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刚才大家谈到并分析了李浩诗歌中的宗教色彩，我还不确认这种宗教色彩对李浩的诗已经构成了怎样具体的意义，使其诗获得怎样的“明亮”。其实，李浩的诗歌即使是不与宗教话题扯到一起，也同样有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个话题能大到关乎我们所期待的那一首大诗的形成，像刚才张杭、王炜等说的几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我把这几个词连起来就是一个结论性的话题：一个有“意志力”的“简单”的写作，同时又能够实现整体的“优异性”，这样的写作就是大气场的写作。意志力就是个人品质，简单就是透明、清澈和内敛，优异性是语言和内心的完整体现，是优秀又优雅，奇特奇妙。李浩如果能够做到这几项，就是卓越的诗人。因此，我觉得李浩任重道远，值得期待。刚才还有一个朋友提到李浩是“都市的自然诗人”这一身份问题，这是关于诗歌的对象与诗人的此在的问题，相信他已然明了。至于一首诗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另一样，我想这当然是由诗人的综合素养所决定的，是诗人在按照他个人的自然法则进行的。诗人与他的生活构成的是一种自然状态：混沌又清晰，有所指又模糊。李浩为什么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为什么不是迷迷糊糊地写，而是有确定性地写，这就是他已经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明了要写出怎样的诗。具体到他的诗，我觉得他的那些短诗，尤其是很短的诗是非常精粹的。他用语言打通了他的生活，并在最小的空间里释放了激情，我觉得他基本实现了对自己的要求。如果我与李浩私下单独聊的话，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认认真真的讨论两个原始的问题——写什么，怎么写。因为他的作品我基本都读了，我也是一边看一边想李浩到底写出了什么、怎么写的。当代诗人这么多，最终还是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谁才是最牛的。大家还一直在谈李浩的另一部诗集《还乡》，尽管现在是讨论《风暴》。这说明大家对他的《还乡》更加期待……似乎对《风暴》的期待可能小了点。《还乡》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写了什么”的一个答案吧。“还乡”覆盖了一种情结……现实问题……精神问题……是背离的，也是相辅的。大家都有个精神之乡并且是共有的精神之乡。所以写什么太重要了，可以克服无效的写作。写作有时候也是一种“预谋”下的写作，所谓伟大的作品源自伟大的构思吧。当然，你可以说伟大的作品正等待着伟大的读者，但我不这样自信，也从不敢这样自信。认真解决好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那迟早会写出一锤定音的作品。写什么太重要了，包括刚才艾蕾尔说的李浩那首《主人的塞壬》一诗，还有《消解之梯》，都是对写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最后，李浩的抒情性很强，语言也很优雅，但还没有能把自己的生活活脱脱地写出来，带血带肉地写出来……这是一个批评的话。写作就是浓缩你的人生，浓缩你的艺术观，浓缩你的一堆文化背景，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化的，就是要靠一些手法和方法来实现复杂和简单之间的关系。李浩的诗歌贯穿了一种精神——个我精神，它包括个人经验，宗教色彩等等。李浩的写作实际是一种生命写作，他能将他身体的能量扑上去，但是这个东西太抽象，生命的这种写作像涌血一样，这种东西容易浪漫主义化，当然我也在文章里说了，浪漫主义肯定是个好东西，绝对不要回避，你可以保留它，然后再加点其它的要素。
张光昕：李浩的写作究竟把上帝放置于什么位置呢？作为一个绝对的形象，诗人究竟把上帝当作指导他写作的一个美学上级，还是当作在宗教信仰上接受他祈祷和倾诉的主上，或者是与之平等对话的一个日常对象？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清理，我自己也一时没有答案。我觉得在李浩的一些篇章里，他的那种口吻、语调，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他自己的，而恰恰是被一种《圣经》的语体征服之后讲出的话。作为读者，对于李浩作品中的“我”，什么时候可以辨别出来那就是肉身的、本己的“我”，什么时候是一个受洗的人对上帝发出的声音，这在诗歌当中如何去区分？
