否帮一个忙？他说什么忙？老人起身进了内屋，再出来，手上小心地托着两张寸许宽发了黄的相片，上面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女人与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影像并不好，发糊。女人的相片背后写着两个字——英莲。这应该是妇人的名字。他愣了一下。老人继续问，能否用数码相机把刚拍的相片和这两张相片弄成一张合影，就是全家福那种？他说能，在数字化的今天，这并非难事。
　　
　　夜风凉凉，月已挪至山林后面，几束青白的光从罅隙里溅出，打湿黝黑的天幕。老人从柴禾堆里摸出一个巴掌大平底卵形黑色的器物凑至嘴边，呜呜地吹。大抵是埙吧，那种先人们摹仿鸟兽叫声制成的原始乐器。他竖起耳朵，闭上眼睛，默默倾听。
　　
　　2
　　父亲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这从走路的姿势也能看出来。哪怕马路有十米宽，父亲必定紧紧地挨着电线杆，步子碎碎，头往下垂，身子前倾，眼睛直视地面，一只手夹着破旧的印有“上海”字样人造皮革的公文包，另一只手小幅摆动。父亲不嗜酒，不赌牌，不耍麻将，不爱照相，若身边有女同事，距离一定保持在一米以上。衣着从来是乱七八糟，一只裤管卷到膝盖，一只裤盖会踩在鞋底。一年四季穿的都是解放鞋，若鞋底磨破，父亲会问修车师傅讨来一小块自行车外胎，剪好，用胶水粘起，而这双鞋的鞋面早已是补丁摞补丁。
　　
　　父亲年轻求学时曾风光一时。
　　他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相片，真是英俊潇洒，浓眉，挺鼻，大眼，额头略凸起显得格外饱满，眼神清澈，嘴抿成薄薄一条唇形。从小到大，父亲都是班干部，入农校就做起学生会主席，毕业到了农垦场更是深得领导器重。没多久被推荐成全省代表，手持红宝书，跑去北京参加“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时，农垦场里有不少上海下放的女知青，凤求凰之类的事没少发生，其中最痴情的是一个姓刘的，竟然在全场春节茶话联欢晚会上，乘着酒意，把亲手织的一条绒毛围巾系父亲脖子上。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勇气，得冒被打成女流氓的危险。
　　那时母亲还不曾出现。按说，父亲大可坦然接爱这份爱情，说不准，他也有机会降生在上海，哪怕高考成绩低于全国平均分一百分，也能有幸成为天之娇子。父亲却畏之如蛇蝎。多年以后，父亲与母亲开玩笑时就解释，天晓得这女人的家庭成份是啥，万一是资本家，岂不糟糕？
　　由此可见，父亲那时对从五湖四海聚到这个农垦场的异性都时刻保持着一颗警惕的心。当然，这也能理解，百恶淫为首，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苗子，那是绝对不能在生活作风上出问题。
　　父亲说，那时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单纯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母亲对此话抱以冷笑，立刻反驳，这是因为你是木头人，看不见罢了。那些女知青一个比一个骚得厉害。区别只在于有的骚得慢，有的骚得快。
　　父亲说，那是你没见过世面，人家大城市里来的，大庭广众下动作稍显亲呢那也在情理之中。
　　母亲冷笑，那个给你织围巾的英莲，就不记得了？
　　父亲闭上嘴，眉头一跳，眼角皱纹深深地往眼眶内挤去。母亲意识到失言，赶紧扯开话。他们俩老了以后老爱斗嘴。他好了奇。当时，他没问，过不久，母亲独自在厨房烧饭，他帮母亲剥豆荚，有意无意又提起这个英莲，这一回，母亲却开始长长叹息。
　　
　　英莲，应怜，汉字的神奇或许即在此处，通过音、形，在冥冥间射出一道神秘的光束，将两种原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令人嗟叹。英莲应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奇女子，可惜有命无运。父亲是没有那福份娶人家。
　　那年冬天，天空被寒风伸出的足有三尺长的爪牙不时地挠出嘶嘶的响。鹅毛大雪又急又密，覆盖整个大地。一头头看不见影子的嗜血凶兽在天地间纵横跳跃，远远瞟见山岗上歪歪斜斜一个人影，飕飕几声，各自咧开雪白的獠牙，凶狠地扑去。
　　父亲被农垦场领导派去总场送份紧急材料，抄小路去，虽不甚远，就三十四公里，但陡，且滑。父亲秉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跌跌撞撞赶到总场，拿到批复，当即往回赶，一路冰屑，手足都软了，好不容易爬上一处叫女儿坡的坎，再下去就是农垦场外围那几所破破烂烂却被白雪打扮得诗情画意的房子，心头松开，脚下一绊，从高处摔下。幸好雪厚，没断胳膊、腿，头在凸起的岩石处一撞，当场晕迷不醒。
