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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第一个诗人(2)

2012-09-28 16:5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典 阅读

     我们到海口港时,那朋友来接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他宿舍——一个奇怪的地方居住:海南党校。当时他在《海南经济开发报》当记者,也准备让子午在那里工作。海南岛对于我,完全是自由的极限,是“诗歌公社”和“文学共产主义的食堂”。天高皇帝远。那时候海口还是个刚脱胎于蛮荒的城市,满大街没有交通规则,自行车、汽车和行人到处乱跑。大街上经常能看见人打架。我吃住不用花钱,又是个少年,所有人都让着我。我彻底开始了写诗抒情,每天乱说话,喝酒和扯淡。那时的海南岛几乎像边境一样,图书出版也极端自由。到处可以找到各种禁书、怪书或色情书看,也可以去录象厅或电影院消遣时光。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开始一种每天自称“天才”的荒诞生活,暴饮暴食、抽烟、对莫名的事物狂笑不止。虽然我早就开始读书,但一直是自己乱读,庞杂无边。而子午则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阅读:他给我开了一份叫做“捷径”的书单。这份书单非常重要,是第一批对我影响深远的书籍,种类涉及中西小说、诗、哲学、历史和杂文等,但却非常精挑细选,使我在阅读上几乎没有走一点弯路。我按照书单上的书一一地去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文学和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先“洗”了一遍。记得当时阅读的西方诗人中,就有我后来一直深爱着的里尔克、兰波、博尔赫斯、艾略特、马拉美和曼捷斯塔姆。

     在那之前,虽然我13岁时就自以为读过了不少类似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之类的书,便狂妄地和成人们争论人性,但我的阅读并不透彻。

     当年上映了贝尔特鲁齐的《末代皇帝》,我们一起去海口一家电影院看,一起在观众席里唏嘘。可看完出来,刚走到门口,子午突然说:你先回去吧,我还要看一遍。立刻,马上!说完他转身就消失了。

     他自己买票进去又看了一遍。他说:这电影需要仔细阅读。

     有一天夜晚,子午还站在我们住的露台上,面对海南的天空,教会了我一个壮美雄浑的伪科学:即识别星座。我在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南十字星座,白冕座和天蝎座,也第一次完整地注视雀斑一样密集的银河系。知道了中国古代星象图和“夜观乾象”的思想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子午可以说是我早年遇到的最堪称博学的人。他无所不谈,无所不熟知,包括音乐、绘画、哲学、宗教、巫术、文学、先锋戏剧、中医、书法、气候学、地质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童话……当然最多的还是诗。他每一样都可以说是“精通”,包括对于我来说太熟悉的音乐。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要学的还太多。

     所谓的“第三代”这个种群,其实有很大部分人是一帮大杂烩。在海南经常能碰到一些到处乱撞的“第三代诗人”,譬如有一个叫严孑的,我记得就完全是个无赖。他找任何人都是要钱,而且若不给他他就躺在地上不走。是那种真的可以躺在地上打滚的人。人问他:为什么要给你钱?他就可以说:因为我是诗人,是崇高的,所以你们应该给我钱,养着我。此人找过我家人要钱,也找过一些作家如吴世平、费声等人要钱,甚至还找过很多官方的作家要钱,譬如梁晓声。所有人都把他没办法——脸皮太厚。我记得我在海南岛的时候,他就来我们住处找人耍赖要过钱。后来子午对我说:你要注意这次诗歌运动中的垃圾和卖垃圾的,要注意卫生。有些诗人的诗是垃圾,而人则是垃圾箱。

     我认为子午说得对,甚至是预言般的对——因为我后来的确还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垃圾。

     严格地说,子午也属于“第三代”。他与其他一些四川的诗人一样,有一段时间,大约几年,却先后都跑到海南岛去“疯”过。当时他们也叫“下海”。海南岛云集着很多内地去的疯子,有诗人、画家、作家、商人、老知青、农民、骗子和混混儿,其中诗人尤其多。而且大家都说话不负责,重庆话叫“飞起说”。诗人们据说还都需要钱,以便让他们能更好地侮辱钱。子午早年认识的诗人很多,所以见怪不怪。他对所谓诗人的“混乱性”和装疯卖傻极其反感。那时诗人中盛行一句话,即:“我是疯子,我有病”。认为这是一种先锋,一种表示自己精神异常,标榜个性的语言。有很多诗人以此为借口喝酒发疯、打架、互相猜忌、整、搞女人……若说这是血性,亦无不可;若说这也是天才的象征,那就是“飞起说”了;你若用常识告诉他们:没疯比疯了好,没病比有病好。他们就会反驳你说:荷尔德林、尼采、爱伦·坡、波德莱尔、狄兰·托马斯和毛泽东等等,不都是疯子,都是病人?我们怕什么?我就是要发疯。不少诗人以“大疯子”自居。所以后来有人就干脆讽刺说:诗本来是好东西,但有时候诗歌界就是黑社会,是精神病院。现在这些诗人都是活该的,是自投罗网的恶棍。让他们去死吧。

     小说家费声曾说:诗人不过是使“绝望”一词有了具体的意义和指向。

     谁都知道,中国现代诗自79年起,就开始了一场“革命”,目的在于反所谓“毛文体”,寻找回失语时代的心灵。在北京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北岛等人率先贴出了让中国人震惊的抒情传单。“今天派”的第一批诗以抽象的隐喻和怒吼,表达了文革结束后人性的苏醒。而到了80年代,比他们稍微年轻一些的诗人也在中国各地繁衍开来。诗——作为一种说话方式,对于毛时代后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人,正如北岛后来所说的,是“被推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于是,“第三代”就出现了,并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气势。中国诗人希望以前所未有的一种语言来解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切。

     但是这一代与过去不同。这一代是成长在文革中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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