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你刚才谈到西尼的智性，智性是现代诗重要的元素，但我却同它很隔膜，你不妨谈谈它。
L：西尼的智性，与他的学者的诗学研究与关，你看他的关于诗人们的评说论文多么耐读，如他的《论舌头的管辖》最后论及他喜欢的诗人毕肖普，他既有学者的视野与专业能力和精神，还有对个人日常生活提炼和想象再现的能力；我无法用言语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这种尊敬甚至转移到了译介他诗集的雷武铃身上，我以为雷武铃之翻译西尼是可靠的，他们之间也有神交。
X：你的诗日常但不零碎，含蓄、克制但生存的严峻自出，语言与你个人的生命状态之间有一种自洽，这是一种很高的写作境界，请你谈谈写作境界与个人才能、人生处境、精神成长之间的关系。
L：因为我们当代诗人注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观照和提炼，诗就不会零碎，它是组成诗中的一个意象和元素。一首诗就是词语的组织，而情感因创作者的语调从词句句群中透出，这样如你所说，语言和个人生命之间形成一种自洽。
我有一首诗《燕子燕子》，写了很多年，早年处理完后总觉得不如意，后者不忍读它觉得把这这首诗写废了，就丢弃在那里，有一年也就是2014年我正在写一些新作，状态蛮好的，忽然想到要重写这首诗，一些句子冒出来了似乎催促我再写它，这样我又把那旧稿拿出来，改写，几乎是全新的词语构架，在这首中就融入了个人南北生活的现场。这样很自然地透现出我们存在的境遇我们的精神气息，在诗节的生成中。
一首诗最终生成和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之间确有着某种联系，它在你的身体里在长成，这需要时间要找到它的契机，它和你创作者的技艺精神理解力都有关系，不然它不出来；它是一个写作者整个存在的外显但又独立于写作者之外，它借由你将它完成了。
X：你的诗作在叙事、情感的处理上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请你谈谈在这方面的写作经验和认识。叙事是一种表达的手段，是为纠正抒情的空乏而生，但弊端也随之而来，你在运用这一手段的时候，都注意了什么？
有次在廊坊学院的讲座上这样讲过，现代诗的叙事和情感是相融在一起的,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的现代诗脱离了虚幻的抽象的表述,加强了可触可感叙事因素,使诗拥有了它自身的肌质和呼吸；诗歌的情感的传达和事件纠结在一起,让你分不清哪是叙事哪是抒情。 情感和叙事是无法分离的，诗本质上是情感的,同时它又是事件,诗就是一个混沌的存在。
新诗从叙事随着诗的后现代化进程而来，这使诗的客观化的样态出现了。早年我说过这样一个句子，我愿写出能够看见的诗歌，也就是说在意诗的客观性，诗的情感也是有空间的，或者说诗的情感也是可以能看见触摸到的，这是从现象学获得的观点。九十年代的写作者们他们融汇了译介到国内现象学的理论，他们在写作中悬搁了创作者的主观判断，让事实自我呈现；其实诗的客观的叙述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所谓叙事也往往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或显或隐的双重叙事，其实，诗的叙事是一种伪叙事，其实是抒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对我们以前抒情方式的某种抑制。
在写作中出现的叙述试图还原诗的语言的天然属性，这完成了诗歌语言的形而下的滑移过程，也实现了对当代诗歌中语言暴力的消解，这是九十年代以来诗歌所进行的重大的转向之一。
在九十年代个人的写作中，诗作中的叙述因素加强了，和当时的诗歌氛围是吻合的。我的诗作《她穿过黑夜的楼顶回家》《一个摄影师冬日的漫游》叙事的风格透显出来，在我以后的《母亲之歌》中由叙事转向叙述，你说我的诗中含蓄克制，可能与叙述有关。可能如你所说的，加强诗的叙事一些弊端也随之而来，往往会出现粘滞板结的现象，失去诗的飞行能力，但是如果你运用得好，你将叙述当成诗的生成手段之一，你融汇其他技艺，这个毛病会克服掉的，这不是诗途述的问题那是我们运用它的人的问题。
