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代言
英国《新国家》的编辑、诗歌观察家M.罗伯茨自命为一代诗人（上世纪30年代）的发言人。但是，我还是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做罗伯茨这样的代言人。至少，他在通俗诗歌问题上显得含糊其辞，毫无原则：罗伯茨认为，诗人必须写接近通俗的，可以理解的诗，也就是写未受教育的多数人也可以理解的诗歌，不过，他又为伟大而晦涩的诗人燕卜荪进行辩护。他坚持认为，燕卜荪难懂的诗歌中“报复性的训练”及其模糊性之所以可以接受，是因为燕卜荪明确试图对读者说一些什么。那么说什么呢？恐怕罗伯茨不知道。因此，他所谓的代言，很值得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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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自救
在小说《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自己“美将拯救世界”的宗教理念，梅诗金公爵则成为作家理念的代言人。与作家不同的是，从职业上来说，诗人应该是最有资格指导人们渡过价值观和生存危机的人。这需要配备一套以诗人为主体的精英计划，以人性为革命目的，逐步对知识空间实施占领。我相信，这将是诗人对“未来革命”所作出的贡献。这也是诗人拯救自我的唯一办法，否则政治和商业必将加速诗歌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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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内部狂欢
即使我们发现，70、80后诗人的存在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其自我强行入史的动机，着实让人赔笑大方。他们的行为往往体现在结营私党，内部又不断狂欢，同时为了表明这种狂欢的合法性、权威性，或为强行入史增加足够的筹码，他们又不惜代价契入外援。这期间，最为怂恿者，就是商业和权力最大享用者。写广告是为了游说和销售商品，有一些人，写诗却是为了游说别人阅读他自己和团党的作品。也有一些诗人，天生就能干，由于团体操作上过于活跃，从而使得诗人品质不断下降，以至于最终失去了生气。低劣的目的必然产生低劣的成果，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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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书
英国批评家格里格森曾反对“出诗集”，认为这是对诗人和诗歌命运令人作呕的关心。我不完全认可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出书是一门需要掌握的技巧和学问，尤其对时机的把握尤为重要。如今随着出书商业化，诗歌却越来越沦为“向隅而泣”的境地。我曾听说一位诗歌作者卖房出诗集，对此我只能认为，这位作者应该至少有两套以上的现房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跟掏钱为自己打广告没什么不同。看似光彩，实则失信于公众，这样的书，也是失败之书。那么，什么是出书的时机？所谓时机，就是你的作品已经到了千呼万唤非出不可的程度，已经到了公众阅读的欲望相当饱满膨胀的程度，已经到了不用变卖家产而有出版商络绎不绝登门诚邀的时候，已经到了你的诗歌价值与出书行为等值甚至有过之的程度，那么，这就是你要把握的时机。对此，我非常欣赏北京的一位诗人朋友。他早年曾留学海外，回国后沉浮商海多年，他对诗坛来说是个潜伏者。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独立董事，我想依他的财力，出本书问题不大吧，可是他从来拒绝商业出书，并将此视为对他个人诗歌行为的大不敬，他说：“要么我掏钱自印，散发朋友即可，或除非别人为我出钱，否则，我将难以捍卫诗歌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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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
诗人沉迷于自己的程序，是因为诗人过度估量自我价值。诗人没有失败者。却有导致他失败的无数个敌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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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缺失
当下整体的诗歌主题是：信仰缺失。全社会也是如此。信仰的缺失体现在语言表达形态上的转变，即语言由一种中立的工具，转为人类集体说谎的宣传性手段。没有一首可解决这场信仰危机的诗作出现，以此来创造新的和恢复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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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服务小众
反对一切无助于诗歌向公众开放的事情，如果诗歌是留给唯美的小众阶级的，那么，它将会使人无比亢奋。所以说，赞成诗歌应面向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