　　暮色沉下，偌大的天空连只鸟儿都没有。父亲眼瞅着就得被大雪冻成冰砣。事有凑巧，英莲那天不知道中了啥邪，居然紧裹着一身军大衣跑到这要吃人的冰天雪地里来散步。这可能是她从大城市带来的小资情调在作怪。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她心里一直惦记父亲。这话就让刚过门不久的母亲愤怒了。但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英莲来到父亲身边，踢了父亲几脚，赏了父亲几个耳光，见父亲仍没反应，没选择跑回去叫人，而是弯腰搀起父亲，背上肩，再一步一步往回挪。
　　
　　按说英莲若把父亲背到场部又或母亲处，此事也就算完结，英莲还有可能成为女英雄，并赢得母亲一辈子的感激，但她偏偏驳错神经，把父亲背回自己与另一个女知青同住的小屋。那女知青也是饭桶一个，见英莲如此鲁莽，不去提醒这样做的风险，只晓得紧搓双手满脸惊恐，咋办哩？咋办哩？这人是不是要死了，脸都青了。
　　此刻的父亲活像一块冻硬的石头。也许父亲正梦见天堂。当一个人的体温降到某种程度，意识就会模糊不清，然后被一种甘美的恍惚感笼罩。他阅读过一位学者用一段华丽的词章对这种体验做出令人砰然心跳的描述——数千条光彩夺目的光线在眼前闪耀，数千台大炮的轰隆声在耳边微微地响。一种令人平静的倦意不断地涌现，好像自己就已从世上所有的焦虑及苦难中解放出来。空气流淌着的清新优美的音乐缓缓爬上树梢，轻颤……
　　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即要葬送掉一个黄花闺女的一生，躺在别人的被窝里僵硬着幸福着。
　　
　　母亲说到这里，放下锅铲，揉着眼圈喃喃说道，她咋这傻？
　　他把一粒剥好的豆子抛入嘴里，轻咬，青涩的，舌尖微甜。他说，咋傻了？
　　母亲说，她帮你爸脱去衣袜，自己也脱光，再钻入被窝，就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紧紧抱住你爸。她就算不晓得去屋外抓把雪把你爸的身子擦暖来，也大可以去喊人。犯得着这样？
　　他说，不是犯得着与否的问题。或许是她根本就没想到那碴，只是一心一意想救回爸爸。爸爸年轻时真有魅力嘛。让一个姑娘家如此这般，不简单。
　　母亲啐了他一口，脸上泛起一丝茫然说，我也这样想过，可这是不是有点儿不知羞耻？
　　他说，这或许令人羞耻，但不可耻。如果那时你是那位英莲姑娘，又不懂得拿什么雪去擦暖冻坏的人的身子——我怀疑你那时根本就不懂这个，说不准，还会急忙烧盆热水把爸爸的手脚放进去煮——你是否会像她那样做？”
　　母亲的脸红了，声音不大自然，胡扯。我们是夫妻，她与你爸是什么关系？
　　他说，她喜欢爸爸，或者说是爱，你也一样。
　　放屁！母亲用锅铲敲得锅沿当当响。
　　
　　英莲就这样成为了农垦场众所皆知的破鞋。这就好比一个光滑的蛋，本来是要孕育生命的，自从裂开过一道缝，马上成了蚊虫聚集的场所。流言蜚语杀得死人，各种有鼻子有眼的说法热气腾腾地出炉，而英莲所扮演的毫无疑问全是不要脸的婊子、人尽可夫的荡妇。事关男女关系，受伤更大的总是女人。
　　父亲在事后始终谨慎地保持沉默，或许父亲对英莲心存感激，但不能为她作出辩解，一则父亲确实无辜，当那个女知青喊来场部领导时，父亲仍未醒来；二则父亲若辩解了，父亲与英莲就是奸夫淫妇，不仅名誉将扫地，政治生命丧失殆尽，母亲恐怕也不会轻易饶过。所以，在众多版本的说辞中，父亲逐渐被虚化成一个雄性生殖器的符号，或者说是一块别有用心的阴影，其存在的意义只为凸显英莲是多么贱的一个烂货。
　　尽管英莲装作没事人般每天照常出工干活，再也没哪个女知青愿意与她在一块做事。“烂货”这个词汇不仅具有巨大的杀伤力，且比瘟疫更有传染性。她们避开她，远远躲在一边，若用一句恶毒的俚语表达，就是“拉屎都隔三丘田”。这些人中自然包括那位与英莲同住一间小屋原本情如姐妹并曾目睹事情全部经过的女知青。英莲心中的难受可想而知，毕竟她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对于众人这种突如其来的唾弃，缺乏相应的心理承受能力，人迅速憔悴，整日沉默寡言，心神恍恍惚惚。
　　女人的身体显然具有娱乐公众的功能，哪怕她什么都没干。在那个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英莲的所作所为无疑为大家提供了最值得反复咀嚼的话题。她身体上的某些特征，譬如乳房上的一块圆形胎记，从她曾经的女伴嘴里传播开来，被夸大、形容，无数次地出现在那个冰凉的冬天。人们津津乐道着英莲。渐渐出现一种最无耻的说法：英莲是花痴，哭着喊着求男人上。某年某月某日的下午，在上海的某条街某幢楼某间屋里，她曾脱得光光的，与五六个男生逐一交媾，然后躺地上，让他们在她肚皮上打扑克。而那些男生事后无一不阳痿不举，因为她懂得阴阳采补。于是，英莲不仅成了一个让男人意淫的婊子、烂货，而且还是一个让男人恐惧的女巫、妖怪。
