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立论与“怕生活”
人类从来没有理解过生死的轻重，从来没有学会过好好说话，从来不理解或不愿理解“怕”的生活。在生死面前，我们该如何通过遣词造句，来平抚人类这种即将起飞的低情绪呢？
歌德年青的时候，他的挚友策尔特不幸失去了年幼的独子，悲痛万分。歌德写信用“不朽”这个语词来安慰他。然而歌德自己也马上感到，这种表白过于单薄了。如何对生死进行立论？对于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的颗粒，“不朽”这样的词是否只能显示出它最大的无意义来？
如果说歌德面对朋友的孩子的死亡，立刻意识到空而大的话好听不中用，那么鲁迅面对富人家降子，在《立论》中说出的真话是否意味着有理但不好听呢：“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面对这样的立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如果生死立论都像最后这个说真话的同仁那样，在选择词语上出现严重的“偏差”，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会面临着被棒喝的可能。
我们到底是贪生，还是怕死？
我们到底是被谎言挟持了，还是被利益的生活“怕”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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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义”这条绳子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就中日钓鱼岛之争撰文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我从中读到了村上的伪善与我们的缺憾，就此，春野先生似乎看出了我文中的一些不适宜的情绪。他留言提示，“·村上作为诺贝尔奖提名人，同时又是当今世界上仅有少数获多国版税的作家，在中日关系冰点之际站出来说话已经相当不容易。什么时候装信封的子弹会寄到他的府上，这也是令人担心的！”春野先生显然是为我的“误读”而辩解，也许我们对日本，对村上的了解远远不及长期旅居日本的春野那么透彻。
很显然，在这件事上，媒体是最大的始作俑者，春野提醒我：“有一点西平是否清楚，朝日读卖新闻过度报道‘918’打砸抢事件引起全日本国民喧哗。前些时，朝日头二条（全文另版）刊登村上所文也属反省之举。”
对此春野质问：“即使人众（暴徒）有20万，中华有多少人？这是中华的主流吗？” 春野在表明一点：在这件事上，不仅仅日本在反省，我们也在反省，暂且不论主权问题，我们更应该反省国民何以“暴徒化”。
春野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在他看来，不论日本还是中国，国家和民族是什么样的产物？“是地球上人类的悲哀，是全球作家、诗人为之唾弃的东西，所以作家的爱心是不需要签证和边界的。”
然而就在我撰写《村上的伪善与我们的缺憾》一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日，网友将背弃民族大义的帽子扣在了村上春村中文御用翻译家、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少华的头上。林先生再次躺着中枪……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一次“中枪”遭遇。“开枪者”是日本人。
2007年7月25日，日本教授藤井省三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一书由朝日新闻社公开出版。藤井省三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批评了村上春树中译本的翻译问题。藤井省三认为，村上作品用的是口语体，林译本却显得极为“浓妆艳抹”。 此外，藤井还批评林少华有汉语民族主义，原来林先生曾自诩“汉语(大概)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同时将“日文式翻译腔”称为“和臭”。
2012年。这个假期对于林少华而言，注定是不好过了。这次，“开枪”的是网友。他似乎提前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要“中枪”。9月24日，林先生就《舌尖上的中国》撰写博文称：“我虽不看电视，但也晓得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当下搅得举国谈舌尖——我仿佛看见13亿人正飞快掀动着13亿枚鲜红亮丽的舌尖大谈舌尖。刹那间我甚至产生一种恐慌感，觉得自己正在被无数舌尖包围和淹没……”。
林先生的这种“恐慌感”，以及“被无数舌尖包围和淹没”的情景很快得到了应验。
10月1日17:35，林少华就中日钓鱼事件发布第一条微博，“有网友问我的态度。事关钓鱼岛，愤青也好知日派也好，其实已不重要。涉日图书的销量下降或暂缓出版，势必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但相比之下，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显然重要得多。” 与村上的隐忍相比，林少华赤裸裸地表达了对自己日译作品市场的担忧。同样的境遇，但在处理方式上，林先生显然是“境界”不足。但是引起网友愤怒的还是接下来的这句话，“任何具有民族身份的人都只能首先考虑自己所属民族的利益——再友好和理智的日本人也不例外——这是民族大义，其他都是次要的。”