这样的愿望也许与一些诗人希望自己的诗歌拥有大量的读者相违背，如果为此而大逆不道的话，那么试问，你们写出那种能够拥有大量读者的诗歌了吗？如果没有，我想宁愿保留诗歌的的小众唯美。要知道，诗人的成功是通过认可和尊重来度量的，而部分小众，正是掌握了这样的决策权力。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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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最革命
1933年，C.H.马德吉在《新诗》中坚持认为写诗是最革命的人类活动，一首成功的诗歌相当于发出了一道进军令。刘易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将“总是打破和熔化继承来的语言形式的诗人是真正的革命家。”前者的意图，侧重于政治，后者则更倾向于写作本身。诗人往往通过自身写作，来解放在现实中无法解放的历史。但这样的诗人并不多，因为，多数人缺乏最基本的语言精神，也缺少历史甄别的“士”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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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尖上喊话的人
随着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观发生激烈变化，诗人已经不再是领导者或预言家，而且每个人所面对的读者不再独特和同质，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一类型诗人，站在塔尖上彼此喊话。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他们伪造自己的热闹，还神奇地活在了现实版的戏剧中，并且发明了一群极度热情却无比智障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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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秘密供给
诗是一种秘密的供给。这不仅仅因为诗人是夜行者。更重要的是，他的黎明由漫长的黑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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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80后
80后这代人，正当生存的时代剥夺了他们内心的东西，比如浪漫，价值观念破产，以及自由主义的死亡。而这一代的诗人，绝望与野心混和在一起，中国传统诗歌想象力的来源，却由于各种原因在他们这里已经濒临枯竭。许多人自从识事辨物的那天起，就突然降低了具有价值的行动能力，从而导致他们的进步显得无比虚幻。但这并非绝望，长辈们没有尝试变换角度去审计他们，由于种种原因，80后诗人已经学会了用语言来翻译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准则来看待其周围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们受挤压的诗性显现出来，被现实剥夺了的复又归位。人格与精神得到高度统一，在这里，他们将逐步完成人性的伟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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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成就了燕卜荪
放弃数学的逻辑，暖昩的性取向，以及反政治的模糊性成就了燕卜荪。1925年，燕卜荪入剑桥大学的玛德琳学院念数学，192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实验》，试图将艺术、哲学介入科学并结合起来，这完全暴露了他的反科学主义思想。这为他放弃数学的逻辑埋下了种子。
其实早在1928年，他书写的《世界末日》就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实践——一个数学（几何）悖论：世界似乎就要“结束”，但由于它是弯曲的因而不会改变。世界是圆形的，也是一个循环体，在这首诗中，他拆除了科学，却为艺术与哲学不断加固。他提到，“我们的地球”是一个没有神的名字的星球，他将这种星球与一些没有把信仰作为行动基础的人进行对比。是的，燕卜荪早期的许多诗歌充满了政治或社会的典故。
然而因一次“避孕套”事件让他的暖昩的性取向公示于众，这让他彻底痛下决心，流亡他乡。经导师介绍，1930年他远赴东京当英文教授。不断在日本又发生了性丑闻。1937年，便来到中国，他彻底放弃了数字逻辑，教起了莎士比亚和“英国诗歌”。
燕卜荪的诗歌深奥，晦涩，这得益于他的导师I.A.瑞恰兹的教导，瑞恰兹的确曾鼓励过燕卜荪要写有难度的诗歌。燕卜荪自己也曾表示，“从一种绝望中学习一种风格。”同时，模糊不清的性取向，也使得燕卜荪在语言表达上更加注重虚幻，并以此在读者面前筑起一道隐避的墙体，看似有意疏远，实则自我保护，“拒绝说破”。在中国的几年，对于燕卜荪的意义在于，完全实现了对艺术实践、哲学实践和科学实践的结合，同时又建立了自己“反政治的模糊性”。
在远东包括在中国流亡的十年间，燕卜荪却因反政治的模糊性，屡遭非议。麦克尼斯指责他的创作是“非人性的诗歌”，“用从科学中借用的不熟悉的代数”进行伪装，甚至指责他没有参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什么是现实世界的问题，我想就是“政治”或“社会”。
