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众生，一切皆佛
南都：斯奈德被中国读者喜欢，是因为他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你怎么看待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杨子：斯奈德年轻时被他的同胞称为“中国佬”，可能因为他热爱中国文化，长得也有点像中国人。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中国的烙印，但他在日本文化里沉浸得更深。他结过四次婚，其中两任太太是日本人。他曾经在京都的寺庙里修禅。他懂日语，有一些非常亲密的日本朋友，他翻译过日本大诗人宫泽贤治的诗。他与日本文化的亲密感让我想到小泉八云，他与中国文化反倒是一种神交。他远比庞德更贴近中国，但因为不是直接的接触，毕竟隔了一层。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他才跟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踏上中国的土地。
他年轻的时候，中国政治运动不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时他是不可能来中国的。“文革”期间大陆高僧受到迫害，僧侣被迫还俗，很多庙宇也被砸毁。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文革”期间他像安东尼奥尼一样游历中国，他的诗歌会是什么样子。他一度对毛泽东充满感情，写到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苦行僧般的生活、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他说中国亿万人民的蓝工装很伟大。但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南都：斯奈德翻译过寒山和白居易的诗，也读过《道德经》、《庄子》。
杨子：对。他曾经是陈世骧的弟子，跟陈先生学唐诗，翻译寒山子和白居易的作品。他译的寒山诗在美国名气很大。寒山后来成了“垮掉派”的一个英雄。斯奈德愿意在荒山野岭、或在很原始的文化里生活，漫游，是把寒山当作了先驱。中国文化在他的诗里也有所映现。比如《松树之冠》这首诗就受到了王维的影响。影响他的主要是中国诗歌的气息，禅宗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留意过中国禅宗里有多少诗歌，有多少诗意，有多少直达诗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拿斯奈德与美国诗歌的源头之一、伟大的艾米丽·迪金森来做一个比较：迪金森的头脑里强迫症般地总是装着一个上帝，她既被一种隐蔽的力量推动着趋向他，又本能地怀疑和拒斥他，所以迪金森的诗歌有大量晦涩的象征和隐喻。相比之下，反倒是十九世纪的迪金森比二十世纪的斯奈德现代得多。斯奈德的诗歌明白具体，轻松自如，正像佛教所说，一切皆有佛性，一切皆可成佛，他所遇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诗歌，包括京都大德寺外一头牛刚刚拉下的粪便。
可以说，借助禅宗的能量，斯奈德打破了所知障，打破了二元对立，获得了某种自由和神通，进入圆融无碍的境地。这是在一些和佛教有较深渊源的作家那里共通的东西。凯鲁亚克身上无疑也有这种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偏僻之地》中那组写日本日常生活的《六年》，从1月一直写到12月，他就像个入赘的女婿一样，把日本的山川，风俗，一年四季，角角落落，还有他在寺庙里的参禅，细致入微地写进诗歌，他使用的很多材料，恰恰是很多诗人从来没想过可以用在诗歌里的。
南都：因为他常年隐居内华达山里，提倡自然保护、反对工业文明，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称作“生态诗人”？
杨子：斯奈德对生态的重视，与他对“有情众生”的认知是分不开的。他甚至把“有情”的概念扩展到“无情”的范畴。比如一棵树是不会流泪的，岩石、山川也是不会流泪的，他把它们都看作有情的生命体，都应该得到爱惜和保护。自然是一个可循环的生命系统，破坏了部分，就破坏了全部。他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在《为伟大家族祈福》里有充分的流露，在这首诗里，他感谢大地母亲，感谢植物家族，感谢空气，感谢野生动物，感谢水，感谢太阳，感谢伟大的天空。这首诗采用了印第安人的一支莫霍克人的祈祷词的形式。显然，他希望他的感恩之情能被这些伟大家族的成员感受到。
学者钟玲曾去内华达山里拜访过他两次。有一次在夜里，斯奈德告诉她，树上现在叫的是什么动物。他对周遭的生物特别熟悉，就好像它们是他家族的一份子。
反哺中国文化
南都：翻译斯奈德的诗歌遇到过什么具体困难？
杨子：困难当然很多。斯奈德在日本待了很久，诗里有很多日语单词，这些都是托朋友请教相关专家解决的。一直到开印以前，还有一些问题陆陆续续在解决。比如他有一本诗集“N oN ature”，这个“N o N ature”也出现在诗集中《水面涟漪》这首诗里。有人把“N o N ature”译成“非自然”，我也一直没搞明白这“N o N ature”应该怎么译。后来才知道译作“非自然”完全是错误的，是对他的佛教背景不了解造成的。原来佛教里“N o N ature”就是对应于“有情众生”的“无情众生”，比如岩石、树木这些东西，所以我把它直译为“无情”。
南都：你更倾向于意译还是直译？
杨子：我是不太赞成意译的。诗歌译者应该以最大限度把握原作音调和气息为目标进行直译。我们已经领教过太多令诗意丧失殆尽的意译。任何自作主张、自以为得意的添加都是危险的，都是对原作的侵夺和篡改。
南都：斯奈德和金斯堡是好朋友，也都是有影响的诗人，你怎么评价这两个人的文学成就？
杨子：现在对斯奈德的评价越来越高。斯奈德一直否认自己是“垮掉派”诗人，但早年他的确与“垮掉的一代”过从甚密。禅宗方面，他是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引路人，是他引导他们进入佛教世界。他带着金斯堡到印度、尼泊尔远游，与最著名的高僧长谈。金斯堡后来拜了一位西藏密宗上师，他诗歌里纷至沓来的长句，迷狂和谵妄的表达，部分来自布莱克和惠特曼，部分或许正是来自密宗。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世界各地漫游，给大学生朗诵诗歌，他在捷克被选为“五月之王”，是一位世界级文化英雄。到1980年代，他在中国的影响似乎也到了可以称王的地步。他的诗选早已译成中文出版，而斯奈德的诗歌长时间里只有零零星星的翻译。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垮掉的一代”，所以“垮掉的一代”和许许多多另类文化一样，最终只是成了一部分人的珍藏和一部分小资的标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生态的日趋平常化，“垮掉的一代”，连同金斯堡诗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狂澜，已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斯奈德那种来自土地、众生和原始文化的生命力要比燃烧反叛的青春骚动长久得多。中国诗人对斯奈德也更容易感到亲近。他在东方的镜子里照出他自己，我们又在他的镜子里照出我们自己。当斯奈德用东方文化做创造性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正处于完全停滞状态。他亲近东方文化，从中获取了很多能量，你可以把这种东西称作神通、自在，也可以称作自由、智慧，现在他又用自己的诗歌和实践把这些宝贵的东西反哺给我们。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摄影：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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