聪明的网友很快注意到了林少华言语的中的“民族大义”这几个字。不知是林先生所谓的“民族大义”，是就他个人行为而言，还是为自己的日本友人作辩护呢？但正由于他在表达上的“口齿不清”，导致网友对他的“伪善”行为极为不满，一些网友声称，“所谓劣质酒的宿醉，说的大约就是林这样的国人。译者本身与作者的层次居然相差如此之大，让人觉得汗颜。”还有网友甚至教唆林先生应该“反省以往翻译了日本著作的汉奸行为”。事实上，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两种观点，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林先生与村上的境界到底差在哪里，网友也没有说清楚，其实也不好说。第二种观点显然具有暴徒网民化倾向，我发现这些网络暴民中，不乏知名度相当高的公知们。这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文化的交流在于知己知彼，翻译行为怎么能成为汉奸行为呢？
10月1日21:28，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林少华又作了如下补充：“1、我不赞成涉日图书下架，事实上青岛广州等城市也没下架。2、我和我的同事仔细看了村上28日那篇文章的日语原文，其中固然有值得欣赏的部分，但作为中国人，没必要自作多情；3、我的态度从不受制于人……”
仔细分析林先生的这几条补充，显然要比他几个小时前发布的言论理智多了，可以看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林先生是做了功课的，不仅细读了村上的文章，而且还请教了同事或朋友。但是，正因为后来的理智，却恰恰暴露了他起先的草率。既然林先生最初谈到“涉日图书的销量下降或暂缓出版，势必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但相比之下，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显然重要得多。”那么又何以“不赞成涉日图书下架”？前后表达矛盾，林先生所谓的“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又何在？
不过，我倒是欣赏林先生看待村上的清醒性。他谈到村上的文章称固然值得欣赏，“但作为中国人，没必要自作多情。”林先生是不幸的，之所以不幸，在于他与村上都被捆绑在了“民族大义”这条绳索上。
10月2日07:23，林少华再次发布微博表示，“文学无国界，文学家有祖国。村上先生不止一次说他是日本人，该考虑为日本这个国家负起责任来了。这也是他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世界人并不存在。谩骂得不到尊重。”
为自己的国家负责，不等于偏袒于这个国家，爱心与正义，才是每个作家应该遵循的。与村上的“受到尊重”相比，林先生为何“不受尊重”，除了受国民素质低劣和自由主义国有化推行迟缓的限制外，我想林先生自身也难逃其咎。我们该如何向“世界人”进发，恐怕非一朝一夕所能。
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当初藤井还批评他有汉语民族主义，自己却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遭遇了“族群主张民族大义”的绑架。林先生终究还吃了“民族大义”的亏。“冷嘲热讽”算不了什么，“语言暴力”也算不了什么，今后留给林先生的，恐怕该是如何领教和体悟躺着中枪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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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对不朽的定义
世上有没有不朽的事物，如果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又是运动的，那么不朽是存在的。不朽是无限拉长的时间的表达。那么，我们利用什么方式来表现这种时间呢，那就是色彩。比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谁会给遗照涂上艳丽的色彩，死去的人存在于逝去的时间中，黑白才是为死者拉上帷幕的终结者。
在我看来，黑白即无色彩的色，是一种滞留在过去中的状态色。尤其当真正需要表达这种不朽时，黑白瞬间变幻为一种凝重色。当我们拍摄一些苦难型的纪录片时，也会选择凝重来表达一种份量。
进一步讲，如何理解诗歌中的不朽呢？什么样的色彩语言作用于这种不朽呢？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他看来，世上也永远不会有“必将朽烂的物什”。叶赛宁对“不朽”的态度是怀疑的，这恰恰暴露了作为抒情诗人的他的“历史理性主义”，在他的诗学中，没有不朽，唯有“生命与痛苦”莫解的色彩，以及在携带“朽烂什物”上路时发出催人肠断的绚烂花泥之音。然而这种绚烂的声音，正是他走向堕落的写照，在他自杀的前一年，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
歌德说：不朽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这种“不朽”的叶赛宁，终究难逃黯然下坠与“朽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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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国际化