燕卜荪之所以与中国很投缘，重要的一点是，诗人对政治，战争，没有足够的兴趣去介入。从而保全了他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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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品的损害者
一些诗者，都有不断修改作品的习惯，也有一些诗者，甚至有销毁诗作的举动，比如博尔赫斯。还有一些诗者，有发表以后再修改的毛病，据说奥登就是这样，为此曾遭受批评家的不满。诗歌形式的有机体遭受破坏，将直接影响读者的判断思维，和良性、惯性的评价过程。在我看来，诗歌一量发表或出版，进入公共领域，财产权就属于读者……其实，每个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扮演了自己作品的损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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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诗之物
梦境中的事物大都是黑白色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也是如此。当部分事物进入诗歌的暗房，那些语言的“抵制性物质”，将会致事物的原色（本色）发生改变，据说是为了调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平衡性，以免不同事物在语言的内部打架，从而发挥更大的诗性功效。这就好比猫，其对色彩感的牺牲就是为了换取超级强大的夜视能力。那么哪些事物是黑白事物呢？每个人的选择都会有所不同，我的选择是：中药、爵士、暴力、稻草、时间、疾病、暮年、烟草、轮胎、芦苇、胶片、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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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学
“Kitsch”的本义是“把某物贱卖了”，然而台湾人就把它译成了“忌屎”，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把它翻译为“畸趣”，还有一些中国人把它译成了媚俗，或媚美。昆德拉认为：“Kitsch是对大粪的绝对否定。”这话说得倒有几分达达主义或反美学的味道。
事实上，反美学意味着一种行为的实施并“破坏”。我们知道，1917年，达达主义者杜尚在一个工厂出品的小便池上签上“R·Mutt”的假名后就提交博物馆展出，自此，便有木头、垃圾等进入了展览馆。后来人问，为什么杜尚的便池能成为艺术？而商店中与之完全一样的小便池却不是艺术作品？在一次访谈中，杜尚对这个问题作了解答，在他看来，小便池从来没有因艺术而存在过。而更多的意义却在于，他却用行为回答了所有人的疑问。
伊格尔曾解释了这种反美学的意义：他认为艺术不在于艺术本身，更多地，应该像超现实主义团体那样，“废除图书馆和博物馆，将你的画绘在人们的屁股上，通过工厂庭院的喇叭筒阅读你的诗歌”。这与昆德拉的“大粪哲学”不谋而合。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可塑性，使得西方文明能够容忍大尺度的偏差，并使其合理化。一个世纪过去了，然而这种尺度与容忍，在我们国家却始终被机制化、常规化所抵制。对此，布列东给出的著名方法是，“尽量避免在机制上已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也就是通过自动写作，消除内心深处的谋略和结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诗人不应该把自己贱卖，更不应该将自由随意拱手让给某个信仰，也不应该在那些完全不对胃口的期刊上发表作品。总之，诗歌绝不能被政治收买。否则，诗歌的完整性和诗人人格的独立性将不复存在。
事实上，超现实主义团体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阿拉贡和布列东的同龄人中有许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或被杀死：艾吕雅被毒气毒死，苏波也因伤退役，布列东在精神医院里为精神病士兵服务。当战争结束，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时代的文化都抱有极大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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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陷写作
诗人为什么而写作。有人说，为缺陷而写作。诗歌就是你在追求完美时丢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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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洁
艺术家到底为谁创造艺术？我想这个问题即便现在来回答，仍然是最为棘手的。如果说，为国家，为人民，就怕有人骂你虚伪。为自己创造艺术？也许才是大实话，但封闭的作品往往缺乏交流感。这就使得一些人的诗歌像是新闻工作者的产物，他们通常将任意选择的报纸段落不遵守任何句法规则地拼凑成诗歌，从而娱乐读者。对此，布列东通常警告那些利用新闻写作的技巧从事作家职业的人，“你们肯定是最易受到批评和处罚”的人。并教诲他们，不要因经济紧张而主动贴近传统的职业生涯，甚至一定要避免与富婆结婚而著名。是的，我就是那个布列东要指责的人，但我却从未想到因傍富婆而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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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身份认同