　　这种越演越烈的说法彻底地摧毁了英莲的底线。她无从追问谣言的源头，所能做的只能是愈发高傲地扬起下颌，从那些不怀好意的视线下慢慢走过。
　　
　　她是否曾把目光投向她所帮助过的父亲？她哭过吗？她是否对自己那天的冲动深感后悔？她为何不从这个已无她容身之处的农垦场逃回大上海？哪怕饿死，被火车撞死，被人活活掐死，也比这种屈辱地活要好啊！
　　这些他都无从知悉，在母亲欲语还休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他只知道过了段日子，附近村庄几个较闻名的“二流子”——一种在中国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块土地上都大量存在的无所事事靠酗酒赌博斗殴打发时间的人，跑到农垦场，嚷着要看英莲，这个传说中有几个阴道的女子，然后开始动手动脚，说种种下流话。在远处旁观的几个女知青以为英莲会挥动锄头赶开他们。事情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那些“二流子”。
　　英莲放下手中的锄头，弯腰，捡起一根树枝，褪下臃肿的毛裤，将树枝插入自己下身，用力一拗，拔出。腥红的鲜血激涌而出，洇湿仍在春寒里战栗的泥土。英莲的嘴里如释重负地吁出口气，抿紧唇，目光痴痴呆呆，轻轻说道，“好了，我现在不再是处女，你们谁第一个上？我就嫁给谁，做他老婆。”然后，躺下，躺在冰冷的土地上，叉开四肢。人心终究是有肉做的，面面相觑的“二流子”中一个年纪稍大的，清醒过来，望着脸上正淌着大串大串泪水的英莲，飞快地脱下上衣，裹住她的下身，朝着其他几人就吼，快，找赤脚医生来。
　　
　　母亲说到这里皱起眉头。
　　他纳闷了，场部不是有医院么？英莲为啥不上医院做妇科检查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没有问母亲为什么没再提父亲，这显然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你问我，我问谁去？其实场部里不少人都心知肚明英莲是黄花闺女。只是不说罢了。这看眉毛就知道，母亲小声嘀咕了下，老人们有经验。
　　母亲说的这话他信。那些活出年头的老人确实一眼就能辨出大致端倪，颈细背直、鼻翅未开、眉梢未散、腰不婀娜、臀不浑圆……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他浪荡天涯时，也曾有幸见识过这样的老人。当然，老人的经验中也不乏比较富有幽默感的无稽之谈，比如，在马桶中放入浮灰，让检测的人退下裤子坐在其上，在她鼻里放花椒或用鸡毛轻拨，使其打喷嚏，如果灰扬起，就不是处女，反之就是。只是，老人们为何不站出来替英莲说句公道话？难道大家都忘了她是在救人吗？但这并不奇怪，受她救命之恩的父亲又何曾站出来说一句话。
　　母亲的眉头皱得越紧了，你说，她是不是疯了？
　　他没有回答，只是反问了声，然后呢？
　　被农场领导调到别的省去了，以后没音讯了。母亲惊叫一声，急忙挥动锅铲，锅里的菜已散发出糊味，此刻，对母亲而言，没有再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他把洗净的豆荚放入盆内，出了厨房，沿那条走过千百遍的小路往后山行去。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土坡，山路窄窄，路两边开满黄色的小花，花瓣是椭圆状的，每朵花皆是五瓣，一朵朵，活像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而那密密麻麻长勾形的花蕊从拳头里悄悄地伸出头，观望着他。山下是片灰墙黑瓦，房舍的尽头是那条白色的丝带般静静缠在县城腰腹上的河流。点点阳光打在上面，泛出令人窒息的光芒。这么多的时间流过去了，它的模样仍无半分改变。
　　没有什么不会被人遗忘，不管谁都逃脱不掉苍海桑田。再怎么样的疼痛只会被岁月一点点过滤成“没有”。终有一天，母亲会忘掉英莲这个名字，事实上，母亲一直未说起自己在那件事中曾受过的煎熬，而那种煎熬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他在山坡上坐下，任微风轻抚脸颊。
　　他想起一个女人，名字也叫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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