很多年前，一位诗人送我一本中英文对照诗集，印刷很漂亮，除了中文，英文我基本上看不懂。而且看不懂的部分，占据了一半的书页，这也就意味着，有一半的纸张对我来说是浪费的。我相信，这种浪费，对于更多的汉语读者来说，都是同等的。即使是懂英文的中国人，也没有人花心思去读这些蹩脚的英文。现在，中英文对照之风气一直未减，我曾经在书店购买一本外国著作，由于书是塑封的，再加上我对这本书无比信赖，所以丝毫没有犹豫地卖下了，没想到回家打开一看，有一半以上的文字是英文。这一半的文字所占据的纸张对我来说就是浪费的，我为什么掏钱还要买下另一半的“不需要”呢？这几年，我还发现一些民刊也开始刊登中英文诗歌，更有甚者，将中国诗人诗作翻译成英文诗，然后再标上“国际”字号，似乎在假想这本刊物真是那么国际化了。殊不知，这些中国人写的英文诗给谁看呢？外国人如果是搞汉语研究的或懂中文的，肯定不会看的，而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谁又会去看呢？所以说，现在的出版业，以及诗人们假装国际化，事实上毫无市场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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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捕获女人的人
凡是把女人的名字嵌入诗中的人，其内心终存有目的性。我认识一位诗人，经常写一些类似于“寄某某某”的诗，深情地将对方的名字演绎一番，然后大声地唤出对方的名字。这位女人，大概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虚荣心致使她越来越迷恋文字中的自己。后来，这位女性果然成为了诗人的老婆。
我一向对自愿进入男人文字中的女人持怀疑态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做女人的感觉？
据说大色情作家米勒都将他的性伙伴写进了《北回归线》，并以此来捕获对方的心。据说有一位名叫阿莱丝-玲的女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心甘情愿地给米勒充当性经历中的“猎物”，由此来欣赏他们文字中的自己的身体。这位女作家63岁时，终于将自己年轻时与米勒的性经历日记改成小说，一下子博得了作家的声誉。
像前面我讲到的那个故事，还算“能理解”的，至少对爱情是始终的。但的确有一些诗人很不像话，他们不讲公德，以诗场为介，赤裸裸地实施“妓”与“妓”式的交易。如果有一天，“她”的名字从诗中消失了，一定是他们之间的交易终结了，或在中途翻脸了。
什么叫心心相惜，这就是了。这就好比照镜子，把彼此照到镜子里，看似相互抚慰，满足各自需求，实则情色交易。
我这样说，也许有些人很不服气，肯定会问：“从唐代到宋代，所有的情诗情词，为什么几乎都是写给妓女鸳鸳的，而很少有写给诗人自己老婆的？比如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恋爱诗《春晓》，据说就是写给妓女莺莺的。”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古代女性入诗，很少有利益和交易可言，其次，那个时代的妓女不同于现代的妓女，要会唱，会跳，会赋诗作词，有点像现在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据说唐代四川有个叫薛涛的女诗人，人长得美，而且还写了很多优美的诗歌，同样，她的形象也被众多达官贵人风流才子铭入诗文，其中包括大诗人无稹。几千年来，薛美人的妓女身份反而被忽略，更多的人只是捶叹于她反复无常的恋情和命运。
由此可见，当一种职业性的交易掺入“社会公知”与“凄美人伦”的味道时，这种交易很容易被人谅解。
一旦违背，就会遭人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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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眼睛的在场
许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柏拉图“洞喻”中的人，戳穿真相的亮光就在背后，人人却坚信眼前的事实。人的一生大致就是这样，正所庄子所言，“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眼睛为什么不能看到眼睛，因为眼睛是眼睛的在场。维特根斯坦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扔掉哲学去当花匠，后来又扔掉花讲哲学。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说，如何让语言看到语言。类似的问题同样困绕着诗人们。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命题，在这里我提议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一只猫蹲守在厅堂中央，它的眼睛里为什么映射的却是整个房子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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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逢秋悲寂寥”。为什么诗人比较热衷于通过悲秋这一意象来表达内心时间。是时间使这样的意识出现？是诗人历来对自我存在方式产生了怀疑？还是当其处在一个衰败时令时，宁愿将自我价值置于非常境地进行映照？节物本好，而人自惆怅，诗人以自我的方式螺旋运转，在语言中平衡自己悲的心境，真可谓一剂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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