如前所说，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在诗中叙事也是和以往新诗写作的一种分野的元素，好多学者们都论及这一点。也这成为诗界内外人们的垢病的话题，但我以为诗的叙事古以有之，你看贾岛的《寻隐者未遇》无一句抒情，就是叙事，事的组合和拼接。人们对新诗中的叙事有些反映过激。古诗中可以叙事新诗难道就不可以运用这一古老技艺？！
有次我在一次讲座中论及诗的叙事时，引用过黄灿然的一首《亲密的时刻》。诗叙述的是诗中的“我”去看望医院中的父亲的事象。在讲座上读了这首诗，事后一个中文系的老先生找我要这首诗，他可能被感动了，他可能不再非议新诗的叙事了。
其实，诗中的叙事是新诗谋求自我解放的方式，如同朱自清说新诗的发展就得靠自身的散文化。关于诗的叙事，我是用了一些精力来想它的，所以细读过关于叙事学方面的理论，对它的理解也在更新着加强。
须知，叙事让诗有了更强的包容力，让诗呈现它应有分量，不致于落入轻飘飘的情感表达的窠舀。我在评述续小强的诗集时，曾详论过诗中多重叙事，这其中包含两个或多个同等重要性的共生的情节，还有次生的对戏剧独白的倾听与处理，对多种声音或语言情境所做的自我叙述——对诗歌情境开启的可能性，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实现的与未实现的、细微的或可能遗失掉的事态的多位组合叙述。
X：叙事元素的加入，让你诗中的日常经验和语言现实发生了哪些改变？
L：我在诗中加入叙事，后来写作日益明显，由叙事到叙述，它让你的日常经验的事件更多的融入到诗中来，你的语言与个人日常发生了某种必要的磨擦力，使你的诗作更有现场感，更有包容力，它把诗的领域自然给拓展了；这个话题在和与木朵的对话中曾论及到；随着写作持续的反思，随着个人对文本意识的加强，到了2012后的写作，方式有些变化，诗中的叙述不拘泥现场或事象，它加入了多重的词语的想象，或者说它是一种词语的组织，与外部事实不形成沾滞关系，诗的语言现实变得更独立，从外在事实到诗的语言现实的落实，这里需要诗人提炼能力和对语言的尊重，我有一个从前者挪移后者来的能力，语言的能指功能的加强让语言形成它自身的运行。
X：事件（事情）与情感思想的表达在你诗中是怎样一种修辞关系呢？
L：事是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的“事”：右上边是一个捕捉禽兽的长柄网,其下是一只左手,表示手执捕猎的工具去猎物叫事; 情,从心,在说文解字中指的是人之阴气有欲者,我们可以感知到“事”和人的身体发生着关系.它牵动着人的情感；手长在人的身体,和人的心相关,情在事中,事由情来呈现.这是我以前文章中片断
现在有些人的写作把身体和语言的联系中断了,你看不出他的语词和身体的关系,当代文学写作最大的困境是身体的失踪。而我们的语言和经验是从身体里生长出来的,诗歌中的叙事和人的身体发生着关系,和人的心情感发生的联系,诗歌中有了事,有了情就有了身体,有了感觉,才是活的充满了生殖能力的诗歌。
毕肖普在一则访谈中他有过这样的话，她说，要多少事才能成就一首诗啊。诗的叙事其实是事的组织和粘贴，在词语中的挪转中断和呼应，它融入到词语空间中里，我现在的叙述的空间变得绵密，往往在词语间的时空在交织出旋律，不知你注意到《夏日时光》没有，那里就画面的组合。如前谈及到的《燕子燕子》一诗，诗的叙事粘贴隐匿在一个诗的旋律的变奏中了。
X：你的《鱼子酱及其他》这首诗获了一个在全国很响亮的诗歌奖，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这首诗获奖就像我写作它一样意外，不过，细想起来不意外，是自然而合情理的事。获奖后，诗人木朵和教授魏天无著文解读过这首诗。
有一个诗人用微信方式自发地向我传过对这首诗的印象。在微信中他这样写道：鱼子酱好，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文本的交织和涂抹，让我想象到布罗茨基，大口咀嚼流亡的面包。
在领奖会上，我遇到评委吕德安，人们说他少言少语的，但我看他蛮诙谐健谈的，当我们在圆桌酒宴上用餐，他突然转过来说，他对我的鱼子酱投了一票的。他说他读到这首诗时，以为是一个更年轻的人写的，语言推进的节奏的平衡能力很讲究的，但诗的指向语言的深厚度不像一个年轻诗人所为。
