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说我的写作不是讲故事，我也不会讲。我认为写作在于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的万物之谜，指向并言说天地万物之深奥，指向并无限切近这种感性背后最本质的存在。并不是沉默论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之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
言说即介入。但介入并非彻敞。
事物的源初本真是不可彻敞的。“如果存在某种不可说但对人类意义深远的真实，那么，人们怎么能言说这种真实呢？不可说的怎样变得可以说？”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著名宗教哲学家H-奥特提出并在他那里解决，“在此重要的是不可说的必须作为不可说的说出。‘不可说性’、神秘没有被消除。”那么，如何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 呢？
他指出，象征。只能通过这种介质。尤其是在生活现场中的那些物像，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物，越源生越日常越久远越具有象征意味。
《黑鸟为什么盘桓》实际上是一篇具有象征意味的物像小说。当初我严辞否决一种大众惯性的（故事化）写作，否定一种系统，一意孤行地确立物像，这确实是很生理很个人化的反应，就像吃某种东西就过敏就呕吐一样，它不适应我的身体和我的胃。我的体液（血）中有一种特别异质的东西，它抵制，它不允许我这么做。人一旦有了这种异质便不易在惯性轨道中滑翔，它规避，它易燃也易爆。如果顺滑它就有可能要分尸，要将我化为碎片，使不复存在。最主要的是我的身体需要陌生化，需要深潜沉，需要有异于淡水的咸海中的逆流；需要一种新的价值、新的路径和新的朗照。所以我不看好这种线性的很平面化的写作。我所认为的小说和我所认为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共在的，平等的。人不是升起的孤礁，不能孤立独存。人是由与人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辰大气液态）构成的，万物构成自己也构成人。它们像上帝的恩宠和奥秘一样日夜围浸着我们并成为我们。一点一滴的悸动、一匹树叶在枝儿上的轻摇、一只青蛙在一座新坟上的叫喊、一颗黑桑椹“莆——”的滴落、一枝猎枪的蛇影在水面蠕动……都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暗示着什么昭显着什么言说着什么。并非空穴来风。万物沉岑如默，但万物也倾声如诉，只是不为人知而已。
事实上，也只有物像（象征或隐喻）的写作，才既使“不可说的”作为“不可说的”说出，又保持了它们的“不可说性”与“神秘” 。
认为小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写就是生产，就像工厂流水线，一个接一个地组装，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地写无休无止地看。这是在制造庸众的。这是对现象的强奸、对世界真相的和个性的扼杀以及对物自体的粗暴干预。
其实任何一件事的发生都有迹象，有应和，有先兆，有预警。不是孤立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定的地理中赫兹共振。不同的时空也可并置。《黑鸟为什么盘醒桓》写了一个小孩的惨死，他妈妈很伤痛（振动），他的弟弟很惊恐（振动），周边的事物与气象一起振动。孩子是如何死的？是砍树枝、偷吃桑椹，还是被一枝猎枪捕杀？这是一个谜。作品没有明确的宣喻。但围绕这一事件构成的有许多动态、零碎的物像与临近的地缘片断，它们像一个阴谋，一种忧郁的雾霾，像大雨临界的种种征候，围浸着言说着，但又含糊着。这都是一些物像。
强调物像，实际上是强调了一种空间的、地理的要素。记忆的历史的时间的都是地理的，都会在大地上沉降或沉淀。地理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感性的东西，时间才是理性的。人对时间的记忆实际上是对一种地理（的记忆，因为它们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境遇）中发生的，然后在相似或相同的地理中遣悲怀、追忆、停顿或展望（向前推进）。地理诞生时间也迷失时间；诞生人类也迷失人类；诞生万物也迷失万物。
强调小说中的地理要素，应该说是从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开始的，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是对继乔伊斯意识流写作革命之后的一次再革命。它的偶在性渐变性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中的线性、逻辑性、系统性。这是空间颠覆时间，感性颠覆理性，把时间归还上帝。这种颠覆性的地理写作直指一种无法把控的最高存在、直指上帝的理性。上帝的理性即人类永远也无法参透的神秘性。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地理小说，也是我的小说观。《黑鸟为什么盘桓》是我的第一篇。还有些粗，还有点生硬，不精细。
2014．4．16北京牌楼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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