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之后，梁晓声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写知青题材的小说。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感觉出自己不再年轻，作为一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很不好意思再谈知青这个话题。“一个人不可以总是纠缠在回忆里，应该把更多的笔触转向当下的社会生活。”去年，梁晓声刚刚完成了电视剧本《知青》，目前正在写《返城年代》，但是他说这些已经与知青情结无关。 (二)平民作家
回顾梁晓声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会发现他经常自觉地流露出两大情结：知青情结和平民情结。梁晓声认为，40岁以后，知青情结会逐渐地消淡；而平民情结则会更持久一些，可能终其一生。
梁晓声的平民情结缘于他从小所经历的贫穷而苦难的生活。1949年9月，梁晓声出生于哈尔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家住在市里一个“偏脸子”贫民区。对于少年时期的贫寒生活，梁晓声刻骨铭心：“每年冬天，母亲都要领着我们兄妹搬进厨房去住。因为我们家的大屋一到冬天就四处漏风，而且角落里还会结冰，所以只好把锅灶都搬进屋里，烧上火炕，一家人都挤在一起，借着这个温度，才能勉强度过冬天。”
少年时期清贫朴素的生活和青年时期在北大荒的知青经历，塑造了梁晓声的平民性格和淳朴情感，也给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原材料。然而，让这些现实生活的原材料发酵并得以升华为内涵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催化剂却是书籍。
“文革”中，梁晓声以“红卫兵”的名义获得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昼夜看管学校图书室，有的夜晚他就枕着书睡在图书室。虽然只不过是一所中学的图书室，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却足以让如饥似渴的梁晓声读到雨果、司汤达、狄更斯、伏尔泰、卢梭、莱蒙托夫、莫泊桑、大仲马等西方大师们的作品。
雨果的《悲惨的世界》和《九三年》对梁晓声影响最大，尤其是冉阿让这个人物，他让梁晓声明白，阳光底下的每一个人，他的灵魂原本都是向善的，只不过，有时候社会把一些人抛到了另一种命运之中。梁晓声非常推崇《九三年》中雨果的名言：“如果说革命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比革命更正确的是其上的人道主义。”西方名著中那种善待人性的传统以及弘扬人道主义和博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对梁晓声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说：“这些东西在我少年的时候，就像植骨一样，植入到我的头脑之中去了。”
“上述作家作品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笔下的人物都会有这些作品的影子。人道主义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就无从谈起。我的平民情结和人文情怀都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我希望笔下的人物也可以像这些优秀的作品那样去影响人、感染人。”
因此，梁晓声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平民的代言人，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著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与此同时，梁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
梁晓声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城市平民：看自行车的、弹棉花的、拾垃圾的等等，他的笔下永远不会忽略这种存在。评论家雷达认为，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梁晓声是最有平民意识的一位。梁晓声写出了反腐小说《政协委员》和《欲说》，写出了揭露人性丑陋面具的长篇小说《恐惧》和《泯灭》，写过《伊人，伊人》这样的关于城市普通人的都市情爱小说，还写过大量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和鲜明的底层意识的散文随笔。
梁晓声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文学观：“小说家也应该是书记员，他们有责任把自己所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只不过他们是用一种文学方式来记录。”梁晓声说，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影响我的那些作家作品一样，他们的小说本身就是参与社会生活的记录，是反映社会矛盾，甚至也包含对于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一种作家的态度。我写作就要向他们学习。“我的创作理念始终没有改变过，我是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我觉得能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使他们觉得在文化上得到了关注，唤起人们对他们的一种关注的情怀，这是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梁晓声的亲情
如果说知青情结和平民情结是梁晓声的两大情结，那么亲情则是梁晓声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他以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为底本，创作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亲情文章。1984年，他创作的《父亲》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慈母情深》被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北师大版)，小说《表弟》发表后也引起当时文坛的轰动，此类作品还有《黑钮扣》和《白发卡》等。
梁晓声的短篇小说《父亲》开篇这样写道：“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梁晓声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令他望而生畏。有一次，父亲对他发脾气，给梁晓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在梁晓声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从那一刻起，梁晓声三天没说话，变成了一个“结巴磕子”。父亲的一巴掌，给梁晓声留下了口吃的后遗症，直至上中学后，才慢慢矫正过来，却从此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
梁晓声笔下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像很多淳朴的劳动人民一样，他勤劳善良，能吃苦，靠一把子力气养活一家老小。同样他也像很多劳动人民一样，大男子主义，武断任性，没文化，甚至还有几分愚昧。因为他不让母亲带着孩子看西医，直接导致三岁的姐姐丢了性命。后来，因为生活的艰难，他不同意哥哥上大学，哥哥偷偷上大学后，他要和哥哥断绝父子关系，导致哥哥得了精神病。多年来，尽管梁晓声对父亲任劳任怨养活一家老小心存感激，但是在他心底却好像总是潜存着那么一些抱怨，甚至有那么点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然而，随着父亲的年纪越来越老，支撑他尊严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权威性的消失，使他大男子主义的意识日益淡薄，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武断任性，而是更多了几分内敛的亲情；此时，梁晓声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对“父亲”这一身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自己的父亲渐渐少了怨气，多了敬意，在文字里更多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 正像朱自清描写父亲的名篇《背影》的题目那样，当梁晓声赶到火车站为父亲送行，父亲所乘的列车已经缓缓离站，只留给他一个“背影”。梁晓声这样写道：送行者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处的铁路信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远处的铁路信号灯，由红变绿了……《父亲》结尾的绿灯亮了，列车开走了，父亲走了；但是绿灯难道不是一盏希望之灯吗？是的，那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相互谅解，那是儿子在向伟大的父亲致敬。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