另外，我还在补充一点我阅读时的发现：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他可能始终被分为两个状态，有他的白昼和黑夜，就是说，有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或者，理性的、集中的时刻和混乱、分裂的时刻。我发现，李浩的很多作品是充满着变化的，可能在短时之中他是突然完成的，有种情绪来临而突然完成的，这个时候，他是不讲究方法的，或者说，方法是无用武之地的。刚才张杭在说方法的问题，我觉得方法可能会凸显于一些更长的作品当中，或者说“第三辑”里的很多长诗之中，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还乡》。所以，我觉得李浩诗歌中的“时间感”是非常值得去挖掘的，那么，在我给李浩写的文章里面，我也用到了一个词，就是“垂直时间”，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时间，或者说叙述的时间，以区别于日常化的时间，即横向的时间。在垂直时间里，李浩背靠着一种强大的精神，他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在这里，我用的一个词就是“雕刻”，是写作的另一个称呼。他雕刻的对象也不同于以往，它们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既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非常扑朔迷离的一种东西，我把它称为“云”，或“乌云”。其实我读到李浩诗集中单独那首名为《风暴》的作品时，恰恰那天我也读到了本雅明在一百年前写的一首同名诗，也叫《风暴》，我发现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关注到风暴来临之前乌云的无限延宕，但是风暴又迟迟不来的那段时间。恐惧感和紧张感一直充斥在诗中，像李浩写的，“让身体醒来/追随死去的精神，进入风暴”。最后，他像期待未来那样，期待一场风暴。这个跟本雅明——在世纪之初他作为一个上世纪的90后诗人——所体会到的精神非常契合。
我觉得，李浩是一个早熟的诗人，而且他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给出的诗学主题跟以往的前辈诗人是有所不同的。他跟北岛一代，或者跟北岛后的第三代，或跟王家新那一代诗人都不一样，北岛是喊出“我不相信”的一代，而像王家新会经常与流亡主题联系在一起，或者跟一种知识分子的消极状况有关。在李浩身上，前辈诗人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更多看到的是，李浩对自己的位置清醒认定。这个位置非常重要，就是他找到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造型，这个造型就是一种肯定的姿态。我觉得，在当代诗歌中写肯定的东西非常难，也非常少，大部分人会很容易地写出怀疑、不满、否定，会写流亡、无家可归等。但是我觉得，李浩的诗有着非常笃定的一面，这个对于一个80后的写作者而言是非常可贵的，这很可能是跟他自身精神历程有关。
迄今为止，他写出了一种立足于肯定的作品，而李浩的这种肯定更多是一种飞行在高空中的，是高蹈的，所以李浩很多写法跟80年代海子的写法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他雕刻的还是悬浮在高空中的“云”，所以我对他的一个期待就是，能够降落到地面，能够处理“地云”，就是漂浮在地面上的像垃圾袋一样的“云”。所以，像《还乡》这样处理公共性题材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觉得，李浩应当把散落在天空中的那些乌云接下来，放回到大地上，去做一个土地的测量员，或者说是大地的事务官。这是我对他写作上的一个期待。
四、诗歌中的人称代词
王辰龙：如何运用人称代词，在新文学发生伊始，便成为亟待实践的语言问题。仅就现代汉诗而言，时至今日，人称使用已复杂多变，有些作品成功的奥秘也在于此。需要指出的是，仅从语法或修辞学的角度对人称作出分析，或许还不够，这是由于现代汉诗中的词语始终缠绕着迫切的意识形态问题。以“我们”一词为例，在当代诗史中，它的意义空间曾一度为革命话语所填满，当权力意志所允许的抒情声音将“我们”说出时，它是面目不清的“群众”，是被赋予光晕的“人民”，归根到底，它却是“无人”，从不包含由生活细节与隐秘心思构建起来的个体，这样一个“我们”所发出的声音，与发布最高指示时的高音喇叭保持着几乎同等的频率，只不过前者多了几分热泪盈眶的政治感伤。在我们的时代，有自觉意识的写作者当然不会再以政治抒情诗的方式去使用“我们”，问题的关键是“毛时代”便附着于人称代词之上的压抑性机制，至今犹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进入当代诗的人称代词（尤其是被国家意识透支过的“我们”），其有效性的前提，是对无处不在的权力意志与当下社会的内在逻辑作出辨识、承担，而李浩诗集《风暴》第二辑“我和你”中的一些篇什便有相似的诗学维度。
李浩诗中的“我们”，涵盖了“我”，这种融入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对“我”（一种孤绝自我）作出克服与提升。在《开始想飞》中，诗人写道：“夏天已过，我开始想飞。/我开始寻找，你埋在/树下的 男人的肋骨。”为什么寻找？因为“我”“在寂灭的初秋，/孤立无助。”那么，把“我们”视为愿景的“我”，要寻找什么呢？答案是“你”。在李浩的书写中，“我们”是具体的，它由“我”与“你”的相遇构成，以《你和我》一诗为例：“你我之间，公路/背向云中升起。//你仰望，就会出现/更多的公路。//它们通往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大片的密林/和空旷的草地，//都有向你我涌动着/深渊的窗口。”这首诗谈论了自由问题：自由是“更多的公路”与“任何一个地方”，是为可能性留出空间，与之相反，不自由是“只有一个”，没有选择余地的困境，“你我”一词则创造了超越困境的契机。诗中“你”与“我”之间关系的亲密，不言自明，类似的“你”也在《岛》《我们在悬崖上看云》等文本中与“我”在一起，“你”是爱人，一次次被“我”找到，而“我”寻找的“你”或与“我”相遇的“你”，也可能是陌生人，如在《天桥下的歌手》一诗中，“你”在隧道中歌唱，“……吃人的噪音，/和你的歌声一同，从你的身边/奔涌开来，封堵地下/通道的出口”，“你的嘴坚定地朝向摇晃的太阳”，最终，“你”仿佛是一位圣徒（“闪着光”），卖唱生活被赋予苦修者日常修炼的气质。“我们”或“我”虽未在诗中直接露面，但抒情主体的目光已将“我”与“你”紧紧联成了“我们”，或者说，“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作为“兄弟”的“你”。此处的“兄弟”带有宗教性，它的内涵可以参照《我沉浸在金子的目光里》中的诗句：“清晨呀我的兄弟，谢谢你/把我领进枫林之中……”