建议取缔专业作家制。作为能够在“思想的领域进行公正研究”的诗人们，应该由社会来为他们付薪。诗人的角色更应该倾向于公共知识分子。可惜，“诗人是服务于知识的公仆”这一在西方被普遍认同的观念，却在中国遭受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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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性别秘密
女人作为发现男性身份的工具，在男性诗人的现实与诗歌中却有不同的认知。
上个世纪20、30年代，尽管超现实主义者对妇女有着明显的盲目崇拜，但在生活中，他们却对女性视而不见，甚至厌恶。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性别解放只是一种为实现某种革命的需要。据说有一次佩雷特在提问“什么是强奸”时，布列东竟然用“逃跑的爱”这样的俏皮话来表达对女人的的厌恶。当然，布列东之所以这样说，我想还是有其道德与品味的缺陷。据说布列东曾与一位叫娜嘉的妇女同居，可是当娜嘉诊断为心理疾病时，布列东更多地选择“临阵脱逃”，以至最终由他亲手将娜嘉送进了相关机构管理。然而诗人的秉性最终因与J.莱姆达的离婚暴露无遗，当问及为什么离婚时，布列东却声称对方竟然试图成为艺术家。
即使，那时候，一些期刊已经建立了“性别研究”的机制，女性已经进入了超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但她们诗歌中的男性形象大多集中在男人对她们身体和身体部件的猎取上。反之，女性在男诗人的诗中，也备受鼓舞，比如艾吕雅早期就有两个格言，即“只知道我的人知道一切”和“裸体妇女很快有性欲”，反映了“超现实主义诗人对妇女的痴迷和诗人的自恋”。
而且，超现实主义者对女性认识的态度变化也是很微妙的。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一期中，有一幅这样的照片：一位女性的照片的四周摆了28张超现实主义者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极力夸大了女性的偶像功能：“妇女是将最大的阴影或最大的光芒投射进我们梦想的人物。”可是在该期刊的最后一期刊登的一张照片却表达了他们的另外一种态度：一位裸体妇女在中间，四周是衣着整齐、眼睛紧闭的超现实主义者……
一直以来，世界对女性存在诸多误解，男性对她们的认识的程度远远不及她们自我认识的程度。而且这种失衡的现状将伴随着全球男权主义极度膨胀和革命工具性的需要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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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约架”行径
诗人“约架”无非有两种行径，要么约口架，要么大动干戈。日常中常见的是约口架，表面上看似是文人相轻，实则在于党羽之争。2011年动车事件期间，因“灾难面前诗人是否应该有所担当”这一话题，我与某诗人在网络上展开了争辩。争辩无可厚非，不存在谁是谁非，而且诗坛上永远没有法庭。但是最令人胆寒的是，这位诗人背后所隐匿的庞大党羽系统，一开战，即各种张牙舞爪妖魔鬼怪的人突然闪现，大有治寡人于死地的劲头。更有一些枝节末梢的人，变脸神速，或明或暗变着花样攻击我，几乎在不同角落同时出现，扮演“下流人、无耻之徒、虚假的证人、告密者”以及游手好闲的流氓。这使得我第一次意识到圈子的可怕性，如果一味地坚持下去，就是一种愚蠢的文学冒险。因为，这些人非常享受由于“破坏”给他们带来的名誉。
我相信有一种诗人，生来就有一种变态与分裂的心理。这不仅仅体现在圈与圈之间，也源于一些“内圈的闲言碎语、分裂和谩骂的习惯”。比如在布列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团队内，从来不乏粗话与侮辱。例如艾吕雅就曾这样攻击阿尔托：“今天，这只令人作呕的狗令我们恶心得要吐……我们不明白，这个已发出臭味的尸体，为何还要等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与打口水战相比，真正动手起来，却时常显得无比可爱，据说诗人梁宗岔是个爱打手的“贱坯子”，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如此折腾，他们最终免不了“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我曾经采访李亚伟，对方也谈到了诗人打架问题，他说”男孩子小时候一年要打很多架，记不住了。最后一次打架有好几年了，是和诗人张晓波、音乐人卢中强在一小店喝酒与邻座发生了冲突，将对方打伤了几个，我也受伤不轻，朝阳区和平里派出所找了我一个星期，要拘我，后来赔钱才没被关。”
但是不是所有的打架，都是可爱的。在中国举办诗会，总会充满火药味，总会有个别人被揍得鼻青脸肿。然而当打架升级为兵刃相见，却更显得直接、残酷，甚至为此丢掉性命。比如普希金和莱蒙蒙托夫都是因与宪兵队长和军官决斗，最终命归黄泉。但不管怎么说，普与莱也好歹不与诗人对打，而是选择与“官兵”对决，可谓男人中的男人，诗人中的战斗机。擅长“窝里斗”的中国诗人们，不妨血腥一点，向真正的伪权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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