X：我很高兴他和你说这些，这首诗没有这些年的生命体验和认知，是写不出来的，我读后感觉这是一首味觉、政治与生命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复杂而又单纯的好诗，你对此诗的写作怎么看。
L：这首诗里你说及政治和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的生活与阅读的交织互证都在这首诗里出现了，它看似单纯却是复杂，这又得重复之前的话题，没有我对在首都的生活经历的反思个人命运的思考和在对俄罗斯诗人的苦难经历的阅读，这首诗的情感就出不来，也不会去写就它，另外没有这些年对诗技艺的揣摸和实验，这首诗也生成不了，也不可能这种方式去呈现它，确实，诗的语气的转换和意蕴的递进都要写作者的控制和平衡能力。
此诗获奖后，我的大学的同事们教授们问我，诗句为什么都是双句，为什么要那样转行。我不得不做一些新诗的普及技艺的普及工作。我在意的是这首诗让自己吐了吐气，是的啊，文本与现场的交织和涂抹。没有个人现场彻骨体验和同声相求阅读思考，这首诗就出不来，我的学生读它觉得困难，因为他们对诗中涉及的异国人事和途述文本有隔膜，这首诗挑战确实挑战着读者的阅读视野和新诗的审美惯性，虽然他们多么爱吃鱼子酱。
X：你以诗集《河流简史》总结了你最近十年来的写作，关于未来的写作，比如在写作方式上，场域上，风格上，你有什么新的追求和憧憬？
L：可以说，现在是此生创作环境最好的时期，在我过了五十岁后，工作上和自己的诗歌爱好相关，我供职的大学为我弄了一个新诗研究所；我按自己的趣味编着一本新诗读本；我有家室但无家室之累。唯一的女儿也成家工作有了他的房子和儿子；现在钱不多但也有余钱，不必受此催逼或压迫，我拥有个人支配的时间，时常在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
但人状态不会好到哪里去，生活不会越过越好，人在世就是在走向衰败，无论你在什么情状里，现在我又有了时间的焦虑感，觉得你的那么快逼近老年，人真是活不了多少年，你所做的事情正开始展开但你的精力你的身体再走下坡路，觉得供你支配的时间不多了，你得像冬天一样隐藏，蛰居、收束时间和精力，用在个人重要的事情上。
弗洛斯特在他的校园谈话中这样说过，当你的兴趣有所拓展时，你的藏书就可以适量增加一点。近些年来，我的藏书不减，对语言的反思多了些，作为一个写作者这应当是一个不辍的功课，由阅读带来的对语言的思考纠缠着我的意识，近些年，读着福科，布朗肖、德里达等，他们对语言的理解让我有触动，引发我如何理解语言并尝试着将新的方式引入写作中来。
在他们看来，语言不附带主体性因素，也不及物，语言自我呈示。在福科的《词与物》中，他所论及的语言折向自身，仅仅讲述自身的形式；语言在自我振荡和自我发光。
在他们看来，人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的主体，语言的自主存在就意味着说话主体的消失。福科有句名言，作者之死。
在布朗肖的《文学空间》里，他论及的诗的语言，他说，“语言作为本质的东西在说话——不应让任何人来说话——说话的不是马拉美，而是语言在自言自语。”
写了几十年的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不断地面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的认知不得不关注，越来越深入的，随着这种认知，我们的写作会发生变异。
我有习得的偏执的观念，就是要改变你的语言就得改变你生活，我生活的努力改变都是为了写作或语言形式的变化，比如，我现在在山里盖房子，料理山居生活，试想一个写作者外部生活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影响诗歌的生成，至少为诗写作提供某种契机；我想着如何找到新的方式来认知或进入语言，这是本人乐此不疲的事情，虽然诗歌有着它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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