在《十字路口》中，人称代词“我们”与宗教生活的关系明朗了：“我们遵照神父的告诫，/站在路口，站在上主的//手掌上，等待着那张/银色的大网，从天而降。//我们站在那里，细数/来来往往的农用拖拉机，//骑电动车上班的女工。/这时工厂里的煤烟在我们/身后飘起，如同另一张网，/在晨光里扩展开来。”诗人为善恶之争找到“网”的隐喻，煤烟弥漫而成的暴力之网，对“我们”等待着的“银色的大网”展开主动围剿：“它们在我们的天空上，/阻断了行人的去路和货车的/规程。它们追赶，仿佛要将我们/从天父的手中吞灭。”“我们”是由信仰与修行凝结成的共同体，曾经被革命话语填充的人称代词，已转化为被神性照亮的新词。这首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我们”祈祷着的目光中，“他们”（由农用拖拉机与女工构成）出现了，“我们”与“他们”被罗织于同一时空中的暴力之网所缠绕。“他们”是李浩诗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称代词，以《沙雨泻入天幕》为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坐在饭店里，捧着他们如鼠的灵魂/他们在理想//与蔓延着瘟疫的躯壳内，/吹嘘明天。”通过对“他们”进行书写，公共领域被构建起来，那是一个廉价餐馆，它颓丧却为“他们”提供庇护，身处餐馆，“他们”能够发出声音，充满酒气与怨气的高谈阔论中似乎也闪烁着些微薄的光亮。与“我们”带有超越维度的教堂不同，“他们”的公共领域是世俗化的，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个“我”走进教堂相遇为“我们”，离开神性空间后，“我们”依然可以作为共同体置身于风暴的内部，而当“他们”离开餐馆，便重新分离成沉默的孤独个体，即“他”，正如诗中所写，餐馆外的“他”，“吃着玉米，面对苍天念念有词。/那些猫与狗，见他就跑”。李浩的诗已触及了我们国度中公共领域的脆弱与实际崩溃，具体的状况，阿伦特的思考可以提供参照，她曾写道：“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物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仰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问题的严重性即在于，“他们”有可能会滑落为“平庸之恶”的人群，成为权力机制的同谋：“他不明白/晨光中，遛狗围观的//太太和退休职工，为何嫉妒他/年轻的尸体。他们/围绕着他（煞白的身体）//如同黑风。”（《树丛里》）当“我们”与“他们”对立，最终的胜利者将不是任何一方，而是《十字路口》中出现的“另一张网”，这是最为悲哀的结局，它的正在发生或可能性，如同带有吞噬力量的黑暗，令人惊惧，而在李浩的诗中，又一个人称代词“你们”适时地出现了：“我过早地将你们邀请到我的/城市里来，因为我想和你们/生活在一起，因为我想//从你们的歌声里，获得来自/上主的能力和爱情。因为我想/知道你们如何爱神，你们/过去的甜蜜生活”（《天使们》）“你们”是神的使者，更高的存在，“我”作为“我们”中的一员，期待向“你们”学习爱的能力：爱“我”自己，爱“你”，也爱“他们”，最终获取对整体世界的真实之爱。在李浩的书写中，宗教生活不是被描述的客体，它已内在于现实生活的日常。诗人试图用“矿井”对他身处的事境作出高度象征性的概括：“漆黑的葡萄枝，如同矿井/在地上，连成一片天空”（《日光之下》）；“我们的心灵，像漆黑的矿井”（《晨祷》）。“矿井”有封闭的性质，它内含资本原始积累的黑色逻辑，生命体成为其中的工具，确保效率而压抑幸福的可能，而神性之光正是要照亮这矿井之暗，这光被诗人延展为强大的生命意志，正如特朗斯特罗姆在《序曲》中所写的那样：“当/穿过死亡漩涡之后/是否有一片巨光会在他头顶上铺展？”
邱岩：这次诗会讨论的主题十分广泛，由此，我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谈论一个诗人，或者诗歌，要从哪一方面去进行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见解，审美判断，开放性的讨论让参与者受益很多。但我本人对诗歌的技巧、诗意的构成等操作层面的东西更感兴趣，我觉得一个诗人写诗，跟诗人最相关的就是由这些语词所形成的诗意。我想知道一首诗在意义形成之前，它本身是怎么去形成诗歌的美感，语词的使用，诗歌的形式结构，诗歌主题等。
2014年12月—2015年7月，整理于现场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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